5月26日，銀保監會正式頒佈《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辦法》（銀保監會令[2018]3號）。
與2017年12月發出的《徵求意見稿》，此次正式稿在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了調整：
（1）修訂流動性匹配率：“加權資金來源”中，納入“來自中央銀行的資金”，將3個月以內的“各項存款”的折算率由70%調降至50%，二者的綜合影響將降低流動性匹配率的分子；將“加權資金運用”中，7天以內的存放同業、拆放同業及買入返售的折算率設定為0%，這將降低流動性匹配率的分母。上述調整體現了保障流動性“平穩”和機構間流動性傳導“順暢”的考量。
（2）修訂優質流動性資產充足率：明確“二級資產”不包括金融機構發行的債券，在“確定現金流入”中將“投資債券流入”修訂為“投資債券和金融工具流入”。
（3）延長過渡期：流動性匹配率在2020年1月1日之前僅作為監測指標，不做階段性要求；優質流動性資產充足率的過渡期延長至2019年6月底，較徵求意見稿延長半年。
由於過渡期延長，加之在資管新規、大額風險暴露、NCD納入MPA考核等政策的疊加影響之下，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將在過渡期內出現“結構性”調整，預計流動性指標的達標壓力相對減輕。
流動性風險管理辦法，流動性匹配率，優質流動性資產充足率，過渡期
5月26日，銀保監會正式發佈《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辦法》（銀保監會令[2018]3號，以下簡稱《管理辦法》）。
此前，2017年12月6日，銀保監會發布了《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辦法（修訂徵求意見稿）》（以下簡稱《徵求意見稿》），我們曾就《徵求意見稿》發佈報告《全面提升中小銀行流動性監管要求—流動性管理辦法修訂簡評》[1]，並就合格流動性資產的範疇發佈報告《ABS是合格優質流動性資產嗎》[2]。
一、修訂指標算法，確保邏輯一致
本次《管理辦法》共提出五個流動性監管指標，除了巴塞爾委員會要求的流動性覆蓋率（LCR）和淨穩定資金比例（NSFR）兩個指標、我國監管常用的流動性比例以外，《管理辦法》引入了優質流動性資產充足率和流動性匹配率兩個計算相對簡化的指標。
對於資產規模大於等於2000億元的銀行和小於2000億元的銀行，分別使用不同的流動性監管指標（具體見下表）。其中，流動性覆蓋率（LCR）和淨穩定資金比例（NSFR）只適用於資產規模大於等於2000億元的銀行；優質流動性資產充足率只適用於資產規模小於2000億元；流動性比例和流動性匹配率適用於所有銀行。
這五個指標中，除流動性比例的達標要求為25%以外，其他四個指標的達標要求均為100%，指標數值越高，代表流動性監管達標越好。對於單個指標來說，分子中各項因子權重越高、分母中各項因子權重越低，越有利於提高指標數值。
《管理辦法》對流動性匹配率的計算方法進行修訂，納入的因素更加全面。《管理辦法》對於流動性匹配率做了三點修訂：
（1）將“來自中央銀行的資金”納入“加權資金來源”中，這與淨穩定資金比例（NSFR）指標保持一致，將來自央行資金作為可用穩定資金來源之一，同時也體現了近年來由於我國央行貨幣投放方式的轉變，“來自中央銀行的資金”在商業銀行負債中的比重不斷上升、目前已較高的現實，調整後分子變大，給定其他因素不變，由此將提升流動性匹配率；
（2）將“加權資金來源”中3個月以內的“各項存款”的折算率由70%調降至50%，而徵求意見稿中3個月以內和3-12個月的存款的折算率均為70%，這與淨穩定資金比例（NSFR）的計量中，負債的期限越長，負債穩定性越好的整體邏輯保持一致，較徵求意見稿更為合理；同時，將3個月以內的存款折算率調低，可以對季末衝時點行為加以抑制，調整後分子變小，給定其他因素不變，由此將降低流動性匹配率；
綜合（1）和（2）的影響來看，截至2018年4月末，商業銀行來自央行的資金餘額88,332億元，在商業銀行總負債中佔比為3.50%，其中逆回購均在三個月以內，PSL為一年期以上，MLF目前以一年期以上為主，由於逆回購的餘額波動較大，我們取3-12月的折算係數80%；截至2018年4月末，商業銀行對企業和個人存款餘額約為1,561,542億元，在商業銀行總負債中佔比為61.91%，3個月以內存款佔比（以活期存款為主）假設為40%，折算係數下降20%。
可以看出，由於存款佔比相對較高，給定其他因素不變，（1）和（2）的係數調整對流動性匹配率分子的整體影響為負值。（3）將“加權資金運用”中，7天以內的存放同業、拆放同業及買入返售的折算率設定為0%。這與淨穩定資金比例（NSFR）的計算中，認為較短期限內，向金融機構發放的貸款的流動性優於一般企業和個人貸款的邏輯保持一致；同時，這可以保障交易商的資金順利融出，緩解機構間的流動性分層問題，促進機構間流動性傳導更加順暢，調整後分母變小，給定其他因素不變，由此將提升流動性匹配率。在淨穩定資金比例（NSFR）的計算中，向金融機構發放的剩餘期限小於6個月的無變現障礙貸款，其係數為10%或15%；存放在其他金融機構的業務關係存款，其係數為50%；而其他剩餘期限小於1年的非合格優質流動性資產，包括向非金融機構客戶、零售（即自然人）和小企業客戶、主權、公共部門實體、多邊和國家開發銀行發放的貸款，其係數為50%。
本次《管理辦法》中，對於此前市場爭議的資金運用中的“債券投資”的折算係數是否為0的問題，仍保持了和徵求意見稿中同樣的說法，未做進一步說明。在目前的多個流動性指標中，除流動性匹配率以外，均根據債券的信用評級和債券主體類型進行了差異化的計量。
此外，《管理辦法》也對優質流動性資產充足率進行了修訂，（1）明確“二級資產”不包括金融機構發行的債券。《徵求意見稿》中規定：“二級資產包括信用評級在AA-級以上的信用債和地方政府債。” 《管理辦法》規定：二級資產包括非金融機構發行的信用債、中國鐵路總公司發行的債券及地方政府債。納入二級資產的債券的信用評級應在AA-級以上。”這與流動性覆蓋率（LCR）中合格優質流動性資產不包括金融機構發行的債券保持一致，這是由於在假設的壓力情景下，銀行業作為一個整體已經出現了流動性的較大壓力，因而，金融機構尤其是本行發行的金融工具在大多數情況下都被排除在合格優質流動性資產之外。（2）在“確定現金流入”中將“投資債券流入”修訂為“投資債券和金融工具流入”。這樣表述更為嚴謹，由於中小銀行的投資業務也可能包括債券以外的金融工具品種，比如票據等，理論上講，都應被納入30天內現金流入的來源，這也提高了與流動性覆蓋率（LCR）的一致性。
壓力環境假設下的流動性安排不等於正常市場環境下的流動性管理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國際監管中強調金融機構的流動性管理中應當將壓力環境納入考慮，因此，在巴塞爾協議中，也引入了流動性覆蓋率和淨穩定資金比例等指標，這些指標建立在對壓力環境的假設之下，要求商業銀行持有充足的、壓力環境下無變現障礙的合格優質流動性資產（HQLA）。合格優質流動性資產的定義較為嚴苛，必須滿足低風險、定價容易、價格確定性高、與風險資產的關聯度低、在成熟的有組織的交易所掛牌等基本特徵；此外，合格優質流動性資產必須在活躍的、規模較大的市場交易，價格波動性低，市場將其作為危機中的安全投資品種。
由於上述原因，某些市場通常認為的流動性較好的資產，並未被納入合格優質流動性資產的範疇。例如，貨幣基金在壓力環境下，可能出現集中贖回、淨值大幅下跌，因而不屬於合格優質流動性資產，在流動性匹配率指標中也被列入“其他資產”；但在正常市場環境下，貨幣基金仍然屬於較好的流動性管理工具，我國《貨幣市場基金監督管理辦法》（證監會令第120號）中也指出應當“拓展貨幣市場基金作為現金管理工具的各項基礎功能”。
二、延長過渡期，降低政策疊加效應
《管理辦法》相較於《徵求意見稿》，延長了多個指標的過渡期，我們認為，這將有助於降低近期的多項政策對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調整的疊加效應。（1）流動性匹配率在過渡期間僅作為監測指標，不做階段性要求。《徵求意見稿》規定：“商業銀行的流動性匹配率應當在2019年底前達到100%。在過渡期內，應當在2018年底前達到90%。”《管理辦法》規定：“商業銀行應當自2020年1月1日起執行流動性匹配率監管要求。2020年前，流動性匹配率為監測指標。”（2）優質流動性資產充足率的過渡期延長至2019年6月底，較徵求意見稿延長半年。《徵求意見稿》規定：“商業銀行的優質流動性資產充足率應當在2018年底前達到100%。在過渡期內，應當在2018年6月底前達到70%。”《管理辦法》規定：“商業銀行的優質流動性資產充足率應當在2019年6月底前達到100%。在過渡期內，應當在2018年底前達到80%。”
近期的多項政策將導致商業銀行資產負債出現“結構性”調整：
（1）資管新規過渡期間，“回表”過程對商業銀行表內資產負債結構造成影響；
（2）大額風險暴露監管中，將風險暴露計量與商業銀行的一級資本淨額掛鉤，影響主要體現在大中型銀行的負債端，以及中小銀行的資產端，尤其是對於中小銀行投資資管產品和ABS將造成限制性影響；
（3）2018年第一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指出，央行擬於2019年第一季度評估時將資產規模5000億元以下金融機構發行的同業存單納入MPA考核。這與《管理辦法》中的同業融入比例口徑一致，同業融入比例=(同業拆放+同業存放+賣出回購+委託方同業代付+發行同業存單-結算性同業存款)/總負債×100%。這將對中小銀行同業負債佔比形成限制；
（4）針對農村中小金融機構的專門性監管，例如銀監會《關於進一步加強農村中小金融機構大額風險監測和防控的通知》（銀監農金[2018]12號）中要求農村中小金融機構嚴格控制對省外金融機構的同業授信，並在大額風險暴露監管中制定風險壓降和整改規劃等。
上述監管政策將造成不同類型、不同規模（尤其是資本規模）的商業銀行，在資產負債結構上出現更為顯著的差異化。從政策執行的進度來看，資管新規和大額風險暴露的過渡期，均有明確的階段性要求；到2019年底，資管新規的過渡期要求已經執行大約三分之二，大額風險暴露的匿名賬戶應達到監管要求；《管理辦法》中的流動性匹配率的達標時間為2020年1月1日，由於商業銀行已經根據多項政策對於自身的資產負債結構進行全面調整，流動性匹配率的達標情況可能與現階段有較大的差異，達標壓力可能已經相對減輕。
另一方面，流動性匹配率現階段僅作為監測指標，我們認為，不排除在過渡期之後，監管層將根據實際的監測情況，對於部分指標的具體的權重進行進一步的細化和調整。
三、總結
（1）流動性匹配率作為我國監管層創設的流動性監管指標，與巴塞爾委員會的監管指標從邏輯上保持了一致性，同時又結合了我國銀行業的流動性管理實際。例如，在時間段的劃分上，按照季度而非半年；在資產負債的品種劃分上，體現了對同業存款和NCD的流動性差異的區分。
（2）本次《管理辦法》對流動性匹配率的調整“暗藏玄機”：將資金來源中的短期存款權重調低，可以起到對季末衝時點的行為的抑制作用，體現了保證流動性“平穩”的考量；將資金運用中的短期同業融出的折算係數設為0，可以緩解金融機構間的流動性分層問題，有助於交易商通過資金融通、起到穩定市場作用，保證機構間流動性傳導的“順暢”。
（3）流動性風險監管指標主要關注點在於各類資產和負債的流動性特徵，尤其是壓力環境下的流動性特徵，不包含對其他因素（包括收益率、稅收因素、資本佔用、資金投向限制、集中度風險）的考量，也不等同於正常市場環境下的流動性管理 。商業銀行進行表內資產負債的整體擺佈時，流動性因素只是諸多考量因素之一，最終的配置結構是平衡各項因素、綜合考慮的結果。
（4）由於過渡期延長，綜合考慮資管新規、大額風險暴露、NCD納入MPA考核等政策的疊加影響和推進時間，我們認為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將在過渡期內出現“結構性”調整，預計過渡期結束後，流動性指標的達標壓力將相對減輕。
（5）商業銀行的運作和監管堅持的是“流動性、安全性、效益性”三者之間的折中，市場不應該從單一一項政策來武斷推論監管者或金融機構對不同類型資產負債的好惡。事實上，如果將不同監管政策綜合來看，監管和銀行本身，最終求得的是三者之間的平衡，避免某一個方面走極端。
注：
[1] https://app.cibresearch.com/shareUrl?name=000000005ffc4fbe01602ebb3a962ae4
[2] https://app.cibresearch.com/shareUrl?name=0000000060a150d90160c01df36a68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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