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影視明星天價片酬“陰陽合同”的曝光，資本市場上相關上市公司的股價也受到了波及，國內A股影視板塊全線下挫。
中國式大片催生“天價片酬”
中國電影在2002年才開始產業化改革，一方面是應對WTO之後進口影片對國產電影的衝擊，另一方面是中國電影在1999年跌入谷底，當年的票房才達到8.1億元。中國電影需要一次脫胎換骨，而產業化的核心就是允許民營、外資進入電影投資、製作、發行、放映環節。
在資本力量的助推下，中國電影的產量從2002年的100部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406部，電影年票房從2002年的不足10億元擴大到2017年的559.11億元，比2007年增長30.48%，增長速度全球第一。
這些讓人興奮的數字背後是“中國式大片”正成為中國電影黃金髮展時期的主要模式，也就是大導演、大投資、大明星、大製作“引領著”著中國電影的衝鋒方向。
不可否認，中國電影的發展階段，“中國式大片”模式的確有一定積極的探索作用，導演、演員的片酬增長也存在一定的市場合理性，但問題也不少。
這些問題集中在因明星高片酬而抬高電影成本，以及過多資本湧入市場破壞電影發展等方面。以電影投資成本為例，主要包括內容製作與宣傳發行兩大部分，核心是內容製作，內容製作中演職人員成本是最高的。
天價片酬是否合理？
資深電影人王璐表示：“沒有人計算過，從2002年到2008年，中國電影每年的投資總額變化是怎樣的，但的確與社會資本向影視產業的大量流入不無關係。”
“2008年，中國式大片已有一些風險性的危機，但隨著金融危機的爆發以及2009年華誼兄弟、光線傳媒等影視傳媒公司的上市，加之地產、能源型企業的轉型，熱錢再次融入電影行業。”王璐認為。
雖然小成本製作的電影在這期間有發過光，但隨著2014年，佔據中國富豪榜單前十位的集團，尤其是BAT的大舉進入影視產業，進入10億票房時代的中國電影超越好萊塢貌似指日可待，製作公司計劃投入的上億元投資的影視項目比比皆是，而各路崛起的小鮮肉、網紅身價也暴漲，有些演員因為一部影視劇的火爆，其身價一年之內就會暴漲百倍。
曾有通報要求，各級電視播出機構在電視劇購播過程中不得指定演員、不得以明星大腕作為論價標準，在電視劇宣傳工作中不得對明星進行過度炒作。現實則是一個影視劇項目從投資到銷售的整個過程中，明星陣容是最先吸引投資者以及播出平臺的。
以電視劇為例，與論價標準相關的就是產品的收視率以及廣告收益，也就是核心的“千人成本”和“收視點成本”，前者指的是某條廣告被1000人次的受眾量看到所需要花費的成本，後者指的是某條廣告每得到一個收視率百分點所需要花費的成本。兩個指標直接反映出廣告的投放成本和播出效率。
節目收視率越高，收視點成本越低，廣告傳播效果也就越好，廣告時段的銷售價格也就越高，這是一條看得見的商業利益邏輯。
同樣的邏輯在電影票房、視頻點播率亦是相通的。而在收視率、票房、點播率的追逼下，背後的許多數據也有造假成分，能看得見的商業利益都是與明星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問題太多、太複雜，一方面焦灼的投資者需要一個明晰的標準，從而降低明星的成本，能夠將更多的錢放在編劇與其他製作層面，一方面，市場的需求又離不開明星的影響力。”王璐認為。
新玩法
相較於網友與媒體表現出對天價片酬、明星的 “大小合同”等問題的關注，影視圈則幾乎一片平靜。
去年9月出臺的《關於電視劇網絡劇製作成本配置比例的意見》（下稱“意見”）要求，各會員單位及影視製作機構要把演員片酬比例限定在合理的製作成本範圍內，全部演員的總片酬不超過製作總成本的40%，其中，主要演員不超過總片酬的70%，其他演員不低於總片酬的30%。
管理部門的初衷是為了管控不合理高片酬，弘揚“戲比天大”的職業精神，但是執行起來就難說了。
“越限制片酬卻越高，因為對演員的依懶性，使得企業與演員的談判價碼並不高，上有政策，下有市場，該怎麼辦？大小合同，還是得籤。”一位投資影視行業的金融界人士表示。
上述資深製片人就這樣表示，“大小合同一個是給明星片酬的合同，一個是以明星所在公司或工作室的名義的製作費合約；或者擔任多個職務，拿到製片人、監製等多份職務的酬勞等。”
例如，《葉問3》當年其中直接參與者包括2家上市公司——神開股份、十方控股，快鹿集團就是在2014年末至2015年初，先後入股上述兩家上市公司，並讓其參與到自身投拍電影的票房投資中，業內稱其“醉翁之意”就是二級市場收割財富。
相較二級市場的高收益，出品方給明星的那些天價片酬又算什麼。“這也是此次影視圈基本保持沉默的根本原因，畢竟每年的大片拍攝基本在幾大初具規模的大娛樂公司手中。”上述高管人員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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