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三十年來，由伊斯蘭極端激進組織發起的恐怖主義襲擊在所有的恐怖主義和暴力恐怖活動中佔據了中心位置。這就給人們造成了這樣一種印象，彷彿恐怖主義活動都是穆斯林所為，從而將恐怖主義與伊斯蘭聯繫在一起。於是，伊斯蘭與恐怖主義似乎如影隨行須臾難以分離。早在伊斯蘭極端主義者成為問題之前，歐美社會就一直把伊斯蘭和穆斯林視為另類，無視伊斯蘭世界和穆斯林內部的多樣性，將之視為同質性的對象加以刻劃，使之成為西方文明的“他者”，造就了“東方”（指中近東）的非理性、暴力、殘忍、野蠻的刻板印象。使“東方”成為一種象徵，代表著“一大群恐怖、具破壞性、惡魔般的野蠻人”。歐美國家文化產業對穆斯林形象的塑造，至少帶來三種消極後果。
其一，它為極端主義者提供了發起所謂“聖戰”的口實。伊斯蘭極端主義恐怖組織甚至從這些汙名化的文本和表述中得到啟發，以至於策劃了更為有效的襲擊。對紐約世貿雙塔的911襲擊是為其例。在此之前已有美國的有關電影中有類似情節。其二，它會把一部分穆斯林推動極端主義者陣營。其三，這種聯想建構起一種特殊的歸類，如同把少數民族與貧窮落後聯繫起來所產生的刻板印象那樣，把伊斯蘭同恐怖主義不加分析地加以聯繫，也會使人們產生把穆斯林與野蠻聯繫產生認知上的歸類。所以，在反恐動員的話語中，分寸的掌握至關重要，一定要把伊斯蘭極端主義者與一般穆斯林民眾嚴格區分。反恐所面對的終歸是一小撮人而不是整個族群。因為暴力恐怖分子來自某一族群或者某一民族，便對該族群或者民族另眼相看，或視為另類，是缺乏智慧的愚蠢做法。
話雖如此，但這些年代伊斯蘭極端主義組織的恐怖活動增加卻是不爭的事實。僅在過去的兩年間，法國就發生了數起嚴重的恐怖主義襲擊事件。先是對《查理週刊》和里昂的襲擊，接著是不久前發生在尼斯的卡車襲擊事件。如果說對《查理週刊》的襲擊具有爭議性，里昂和尼斯事件則絕對是真正意義上的恐怖主義事件。
除了今年來在歐洲的一些恐怖襲擊之外，巴以爭端中也經常出現恐怖主義襲擊，如襲擊機場、慕尼黑奧運會和劫持飛機之外，還包括了屢屢發生的在公共場所的汽車炸彈襲擊。此外，在其他一些國家也出現了類似事件。在我國，來自伊斯蘭極端保守主義者的暴恐襲擊和恐怖主義活動近十多年來也呈現上升趨勢。這一趨勢直到這一兩年有所遏制乃因政府的強力打壓。但是，正如已經指出的那樣，在中東等西亞地區發生的恐襲事件並非全因為宗教的因素，也不是所有的參與恐怖暴力行動的暴徒都是穆斯林。事實證明，巴勒斯坦的基督徒也參與其中。但因為中東地區是恐怖主義襲擊和暴恐活動最為頻繁的區域，而這一區域的居民以阿拉伯穆斯林為主，這就容易使人們將這些恐怖主義活動與伊斯蘭聯繫在一起。這是為什麼世界範圍內有此刻板印象的原因。
除了中東地區之外，我們看到，踐行伊斯蘭的其他區域，如阿富汗、巴基斯坦、中亞地區，以及俄羅斯境內的若干區域，也經常爆發恐怖主義襲擊和暴恐活動。這就足以印發我們的思考，到底伊斯蘭和暴力之間存在著什麼關係？以及，伊斯蘭究竟為恐怖主義提供了什麼樣的資源？這並不是說伊斯蘭引起恐怖主義，而是我們得明白：恐怖主義者究竟如何從伊斯蘭文化或者傳統中提取那些他們認為可以為他們的殘暴行徑提供合法性的資源。換言之，我們得理解恐怖主義者如何應用和曲解伊斯蘭教義來為他們的“聖戰”服務。
“聖戰”（jihad），早年是伊斯蘭用於鼓舞穆斯林的口號。我們對這一概念的產生的理解不能脫離伊斯蘭建教之初的社會環境。在綿延數百年與基督教世界的紛爭中，不斷爆發血腥衝突。以奪回“聖地”為名實為掠奪的十字軍東征，斷斷續續延續了200多年。在這過程中，對穆斯林而言，對聖戰的理解當然只有血腥的一面。毋庸諱言，在伊斯蘭的擴張和許多地區伊斯蘭化的過程中，的確有過武力征服。對於伊斯蘭而言，整個世界分為兩大部分：伊斯蘭世界和戰爭世界。前者為穆斯林主宰，行伊斯蘭教法；後者為異教徒之所在併為他們所主宰。顯然，二者之間只能是戰爭狀態，直到整個世界歸於伊斯蘭但是，穆斯林很早就知道，他們需要認真對待的只有猶太教和基督宗教，因為這兩個宗教與伊斯蘭相似，而且還有親緣關係。而且基督宗教也一直在努力擴張和傳教。所以兩大宗教一開始便存在著極度的緊張。但是，聖戰並不妨礙兩大宗教之間締結合約，伊斯蘭世界的軍隊甚至偶爾與十字軍結成盟友打擊自己的伊斯蘭對手。而且，在伊斯蘭世界裡，雖然猶太人和基督徒在法律上是二等公民，但也只是向他們課以特殊的附加稅。他們在繳納賦稅之後，可以繼續他們的宗教實踐並有相當程度的自治。這同中世紀的基督教世界裡幾乎毫無生存權利的“異教徒”之悲慘狀況不可同日而語。可見，宗教戰爭在本質上還是為了政治經濟利益，而不是某一宗教的好戰本性。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不妨這樣來理解恐怖主義與伊斯蘭之間某種“關聯”：伊斯蘭極端主義者將最初一些今天已經不再被奉為金科義律的說教重新解釋並重新尊奉。所謂的“聖戰”就是如此。《古蘭經》裡多次出現“聖戰”的訓示，是“為神而奮鬥”（striving in the path of God）。在過去，這經常被解釋為在捍衛和發展伊斯蘭而進行的武裝鬥爭。今天，“聖戰”中武力抗爭的內核可以說早被揚棄。在伊斯蘭世界裡“聖戰”所保留的最基本的內核，其實是與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一樣的。它意味著在神指明的道路上修煉以求自我完善。但是，在面對不公平與非正義面前，其所具的武力抗爭含義會被重新強調。伊斯蘭極端主義者的恐怖主義宣傳就是利用了這一點。但是，他們的所作所為是正義之舉嗎？顯然不是。無論本拉登或者其他恐怖主義組織或者個人發動“聖戰”的初衷和終極目的是什麼，濫殺無辜平民的血腥絕對與伊斯蘭的宗教精神沒有關係，而且是違背其基本原則和教義的。
退一步設想，如果極端主義者的襲擊是因為感到自己受到屈辱或者其他不公平的原因而“情有可原”（justifiable），他們也不應採取濫殺平民的恐怖主義方式。那麼，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自殺襲擊呢？是否伊斯蘭教義為之提供了某些似是而非的正當性資源？對於後面一個問題，答案是肯定的。但是，這又是一個被當代伊斯蘭極端主義者所曲解的資源。伊斯蘭極端主義者在策略的邏輯上實際上與薩伊德所批評的西方傳媒和文化產業對穆斯林和伊斯蘭的妖魔化毫無二致。如果說西方文化產業曾將穆斯林整體性地妖魔化，伊斯蘭極端主義者則是尋求建構一種大而無當、似是而非，然而卻有巨大潛能可資利用的認同，來進行動員或者妖魔化對方。在這一過程中，歷史成為極端主義“聖戰”者獲取精神動力的資源。我們最多隻能認為，伊斯蘭曆史可能存在者孕育恐怖主義的土壤，但這並不意味著伊斯蘭必須對今天的恐怖主義活動負責。正如我們不能苛責基督教文明和民主制度，儘管它們曾經催生希特勒和納粹黨人。但是，我們需要在特定的宗教、文化和歷史語境中來解讀這些反人類現象。
無疑，歷史上伊斯蘭發動的對非穆斯林的戰爭比基督教的對外戰爭來得頻繁。蘇丹和哈里發們熱衷於對非伊斯蘭地區到伊斯蘭化，而基督教則對內部到的殺戮和剷除異端更感興趣。為信仰而戰是穆斯林的責任，為此伊斯蘭從一開始就制定了一些與戰爭的有關條款。伊斯蘭法“沙里亞”（Sharia）對戰事的許多方面都有詳細的規定，甚至具體到在不同場合所應使用的武器。這些，成為了現代伊斯蘭極端主義為其恐怖主義活動尋求合法性的依據。在歷史上沙里亞也刺激了許多宗教迷狂組織的出現。他們成為了今天伊斯蘭極端主義者所效法的榜樣。顯然，極端主義者對歷史有所篩選，他們根據自身的需要把某些具體和特定的東西提升擴大到具有普遍意義得程度。也就是說，當他們在歷史資源中尋求其恐怖行動的合法性時，歷史是非語境化的，任何事件和現象彷彿都是孤立存在。換言之，歷史是被篩選的。
伊斯蘭曆史上這些荊軻式人物的事蹟不僅在伊斯蘭世界廣為人知，而且隨著奧斯曼版圖的擴張也流傳到歐洲。在現代歷史上他們影響了一些人的行動。歷史上最為有名的行刺——槍擊奧匈帝國斐迪南大公就發生在巴爾幹半島的薩拉熱窩。這次行刺的後果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整個巴爾幹半島都曾是土耳其奧斯曼帝國的版圖，有些地區高度伊斯蘭化，而大部分地區在許多方面都受到了伊斯蘭的影響。
但是，僅憑這些就斷定伊斯蘭是一個邪惡的有著恐怖取向的宗教顯然是不公平的。類似行刺事件在基督教世界歷史上的權位爭奪上也經常發生，莎翁名劇《哈姆雷特》就有這樣的劇情。在我國曆史上，王室內部的爭權奪利所導致恐怖事件更是家常便飯。所以，這些與今天的恐怖主義有關聯的歷史事件或者組織的曾經存在看似與宗教或者傳統有關係，但實質上是當時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條件所決定的。脫離這一語境所獲得的答案一定帶有某種本質論的色彩，這有違於當代社會人文學科的要求。
文化縱橫
打賞不設上限， 支持文化重建
（長按識別二維碼打賞）
進入微店
本文已參與“最佳評論計劃”，入選留言者，有機會獲得贈書
閱讀更多 文化縱橫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