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舒州公牘佚簡整理與研究》，孫繼民、魏琳著。
前一度，賈建剛先生來京，在聊天時他告訴我，河北省社科院副院長孫繼民先生是他們學校的特聘教授，某次他們聊天時，孫先生問賈兄是否認得韋力。賈兄告訴他我們有著多年的交往，孫先生很高興，他跟賈兄說，自己一直在蒐集公文冊子紙本的相關信息，他從某篇文章中得知韋力藏有幾部這種紙本，而對於公文冊子紙本的研究是他近幾年的主要課題，故他很想看到韋力的所藏，但問過多人均未找到韋力的聯繫方式，不料卻在賈兄這裡意外得知，於是孫先生提出希望到我的書齋去看看這些原本。
對於專業學者的研究，如果涉及到我所藏的版本，我一向很支持。在我的觀念中，自己有幸能夠得到某部秘傳之本，但並不等於就可以禁錮思想，也不能阻礙專家的研究。雖然說，這些年來我也忙得團團轉，在應酬各類看書之事上，確實耽誤一些工夫，但與這些學者的交往過程，也同樣讓我學到了許多新知道與新觀念，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故只要在時間上允許，我也儘量的接待這些相關學者，更何況賈建剛先生多年來給予我很多的幫助，他朋友的需求，我當然更要予以滿足。
經過幾次約時，終於在本月初見到了孫繼民先生，孫先生帶著助手一一翻看了我的相關藏本，認為我的所藏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值得共同作深入的研究。而他在拍照後離開時，又贈給了我兩部書，此為其中之一。
翻看孫繼民先生的這部大作，讓我瞭解到他對公文冊子紙本進行深入研究的原因，他在此書的前言中寫道：
中國自近代以來，基本上都有各個歷史朝代大宗文獻材料的新發現，例如與殷商相對應的有甲骨文的發現，與戰國對應的有楚簡、清華簡等的發現，與秦漢魏晉對應的有裡耶秦簡、居延漢簡、走馬樓三國吳簡、新疆甘肅晉簡等的發現，與十六國北朝隋唐五代相對應的有敦煌吐魯番文書的發現，與西夏、元代相對應的有黑水城文獻的發現，與明清相對應的有內閣大庫檔案的發現，惟獨宋遼金等少數朝代迄無大宗新材料的發現。
這段概述講到了大宗文獻的發現對於相應時代的學術研究所提供了便利，雖然說近百年來發現了許多這樣的大宗之物，早期與晚期的都有了，唯獨宋遼金等朝代直到今天也沒有出現好運氣，因此，對這個時段的研究必須另闢徯徑，而孫繼民先生正是致力於這個時段的研究，他在前言中稱：
不過，宋代文獻雖沒有被發現類似敦煌文書那樣數以萬計的大宗新材料，但數以百計的新發現材料還是蔚為可觀（零星的宋代文獻如20世紀60年代山西靈石文書、近年購自海外收藏家的宋人書信以及墓葬出土的宋代公文相對更多一些）。據筆者所知至少有兩宗，這就是黑水城出土的《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等文獻和由宋版《王文公文集》背書所保留下來的舒州文書、文人書信匯集而成的《宋人佚簡》。
由這段話就可瞭解到孫先生為什麼重視公文冊子紙本。他以《宋人佚簡》為例，講述了這本書是以特殊方式得到的。
《宋人佚簡》源自宋版龍舒本《王文公文集》，該本系宋代公文紙印本。公文紙印本屬於古籍刻印本的一種特殊形態，專指宋、元、明時期利用官府廢棄公文檔冊帳簿和私人書啟等寫本舊紙的背面進行印刷的古籍。這種以舊紙、廢棄公文檔岫帳簿或私人書啟紙背印書的風氣始於北宋，盛於南宋，繼續於元代，至明代漸少。由於公文紙印本具有正面為古籍刻本內容、背面為原始文獻（廢棄的公文檔冊帳簿、私人書啟等多為寫本）內容的雙料價值（亦有稱公文檔冊帳簿一面為正面，刷印古籍的一面為背面的），因此，相對於一般古籍而言更加珍貴。宋代公文紙印本現在不過十餘種，尤其珍稀，宋刊龍舒本《王文公文集》即為其中之一。
公文冊子紙本在目錄版本學角度一向受到重視，因為這是一種特殊的版本形式，但相應的學者大多數是研究該書的遞延，少有人關注印書紙張背面所寫字跡究竟有著怎樣的價值。孫先生說，王安石的文集，留傳至今者分別來自兩個系統，一是杭州刻的《臨川集》，二是刻於龍舒的《王文公文集》，對於後者，留傳至今有兩部，一部藏於日本東京宮內省的圖書寮，另一部原藏於清代內閣大庫，此書在光緒年間流入私人之手，而今藏於上海博物館，此書就是所謂的公文冊子紙本。對於這部書背面的文獻，孫繼民在前言中有如下形容：
在中國的這部公文紙印本，正面為王安石文集，背面除一百五十餘紙空白頁外，其餘皆為南宋時期舒州的公文檔冊和舒州知府向汮等官員文人的書啟，計達七百八十餘紙，人稱“兩者均系稀世之品，可譽為‘國寶’”。
由此終於讓我明白，孫先生為什麼對公文冊子紙如此關注，原來他並不是想研究這樣的版本，他的著眼點在這些書背面所寫的文字內容，而他贈送給我的這部書，正是他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之一。
對於這類書的研究難度，我當然能夠理解，因為用公文冊子紙所印之書留傳稀少，同時，如果要研究這些文獻，必須要拍到紙背上的文字，但古書最忌破壞原裝，而撐開筒子頁拍照，後面的文字又很難拍全。孫先生的助手在我書房裡拍照時，我已發現了這樣的問題，如何能夠解決不破壞書的原裝，還能研究到背面的文字，這的確需要特殊的設備以及專業技巧，這也從一個側面讓我瞭解到，為什麼少有人從事這方面的研究，而在這樣的高難度狀況下，孫先生能寫出這部專著，的確令我敬佩不已。
《中古史研究彙纂》，孫繼民著。
此為孫繼民先生贈送給我的第二部大作，該書分為六章，內容分別是孫先生對相關領域做的個案研究，比如第一章是趙文化與漢唐比較，這一章內有考證趙簡子平都故城之文；第二章則是研究《水經注·巨馬河》中所載支流的問題；第三章是關於唐代兵制和吐魯番文書的個案，如此等等。這些研究太過專深，令我這個外行難以讀出興趣，然而其中一篇專門談到陳寅恪與孫先生的業師唐長孺關於《桃花源記》的商榷，這篇文章讀來倒是很有趣。
1936年1月，《清華學報》第十一卷第1期發表了陳寅恪先生所撰《〈桃花源記〉旁證》一文，二十餘年後，也就是到了1959年5月，唐長孺先生所撰《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一書中有《讀〈桃花源記旁證〉質疑》一文，由題目即可得知，唐先生對陳先生的文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針對這兩篇文章，孫繼民先生撰寫了一篇名為《社會史觀與唯物史觀：陳寅恪、唐長孺解讀〈桃花源記〉的兩個維度》的專文，孫先生認為陳、唐二先生的文章“雖各有千秋，但都有一個盲點，就是缺乏對陳、唐二先生歷史觀的探討”，而孫先生的這篇文章，就是從這個角度來展開。
孫先生在該文中先對陳寅恪的研究給出這樣的評價：
陳先生通過將《桃花源記》區分為寓意和紀實兩個方面，“止就紀實立說，凡關於寓意者概不涉及”，這樣就將《桃花源記》所蘊涵的紀實資料內涵從寓意色彩濃烈的文學作品中剝離出來，從而使一件文學作品轉化成為考史證史的佐證史料，為人們理解西晉末年社會組織形式塢堡提供了一個生動的具象資料。
關於陳寅恪對於桃花源地點的推斷，以及陶淵明寫作《桃花源記》的素材來源，孫先生在文中給出了這樣的概述：
陳文從避難入山推到塢保組織，又從塢保推到檀山塢和皇天原，又以皇天原所在地的閿鄉即古之桃林而推到桃花源，通過對一系列似乎互不相干材料的鉤稽、關聯、分析和考訂，最後認定真實之桃花源在北方之弘農或上洛，而不是南方之武陵；真實之桃花源居人所避之秦乃苻秦，而非嬴秦；桃花源記紀實之部分乃依據義熙十三年（417）春夏間劉裕率師入關時戴延之等所聞見之材料而作成；桃花源記寓意之部分乃牽連混合劉驎之入衡山採藥故事，並點綴以“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等語所作成。這些結論性認識徹底顛覆了人們早已熟悉的桃花源的傳統形象，向人們展示了一幅東晉末年北方弘農、上洛一帶一個躲避苻秦戰亂的塢堡的形象。
陶淵明所作《桃花源記》，第一句就是“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這簡短的幾個字，既交待了時間，也交待了地點，以往都會認定桃花源處在湖南常德地區，但陳寅恪卻推論出這個故事的實際發生地乃是河南三門峽一帶的弘農，而我對弘農這個地名的瞭解，原於唐代詩鬼李賀曾在這裡任過職。陳先生為什麼將故事的發生地由湖南轉到了河南呢？他講出了避秦之人建造塢堡自守的故事，對於這樣的故事，孫繼民在文中給予了公允的評價：
作為西晉末年一種廣泛的社會存在，塢堡是天下大亂背景下中原地區住民抵禦異族入侵和各種敵對勢力侵犯，保衛家園的一種軍事防禦設施，也是民間的武裝自衛組織，還是地方社會中住民這一群體賴以生存的社會組織，因此又是與流民並存、並稱的北方地區的兩大社會組織之一。陳先生從《桃花源記》的分析考證入手，敏銳地發現，抓住和放大塢堡這一當時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對其性質、來源和特點進行了開創性的揭示和探討，雖然在結論中對塢堡不置一辭，不著一字，但全文透過表象挖掘出了這一具有普遍意義的社會組織，解決了一個時代一個基本的社會組織問題，並提供了一個鮮活生動的個案實例，從而勾畫出一個兩晉時期中原地區住民作為一個重要社會群體賴以生存的社會組織――塢堡的基本面貌。
然而唐長孺不同意陳寅恪的推斷，對此孫先生總結出唐先生的三個觀點，一是不同意陳寅恪文中將桃花源移到北方的觀點，唐先生的觀點是：
桃花源的故事本是南方的一種傳說，這種傳說流行於荊湘，陶淵明根據所聞加以理想化，寫成《桃花源記》。
為了說明這一點，唐先生旁徵博引，用到了許多的歷史記載，而後作出了這樣的推測：
這個故事先在荊、湘一帶傳播，陶淵明所聞為漁人捕魚，發見異境，而稍後的劉敬叔所聞是為射鹿的蠻人所發見。以後故事又流入蜀地，這個異境又移到了彭州九隴縣，也可能九隴縣本有相似傳說，說那裡有一個隱藏的小成都，後來和荊、湘一帶射鹿入石穴故事相結合。
除此之外，唐先生還從另外兩個角度作出了其他的解讀，孫繼民在一番引用之後，對陳寅恪和唐長孺的解讀都給出了高度的評價。這樣的文章頗有代入感，能夠讓人關注到一些特殊問題以及相互間不同的看法，通過對讀，可以瞭解到任何問題的周嚴都並非易事，歷史文獻的缺失，使得一些學者無法對自己大膽的設想拿出確實證據，只能通過知識的儲備來作出更具合理性的推論，但若一旦有新材料的發現，則很容易看出這種推論的確切與否。但是，這正是學術探討精神所在。而孫繼民通過兩位大師級人物的同題研究，最終展現給讀者的，則是他們以怎樣的方式來探求事物的本真。
《“機械法”與“比較版本學”：民國時代趙萬里版本學的兩個側面》，石祥著。
在天津師大古籍保護研究院成立大會上，石祥先生贈給了我這冊抽印本，返回後仔細研讀，看到了他對於趙萬里先生在目錄版本學所做貢獻的系統解讀。
石祥的這篇文章從趙萬里的治學經歷講起。1928年，趙萬里離開清華國學研究院，就職於北平北海圖書館善本考訂組，自此之後，直到其去世，趙先生都在圖書館工作。但那個時代搞目錄版本研究並不容易，石祥在文中舉出了許多客觀實例，一者北海圖書館和北平圖書館合併在一起，但善本書的數量並不豐富，直到1949年之後，很多大藏書家的珍藏之物才匯入了北京圖書館，鐵琴銅劍樓、海源閣、雙鑑樓、自莊嚴龕等等，都是此後所捐者。
而那個時段，書志出版得也很少，相應的書影之書也同樣不多，即便有幾部，質量也不高，石祥在文中寫到了當時的缺憾：
《留起譜》只刻部分行字，無法反映書葉的整體面貌，繆荃孫晚年編刻的《宋元書景》印本稀少，《鐵琴銅劍樓宋金元本書影》《盋山書影》沿襲了瞿丁舊目的鑑別錯誤，稍後出版的《嘉業堂善本書影》也有不少鑑定失誤。當然我們也可認為，這些錯誤磨礪了趙萬里的眼光，但這畢竟是郢書燕說式的幽默。
石祥以此來說明在那樣的艱苦時段下，趙萬里研究目錄版本之學是何等的不容易，但即便如此，趙萬里卻能在五年的時間內編纂出一部重要的書目：
在對此充分了解的基礎上，我們就更能深切體會：僅僅五年之後（1933），趙萬里就完成了《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的編纂，使“圖書館第一次有了既全面又可靠的善本書目……首次給學部圖書館以來收藏的善本書做了精細準確的明細清單……看到過去模糊不準確的鑑定被趙先生的版本研究一條一條改訂，讀者會感到快刀亂麻的痛快”，是多麼偉大而令人讚歎的業績。
石祥的這篇文章更為主要者，是談到了趙萬里在那樣的情況下，是如何進行目錄版本研究者，他在文中舉出了1933年趙萬里到天一閣看書的情況，而後其文中引用了趙萬里所寫《重整天一閣藏書記略》，通過該文中的工作方式，石祥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在文中，趙萬里明確提出了一種可為圭臬的善本調查方法，其核心理念是追求“精密”，達成“精密”的要點是“屬於機械方面的，固非一一記載不可”，落實於文字便是逐一記錄行款、版框、書口等物質形態特徵。可惜這份“整理天一閣藏書的全部報告”最後沒有問世，但根據引文給出的樣稿可以推知，當時趙萬里的確逐一記錄了兩千多種天一閣藏書的各項“屬於機械方面的”物質形態特徵。
而對於這樣的工作方法，石祥認為，趙萬里並不是偶一為之，因為他注意到前人的記載中，時常會提到趙萬里帶著小小的筆記本，隨時記錄下他所未見之書，而其中引用到了黃裳在《來燕榭讀書記》中的一段話：“十年前海寧趙萬里來齋中觀書，示以此冊（清順治刻本《拙政園詩餘》）及李因《竹笑軒吟草》三集，斐雲歡喜讚歎，出小冊錄行款序跋而去。”
我對這段話倒有著別樣的親切感，十幾年前，我到黃裳家看書時，他也曾給我看過這部《拙政園詩餘》。趙萬里眼界是何等開闊，他在黃裳家，黃裳給他出示的也是該書，這足見黃裳對該書的看重。這部書僅一冊，而黃裳所書跋語竟然達到了該書同樣的厚度，故只好另行裝訂成一冊。趙萬里曾經看過宋元本無數，他看到這冊順治本，竟然同樣歡喜讚歎，可見他對書的早晚並無軒輊之分，並且還能拿出小本來抄錄書中的序言和跋語。想來，趙萬里的所抄乃是刻在書上的跋語，如果抄黃裳之跋，恐怕他一天也抄不完那一冊。
對於趙萬里的這種勤備，石祥稱之為“機械法”，而對於機械法的工作方式，石祥在文中也有描述。其實那個時代像趙萬里這樣仔細記錄行格者並非其一人，石祥在文中也舉出了傅增湘和繆荃孫的例子，但石祥認為，趙萬里在局布細節上，比繆荃孫的方式更為詳盡，他認為這樣的工作辦法看似蠢笨木訥，也容易被人看低，但是日積月累的成就，卻是他人未曾預料得到。更何況：
趙萬里所處的時代，圖像技術遠未普及，決非今日在外可隨身攜帶數碼相機拍攝書影，在家可利用網絡數據庫的高清圖片。因此，他只能依靠文字記錄訪書所得。而且即便是在技術條件發達的現今，詳細記錄版本特徵，仍與圖像並行不廢，相輔相成，是版本學者的日課。要之，趙萬里的“機械法”不僅體現了清末以來版本學日趨精密的大趨勢，更表現了他個人在此方面引領潮流的卓越識見。
《杭州現存藏書樓尋蹤：帶著孩子去尋樓》，單驊著
2017年6月初，有位女士給我打電話，自稱名叫單驊，在浙江省圖講座部工作，前些年讀到了我的《書樓尋蹤》，覺得寫得很有意思。後來因為工作原因，她開始負責網絡宣傳，因此把一些藏書樓的資料放在了網頁上，居然還有著不低的點擊率，由此而讓單驊覺得：何不將杭州當地的藏書樓一一找到，像《書樓尋蹤》那樣寫成一部書。於是她就用了三年的時間，在杭州當地找到了十座藏書樓，將尋訪的過程記錄下來，組成了一部書稿，並與某出版社談妥，準備在那裡出版。
因為此事，她想找我為她的這部書寫篇序言，並從浙圖善本部的同事那裡要到了我的電話，徵求我的意見。
對於藏書樓的尋訪，我有著特別的興趣，十七八年來，這項工作有緊有慢，但並未間斷，期間範鳳書先生曾在電話中告訴我，他也準備效仿《書樓尋蹤》，為此集中兩個月時間，在一些地區跑了兩程，也找到了不少的書樓。除此之外，未見他人有著同樣的興趣。而今，有這樣一位女士也想進行這樣的活動，我聞聽這個消息，當然會感嘆一句“吾道不孤”，於是爽快答應了寫序之請，請單驊將書稿發給我，以便讓我看看，她的書樓尋訪是怎樣一種方式。
當我看到書稿時，確實有意外之感，雖然這些都是尋訪之文，然而單驊的寫法卻像是鞠萍姐姐給孩子講故事，每一篇的內容都是帶著她的女兒一同探訪，在這個過程中，她記錄下了跟女兒之間的對話，把書樓尋蹤寫成親子旅遊的童話體，多少讓我有點兒不太適應，我引用該書中的兩個段落，請看官們體味一下這種特殊的寫法：
“是呀！這也是媽媽先帶你來這兒的原因。這麼有名的藏書樓和藏書家在杭州卻知曉的人不多。媽媽希望你能知道，也希望你能瞭解藏書家們對書的熱愛，不僅是藏，更要緊的是讀。”
女兒認真地點點頭，要求我給她多拍幾張照片。看她似有所悟的樣子，我的講解似乎聽進去了。
回家的路上，女兒突然說：“媽媽，我想到了！”
“想到什麼了？”
“我房間的名字，就叫‘多讀室’！意思是我要多讀書。”女兒興奮地回答道。
“這個名取得好，”我有些詫異女兒還記著取名的事，“媽媽改一個字，叫‘多讀齋’好不好？齋有書房的意思，你的房間不僅是你起居的地方，更是你閱讀、學習、思考的地方。”
這像不像是童話體？而單驊在文中不但記錄跟女兒之間的談話，她還會將一些遊客和路人的話也記錄下來，比如她寫到文瀾閣時，有如下段落：
“這說明什麼呀？”女遊客不解地問。
“我是想，當初清朝入關時，對漢人非常歧視。到乾隆皇帝時，倒是挺推崇滿漢一家的，一方面固然是因為他要鞏固自己的統治，另一方面他的確也喜歡漢文化，要不也不會修《四庫全書》。”
“你的意思是，他推崇滿漢一家，所以題匾時也是滿漢各一半？”女遊客接口問道。
“我也只是自己想想，也許當時滿漢共存，滿漢文都有是正常現象。”
“媽媽，快來看！”
光顧著和女遊客聊天，不知女兒什麼時候已在書樓門口，正朝我招手。
把古代書樓的尋訪寫成這樣的對話體，並且書中也少有闡述書樓主人的背景、藏書經歷、曲折過程以及書的歸宿等等，而這些都是我所認定的書樓尋訪之文必寫之點，單驊沒有這樣的框框，也許正是這樣的筆風，才能將傳統藏書的概念傳播給“八九點鐘的太陽”。
此書另有單驊所寫自序，她在自序中講到了本書的緣起：
在看了不少前輩們研究的書籍後，特別在看過著名藏書家韋力先生的著作《書樓尋蹤》後，我萌發了去實地走一走、看一看的想法。如今，舊城改造加快，不知杭州那些曾經輝煌的藏書樓是否安在。我便想利用工餘時間，對遺留下來的杭州現存藏書樓做一次尋蹤調查。希冀能通過尋訪藏書樓的歷史印痕，一窺當年杭州藏書的歷史風貌。
一位女士能夠帶著孩子到處去尋找書樓，這種精神令我感佩，直到今天，我也沒跟單驊見過面，未曾跟她交流過，尋訪藏書樓真的像她寫的那麼快樂嗎？雖然說，現在人們已經不再把歷史遺蹟尋蹤視為苦旅，但其中的不容易，我卻能深解其中味，然而單的尋訪文中，我只讀到了她樂觀向上的態度。期待著她的這本書，能夠讓更多的孩子熱愛歷史遺蹟尋蹤。
《陽明先生行跡》，黃懿編著。
本月的浙江之行，其中一站是在餘姚尋訪，此次尋訪得到了朱炯先生的大力幫助。而在探訪王陽明的講學處――中天閣時，朱炯先生請來了當地文管所的工作人員黃懿先生，朱炯告訴我，黃懿是黃宗羲的後人。有這樣的人做嚮導，那當然是極準確又專業。
果真，在尋訪過程中，黃懿每到一處都會跟我講述此處遺蹟的歷史淵源，尤其與王陽明相關者，他的講述更為詳盡。當然，我也知道，王陽明就是餘姚人，也許是鄉賢之故，所以作為專業文物工作者，黃懿對他有著更多的瞭解。然而當他帶領眾人喝茶休憩之時，卻拿出此書題贈於我，裡面全是跟王陽明有關歷史遺蹟的尋訪，我才知道，他對於王陽明的研究已經這麼深入。
讀這樣的文章，當然最有親切感。近二十年來，我尋訪了兩千處以上的歷史人文遺蹟，頗以此自負，然而黃懿書中的尋訪，有不少的地點卻是我未曾訪到者。更為難得的是，將一個人的歷史遺蹟寫成一本書，如此的深耕細作，確實令我佩服不已。由此而讓我得以明白：為什麼黃懿對王陽明那麼熟悉，原來他對這位心學大師作過如此徹底的探訪。
黃懿為什麼有這樣的愛好呢？等我回來細讀該書，其在書前錄有一篇浙江國際陽明學研究中心主任錢明所作的《王陽明遺蹟考察的歷史回顧與正誤》，黃懿將此文作為該書的代序。關於王陽明遺蹟的分佈，此文首先稱：“王陽明一生至少到過中國的13個省、市、自治區，他留下的遺蹟遍佈於國內數省，然集中於浙江、貴州和江西。而整個陽明學派之遺蹟，則不僅廣佈於中國，亦留存於日本和朝鮮半島。”
分佈如此之廣，而能將其一一探訪尋得，只有走過這麼多路的人才能體味得到其中的艱辛。但是對於王陽明遺蹟最早的尋訪者，卻並不是中國人，錢明代序中寫道：
對於中國的王陽明遺蹟，最早予以關注的是日本人，這多少令國人有點尷尬。根據日本人寫的各類遊記以及相關史料記載，20世紀20年代之前，就有日本學者岡千仞、三島毅的弟子們，以及高瀨惺軒、諸橋轍次、井出季和太等對浙江、貴州等地的王陽明遺蹟進行過實地調查，並留下了珍貴的照片、日記和詩文。
正是受這些日本人的影響，中國人對王陽明遺蹟的尋訪才漸漸興起，錢明的這篇代序詳細地講到了這些日本人作出的努力，對於他自己，則有這樣的綜述：
本人因受恩師岡田武彥的影響，對王陽明及陽明後學的遺蹟調查情有獨鍾、樂此不疲，20多年前就參與了岡田武彥為首的6次“中日聯合王陽明遺蹟考察”活動，5年前又參與了其弟子吉田公平為首的3次“陽明心學遺蹟考察”活動，其間或此後又獨立或率團進行過10餘次王陽明及陽明後學的遺蹟調查，同時對日本、韓國的陽明學派遺蹟進行過考察，可以說對於整個東亞陽明學的史蹟遺存比較熟悉，並存有大量第一手資料。
接下來，錢明在代序中一一敘述了三島毅、高瀨惺軒、諸橋轍次、井出季和太、岡田武彥以及志賀一朗等人，對於王陽明遺蹟的探訪以及他們相關的研究。從此序中讓我瞭解到，錢明將岡田武彥視為恩師，而我對這位日本的儒學家也有著本能的敬意，因為我在寫《覓理記》中王陽明一節時，關於王學的闡述也引用了岡田武彥所著《王陽明大傳》中的觀念。我從該書中瞭解到，岡田先生還是王陽明墓的修建人：
在紹興期間，當岡田武彥一行探尋到雜草叢生、破敗不堪的陽明墓時，心情很是沉重，表露出欲資助修復陽明墓的意願。令我驚訝的是，不到一年，這件事就有了著落。1989年3月，由岡田武彥發起，在日本全國籌集300萬日元資助紹興縣修復的王陽明墓順利竣工。同年4月，岡田武彥親率33人的“王陽明遺蹟探訪團”再次來華訪問。
大概在六年前，我曾到紹興地區找到了王陽明墓，當時我還感慨他的墓竟然保護得如此完好，當時我並不知道，王陽明墓的修復竟然有岡田武彥作出的貢獻。錢明在文中還提及岡田為了修復王陽明故居，在日本組織捐款，而後親自攜帶捐款，並率領二十餘人的代表團赴餘姚出席此故居的落成典禮。八十多歲的岡田先生一次次來到中國，對王陽明的遺蹟進行田野調查活動，為此還影響到了一大批的人，這份感召力令我膜拜，尤其文中寫道，1992年4月30日，岡田先生一行到江西大餘縣的漳水岸邊去弔慰王陽明之魂。錢明看到岡田先生面朝南，口吟詩，而後灑酒祭奠，那一刻先生淚流滿臉，這讓錢明也為之動情。我讀到這裡時，心中引起的悲情同樣不能自制。
從尋訪角度而言，岡田武彥的所為給我以深深的啟示：應當將一位人物的遺蹟儘量地尋找完全。然我的尋訪目的畢竟與岡田先生略有不同，我之所以把尋訪的題目搞得如此寬泛，更多者是想借此來了解中國人文與地域之間的相互關聯，所以我的尋訪更像是個人的讀書錄。岡田先生的這種尋訪方式，則屬典型的專家之學。不知道黃懿是否是受岡田先生的影響，也將王陽明的遺蹟作為一個整體專題，而後分時段、地區進行尋訪，可惜他在書中並未交待當年岡田武彥等人進行的多次活動，是否他也參與其中，如果那樣的話，他將聽到多少大師級人物的言傳身教啊。僅憑這一點，就令人大感欣羨。
《如晤如語：茫父家書》，姚華著，杜鵬飛點校
此書乃點校者杜鵬飛先生所贈，杜先生是當今研究姚茫父的專家，正是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更多的人瞭解到姚茫父是何等的才藝雙全。可是每當我收到杜先生的此類作品時，都會心生慚愧，這緣於他在收集姚茫父各種資料時，也曾找到過我。因為他從《芷蘭齋書跋》中看到，我那裡也有姚茫父的稿本和鈔本，遺憾的是，因為我孤陋寡聞，並不知道杜先生是這方面的專家，再加上忙於到各地去尋訪，所以他幾次提出前往我的書齋來看這些姚華故物時，都因為時間不巧合，未曾成行。對於這樣的一位專家，不能提供他所需要的資料，這本來就讓我慚愧，而杜先生不以為意，每當有新作，都會賜下。
杜鵬飛點校的這部新作，乃是姚華寫給兒子姚鋈的一批家書。通常來講，家書的內容大多是家事，這樣的信很少包含著重要的歷史信息，但我翻閱杜先生所點校的該書時，卻得到了太多的收穫，由此而改變了我對家書的偏見。
此書前收有姚茫父的孫女姚伊所作序言，姚伊雖然沒有見過祖父，但她卻從親屬那裡聽聞到祖父對家人的態度：
我沒有見過祖父，我出生時他已去世。早時看著他嚴肅的相片，想像他一定是位嚴厲的不苟言笑的老父親。我也曾聽我大伯家的大姐說過，她在蓮花寺生活時（祖父去世時她約十歲），很怕祖父，聽見他的聲音就躲起來。可是你看了他的信，作為學者，展現了他生活中的另一面。這才是他為人的全貌。
中國人強調“慈母嚴父”，姚華在這方面足夠傳統。姚伊序言之後，乃是談晟廣所作《發問來，吾為對也――堪稱民國文人家庭教育典範的〈茫父家書〉》，此文乃是對這部家書作出的通體分析：
這本家書集，收錄了自1913年12月17日至1922年2月，姚華寫給姚鋈的57通家書，信中除了反映時局的信息、家庭瑣事、人物品評等家書中常見內容之外，更多的是姚華教兒子如何練書法、如何習畫、如何讀古文、如何寫文章、如何撰對聯、如何擬訃文、如何在信中稱謂等等。
談晟廣在文中舉出了姚華寫給姚鋈的一封信，這封信是告訴兒子在寫信時需要知道的禮儀：
所問數條，親戚世交長輩，開首稱呼，可於姻親之下加一丈字，下再用座下二字。古則閣下最尊貴，時俗濫用，故避去而稱座下，實不典也。至稱閣下之意，由古人自謙以為對於尊長不敢逕白，所有書啟白之於尊長左右之人，以翼傳達耳。由此以推，如用綱紀、執事、侍下、左右、右史、侍史，均可。近用尊鑑、臺鑒等字，系屬逕白，似尊其人而實較貶，不可不知也。
從這段話也讓我學到以往不曾留意的寫信尊稱方式，如果不讀這段話，我也認為在對方的大名之下寫下尊鑑、臺鑒既顯得古雅又顯得尊重，讀到姚華的這段話，才明白這種稱呼貌似尊敬，其實卻不禮貌。不僅如此，姚華還教給兒子如何在信封上署名，以及給長輩生日賀信的寫法：
封面以時宜仍稱先生，或於上冠以老字，則無法推尊矣。家中長輩生日賀壽，簡式用五行：第一行，某某叩；第二行，祝，較第一行高一字；第三行，某某大人大壽恭請，較第二行又高一字，鈞安伏惟，與祝字平；第五行，慈鑑，與鈞字平；慈鑑下小字旁寫某某叩稟，或謹稟。第一行稱呼如第一孫或第一子或第一侄子，尾稱名則不加稱呼。平輩則依前式斟酌，略加數語，以平常書信作之可也。
古人信封的寫法居然有這麼多的講究。雖然說，這種禮節今天已幾乎無人使用，然而姚華對兒子的這份耐心卻令我大感慚愧，想想自己的所為，真跟他差著不知幾條街。姚華還是一位著名的書法家，他的獨特筆鋒不知是否教過弟子，但對他的兒子，他卻會仔仔細細地告知如何下筆，在一番教導之後，他又娓娓而言：“俟爾考定學校後再為爾寄拓片去也。”一片慈愛之心，溢於紙端。
此書前還有杜鵬飛所作《偶得一集讀，感人深入腑――略言茫父先生書信兼及〈弗堂類稿〉編纂》，此文乃是他對姚茫父的整體評價。杜先生首先稱姚茫父的刻銅、箋紙、穎拓和書畫等方面都大受追捧，並引用了郭沫若看到陳叔通珍藏的《茫父穎拓泰山李斯刻石殘字》所發出的感慨：
茫父穎拓實古今來別開生面之奇畫也。傳拓本之神，寫拓本之照。有如水中皓月，鏡底名花，玄妙空靈，令人油然而生清新之感。叔老特加珍護，匪惟念舊，別具慧眼，知音難得。嗚呼！茫父不朽矣！
但是，杜鵬飛認為單純把姚茫父視作穎拓的發明人，其實是看低了他，因為姚茫父在教育界、文學界、金石界都有著重要的貢獻，因此杜鵬飛認為：“說他是‘一代通才’毫不為過。其影響又何止於穎拓、刻銅、箋紙這一類文人雅玩、雕蟲小技呢？”可能正是這樣的原因，使得杜鵬飛對姚茫父有著深入研究，他想讓世人真正的認識到姚華是一位多才多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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