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樂知

林樂知

美國監理會傳教士。1860年到上海，曾從王韜治漢學。1868年創辦並《教會新報》，1874年9月更名《萬國公報》。中日甲午戰爭前後，宣傳中國變法維新。1907年在上海去世。

女神節裡，要感謝150年前這個在上海開自媒體的美國人

土城

每一位女生閱讀本文之前，請先低頭看一眼自己的雙腳。

是的，大家的腳很普通，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你們是幸福的人，要知道，1949年以前，中國婦女纏足仍是頑固的民間風俗。

婦女纏足的消失，有一個漫長的歷程。如果提到放足觀念的傳播，繞不開150年前的一個美國人。他的中文名叫林樂知。

在大約150年前，林樂知來到中國，開了一家自媒體，他的初衷是傳教。傳教是個技術活，不那麼容易。他分解任務，期望通過幾個手段來達到傳教目的。然而，結果並不如他所願。但後世學新聞的人記住了他，因為他在當時搭建了一個超級自媒體平臺。

這個平臺吸引了大量精英粉絲，人稱“西學新知之總薈”。到林樂知去世，這家自媒體存續40年左右，是西方傳教士在華所辦中文報刊歷史最久、發行量最大、影響最廣的一家，在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林樂知創辦這家自媒體叫做《萬國公報》。

從差點犯政治錯誤的“菜鳥”

到精英垂青的文化傳播者

林樂知與婦女放足觀念的傳播有什麼關係？在這之前，先了解一下林樂知的自媒體從業經驗。

林樂知，基督教美國監理會傳教士，1836年出生，從小父母雙亡，由姨媽帶大，文學學士。1860年6月，24歲的林樂知，偕同夫人帶著他們不滿週歲的女兒來到上海，開始了在中國長達40多年的傳教生涯。

林樂知到中國傳教，想到了辦報紙。1868年9月，他很天真地辦了一份宗教刊物《中國教會新報》，週刊。為什麼說他天真，從他對報紙取名就能看出來，他要赤裸裸地宣傳宗教思想。但在儒家思想佔領意識形態陣地的中國，這種強行介入的結果可想而知，很失敗。

他一手創辦的《中國教會新報》這個自媒體，無錢、無粉絲、無資源。辦刊費用只能靠林樂知自己想辦法解決。

《中國教會新報》問世以後，沒什麼人關注，發行量有限，所得收入不足以維持正常運轉。不溫不火辦了6年後，不得不關張大吉，他自己說關停的原因是要忙別的事，但實際上是沒錢了。

停刊之前，他也掙扎過。其方法就跟我們今天運營自媒體的人一樣，改個名字，希望換個運氣。第301卷，他把“賬號”名字改了，取了高大上、目的性不那麼強的名字：《萬國公報》，英文名為“Chinese Globe Magazine”，直譯為《環球雜誌》，內容大為擴展，開始對一般知識和世俗有較多關注。

《萬國公報》樣刊封面

——重新出山的林樂知今非昔比，憑藉這6年積累的人脈和失敗創業經驗，《萬國公報》成為業內最為耀眼的“自媒體”品牌。

首先，《萬國公報》拿到了“風投”——成為英美在華基督教組織廣學會（The Society of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的機關刊物。林樂知擔任主編。

林樂知此時已經成為今天說的“魅力人格體”，自帶光環。

林樂知不再像初到中國時那樣愣頭青，不曉世事。記得他剛來中國的第二年，即1861年，他還差點站錯了隊，犯了政治錯誤。他當時對南京的太平天國感興趣，企圖由太平天國打開一個缺口，推進傳教事業。好在他到南京拜見洪仁玕時，人家不搭理他。

這幾年，林樂知在四處佈道的同時，跟隨王韜等人學習中國文化，打通語言關，並廣泛結交社會名流。他以西方文化傳播者的形象出現，廣交了一批“士”和“官”，如馮桂芬、嚴良勳、汪鳳藻、陳蘭彬、沈毓桂、應寶時、李鴻章、丁日昌、張之洞、張蔭桓、呂海寰等。這些人成為他的“粉絲”，極大擴大了《萬國公報》的聲望。

同時，他有了強有力的團隊，確保能持續生產優質內容。他的小夥伴們在中國近現代文化交流史上都是響噹噹的名字：李提摩太、丁韙良、韋廉臣、花子安、艾約瑟、幕威廉、狄考文、李佳白等傳教士，華人如沈毓圭、蔡爾康、範禕等。

林樂知的朋友圈，臉盲覺得他們長得很像。

丁韙良為《萬國公報》提供了優質內容

至1907年12月第237期停刊時，《萬國公報》成為一份集新聞報道、中外時事評論、中西學介紹和研究的綜合性刊物，而不再是一份宗教讀物。

“在林樂知任主編期間，沒有哪一份雜誌像《萬國公報》這樣，在中國取得了如此廣泛的影響”，歷史學家袁偉時在《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中評價，《萬國公報》出版了四十年，整整是兩代人的思想塑造期。

《萬國公報》的發行經驗有值得稱道之處。一是贈送。相當於現在免費推送重點文章，贈送對象也不是一般人，主要是舉子、高級官吏，如翁同龢、文廷式、孫家鼐等。二是在全國各地及海外設立代銷處。至1898年，廣學會在中國各地暨海外共設有31個代銷處，1899年增加到35 處。這些代銷機構遍及南北各地，覆蓋大半個中國。

可以說，《萬國公報》採取了更加垂直的策略。復刊後的《萬國公報》調整辦刊方針，由最初的側重於傳教轉變到側重於政治、時事和傳播西學知識，這對於吸引中國的知識階層和政府官員成為其讀者是行之有效的。

《萬國公報》將目標群體鎖定為三類讀者：官員（高級文官、高級武官、候補官吏），教師，知識分子。到1891年“吸粉”17036人。

看看廣學會的一份銷售計劃，可以窺見《萬國公報》對讀者群的精準定位。其中，發行對象的知識分子（除開官員和老師）分類：“（１）來京會試的人員，（２）在二十行省內投考舉人的人員，（３）在全國253個府縣投考秀才的人員，這三方面共3000人。”

廣學會曾做了個理想的預測，他們將《萬國公報》贈送到各級官員手上，包括縣級以上的主要文官、營級以上的主要武官等四類人，共有約4萬人。

影響了這4萬人，就等於影響了中國3億多人。方漢奇在《中國近代報刊史》中說，這幾乎把中國社會的精英分子囊括無遺了。制訂計劃者認為：這些人“是滿清帝國的靈魂和實際的統治者，所以很顯然，如果要影響中國整個國家，我們就必須從這些人開始”。

當然，到底有多少中國人是《萬國公報》的讀者，這個無法統計。但《萬國公報》影響確實很大。比如，總理衙門經常訂閱《萬國公報》，醇親王生前就經常閱讀過該報，而包括王韜、鄭觀應等早期維新派以及後來的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戊戌維新派也是《萬國公報》的主要讀者。再比如，據《林語堂傳》，林語堂的父親也是林樂知的讀者。

《萬國公報》讀者群體呈現出精英化傾向，對維新派影響極大，康有為曾是一名忠實讀者。

康有為等維新派都是《萬國公報》的忠實粉絲

內容為王，在清末辦媒體也不例外。

首先是關心時政。《萬國公報》善於報道重要事件以擴大聲望。甲午戰爭爆發，《萬國公報》報道戰爭和評論時局，引起了士大夫和上層官吏的重視，發行量大增。到1896年，一年發行近5萬本。

其次就是介紹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等新知、新學。凡西方的物理、化學、數學、天文、地理、生物、醫學、製造、鐵路、輪舟、郵政、農業、漁業、開礦等新的理論、新的技術, 《萬國公報》都加以譯介，並配之以圖，給晚清的中國民眾以一種新鮮感。歐美的一些近代科學家, 如牛頓、達爾文、哥白尼等，《萬國公報》刊出了他們的傳記。

《萬國公報》也介紹西方新的社會科學知識，如西方的經濟學、貨幣理論、市場學、對外貿易、管理科學、教育制度、法學、圖書館學、政治學、議會知識等。該報第121期至123期連續介紹了歐洲的“安民新學”（即社會主義），敘述其基本主張。這是中國最早介紹社會主義理論。

復刊後的《萬國公報》影響越來越大，日子越過越好。除了發行收入，還有打賞收入——讀者付費閱讀。中國的官紳階層不但訂閱《萬國公報》，還積極幫助外國人推銷該雜誌，主動向該雜誌捐款。張之洞任兩江總督、湖廣總督期間，就曾先後四次捐款給廣學會，累計達8000兩白銀。

為了強化品牌價值，林樂知特別重視“線下”活動，形成媒體矩陣。林樂知和李提摩太、丁韙良等人組織廣學會，出版圖書，擴大教會在中國的影響。他還與在華傳教士狄考文、李佳白、丁韙良等成立了中國教育會，計劃廣辦西式學堂，並由他主持於1881年在上海建立了中西書院。

可以看出，林樂知作為自媒體大號創始人，他經營自媒體的方法有五個：建立高端朋友圈、精準定位用戶群體、打造垂直內容、經營好線下活動、形成自媒體矩陣。

抨擊中國傳統女性觀

成為婦女解放思潮的先聲

前面說了林樂知的自媒體創業經驗，現在談談林樂知除傳教之外，一生念茲在茲的事。

今天，大家對纏足可能無感，認為它是愚昧的行為，但在150年前，纏足是一種份數，深入到人們的觀念之中。

發明纏足的男人認為，纏足既能纏住女人的身體，讓她少逛街，又能纏住女人的思想，讓她更規矩。用古人的話就是“拘束其身”、“禁亂步”、“斂性情”。

一個女子長相、身材再好，如果是一雙天足或腳纏得不夠小（超過了三寸），就會被人恥笑，嫁人也困難。至於摧殘人體、行動不便，男人們可不管。

在宋元明清，不少直男癌寫過讚美小足的詩文，他們歌頌女性的小腳，甚至從形狀、尺寸、裝飾、氣味等角度來品評。這裡面有我們很熟悉的大文人，比如蘇軾、李漁。

纏足起於什麼時候，學術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宋代以後的婦女纏足已經成為風俗。

事實上，禁止纏足從清朝起就開始了。滿族女子是不纏足的，她們要騎馬。

“你們男的要蓄辮子，女的要放足。”清人入關時就下了命令。漢族士大夫說，你們這是侮辱我們，是男人就絕不蓄辮子。

結果，漢人男子的辮子蓄起來了，但女人的纏足沒有禁住。可見漢族男人的意志還是不如女人堅強。到了康熙七年清政府只好罷禁，可見積習之深。

纏足的中國婦女，實在不忍心將特寫圖片發出來，自行搜索吧

清初禁止女性纏足，結果漢人男子的辮子蓄起來了，女人的纏足沒有禁住。

我們常說，思想觀念是人們行動的先導，也是事業興衰成敗的關鍵。移風易俗的事，不是官方想禁止就能禁止的。觀念上不發生變化，行為很難徹底轉變。

放足觀念的傳播，必須感謝清末的傳教士們，正是他們和清末反對纏足的名流“裡應外合”，加速了放足運動的開展和普及。

林樂知晚年說，“鄙人寓華四十餘年，無日不以當行之正道引導華人，亦無日不以當開之民智啟迪華人，而尤不能一日去諸懷者，則惟此振興女學，釋放女人，以提拔女人平等之地位，造就女人之同具之才能而已”。林樂知以《萬國公報》為陣地，宣揚女子解放併為此實踐，為晚清女學的振興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

林樂知絕對是個“婦女之友”。有人統計，一，《萬國公報》中有關婦女問題的文章三分之一以上為其著譯；二，他本人的作品中關於婦女問題的論述佔了相當大比例；三，他任美國監理會中華教長時，女傳教士所佔的比例是所有差會中最多的。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男尊女卑、女子無才便是德、男女地位不平等，幾千年來根深蒂固。林樂知認為，女子釋放（解放）最重要的是受教育，《萬國公報》成為當時倡導婦女解放的最激進、最具吸引力的媒介。夏曉虹在《晚清文人婦女觀》裡評價，林樂知的《險語對》因直接抨擊包括貶抑婦女在內的中國種種弊端，言辭激烈，尤給國人以強烈刺激。

《萬國公報》刊發了一系列有影響的文章。著名的有：花之安的《自西徂東》第二卷“禁溺女兒”一章，闡述了西方女子生存權、男女教育平等權。丁韙良的《西學考略》一書下捲開闢“女學”專章，闡明瞭女子學校教育的重要意義，上關乎國家強盛，下及教育子女。慕維廉的《中國女學》，在介紹英、美、德等西方國家女子教育興盛的同時，批評中國不設女學與溺女之風。狄考文的《振興學校論》一文，論述了女子教育的必要性。謝子榮的《泰西之學有益於中華論》，闡述了女子進入學校接受教育的重要性。韋廉臣的《治國要務論》中闡述了女子教育的必要性。華立熙的《女學興國記》, 他以英國、美國、俄國為例，闡明女子教育與國家強盛之間的關係。

林樂知自己也寫了許多婦女問題的文章，影響最大、用力最多的是一部洋洋百萬多字的鴻篇鉅製。大約從1900年初開始，林樂知在華人學者、時任《萬國公報》主筆的任廷旭的幫助下，用整整3年時間，收集古今中外世界各國的婦女風俗和女子教育資料，編寫了《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Woman in All Lands,or China' s Place Among the Nations)，共22卷，於1903年由上海美華書館刻印出版。

林樂知的洋洋鉅作，歷時三年完成，收集古今中外世界各國的婦女風俗和女子教育資料

林樂知的許多婦女觀點，現在看來也很超前。比如，他認為，評定和判斷一個國家教化的等級或優劣的標準，就是看這個國家女人的地位。再比如，他認為西方民主的基礎在於造就自主自治的國民，而這種國民的造就，既離不開學校，更離不開家庭的早期教育，而歸根結底在於通過女學培養出自主自治的賢母。

在極力介紹國外女俗、振興女學之外，林樂知不會忘記勸戒纏足。用今天做新媒體的眼光看，《萬國公報》宣傳勸戒纏足，可以說是抓住了婦女問題的“痛點”。

為什麼勸戒纏足如此重要？大概在於婦女教育和介紹女俗都不能立刻見效，最顯而易見的就是纏足。林樂知說：“茲論中國之女俗，若一一縷陳，難免有重複之詞，特於其中擇取惡俗三大端，以包括中國之女俗，即可見中國看待女人之若何暴虐矣。所謂三大端者，何也? 一為幽閉女人，二為不學無術，三為束縛器足。前二端，為東方諸國之所同，後一端，為中華一國之所獨。”

林樂知闡釋：“纏足為中國最惡之風俗，亦為中國漢人獨有之風俗，與政府無涉也。究之作淫巧殘形有百害無一利，未有如纏足之甚者。”

《萬國公報》宣傳勸戒纏足，可以說是抓住了婦女問題的“痛點”

傳播放足觀念採取的是綜合方法：辨析危害-科學解釋-女性教育-線下活動。

林樂知著作

傳教士在《萬國公報》中痛斥纏足，認為“纏足之害使四百兆中去半為無用之人”，列舉了纏足五大危害：對婦女肉體的嚴重摧殘；步履不便，操業多艱；纏足影響生育；失去獨立性，依附於男子；為男之者易於壓制其妻。

為配合勸戒纏足，林樂知極端重視“線下”活動——他親身組織活動以實踐其放足的理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當屬與天足會的密切配合。

上海天足會是1895年4月由以英國商人立德夫人設立的，該會從設立一開始就得到了林樂知的大力支持。《萬國公報》一直密切關注天足會的動態，對天足會的活動，給予及時報道，僅題目中有“天足會”字樣的報道和文章就有13 篇之多。

如果有興趣，可以到網上搜一下纏足的圖片，真令人驚悚。當時宣傳放足，傳教士們也採取過最直觀的方式：用X光拍攝纏足的片子，將片子貼於京城內外，以證實纏足如何使腳骨折斷變形，使纏足的殘害肢體、戕害生命更加直觀地顯現在人們眼前。這些宣傳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反響。

回頭看林樂知重視女性解放宣傳，既有其個人性情原因，也有宣傳策略考量。林樂知深知中國陋習，但直接批評中國男性，等於打了中國男性的臉，容易“掉粉”，不利於傳教。而要是去拐賣抹角地去為女性爭取平等權利，既不用直接打臉中國男人失去“粉絲”，又可以爭取到女性“粉絲”。這種傳播策略，和他堅持的“孔子加耶穌”式的傳教策略是一致的。

在中國近代婦女觀的嬗變過程中，傳教士對中國婦女問題的觀點是一劑催生劑。林樂知等西方傳教士們以其清政府不敢得罪的洋人身份，加上《萬國公報》等刊物強大的傳播網絡，在得到中國開明的“士”“官”階層的支持後，發揮出傳播媒介的最大效能，直接或間接對中國近代婦女啟蒙起了推動作用，成為婦女解放思潮的先聲。

推廣天足會運動的英國商人立德夫人，是林樂知“線下”開展女學活動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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