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煒
今天講一個朋友的故事，不，是一個人的故事。因為他不願用“朋友”這個詞來界定我們的關係。我們一度往來很多，有時又許久不見。他是一個非常熱愛文學的人，做事比一般人專注，有時卻長時間荒疏寫作。他的許多言行令人無法贊同，但又不能輕易反對。他常常讓人覺得有陌生感，有異趣。在這兒講講他，看看他與我們有什麼不同。
這個人也是五十年代生人，很早開始寫作，讀了很多書。起步時社會上的文學氣氛還不夠濃，大約在初中的時候由老師帶領，開始閱讀和寫作。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文學在整個社會上相當熱烈了，他也未能免俗，很快把自己燒得灼燙。他在機關裡工作，沒有專門的時間寫作。
他這個人做任何事情都很認真，遇到問題一定要探個究竟。無論是對翻譯作品還是對國內比較活躍的作家，對文本的分析都很細緻。當時對文本進行技術研究的人還很少，他是我所見到的一個比較早的在技術上產生自覺意識的人。我對他非常重視，也覺得好奇。
那個時候中國作家蘇俄文學讀得多，歐美的東西很少接觸。歐洲或拉美作家大約在八十年代中期慢慢熱起來，像米蘭·昆德拉之類才得到翻譯。
舒克申短篇小說選
外國文學出版社1983年
當年記得人民文學出版社出了一本叫舒克申的短篇集，熱得不得了，是蘇聯文學。都是社會主義國家，那裡竟然產生了這樣的作家，跟我們大不一樣，氣象清新。他繼承了俄羅斯文學的強大餘脈，所以儘管是同一種社會制度、社會內容，如集體主義和人民公社等，他筆下的感覺和我們完全不一樣。類似的一些作家，如柯切托夫等，是寫工業題材的，影響也很大。我們現在的眼睛更多是看歐洲，看拉美。當年由蘇聯文學再上溯到俄羅斯文學，找到了最偉大的作家托爾斯泰他們。
那個時期人們很願意討論文學。我們常常找到那樣一個地方，很時髦，類似於咖啡館之類的，聚談文學。這一座城市裡自以為優秀的人物都在這些場合出沒，在這裡打轉，很有意思。現在情況變了，可能一個城市裡最優秀的一撥人物是另一種了，去另一些地方了。
張煒《艾約堡秘史》
湖南文藝出版社2018年1月
我們就在那個環境裡認識，也在那個環境裡有了一份友誼。也同樣是在那裡，他找到了自己的愛人。他長得比我高，稍黑，頭髮濃密，就像《艾約堡秘史》裡的主人公一樣，牙齒內扣。我寫作時不自覺地想到了這個人的形貌，特別寫到了他的牙齒。我觀察過，長這種牙齒的人往往都精力充沛，幾乎無一例外。
我們在那兒討論文學，喝一點啤酒、咖啡和茶，很時髦，像是流行的一種小儀式。通常那裡燈光偏暗，直到今天，這樣的場所燈光也不是賊亮，它要稍微陰暗一點。日本一個有名的作家稱之為“陰翳之美”。我們今天在瓦亮的燈光下面常了，對蠟燭和油燈就不習慣。我們小時候如果點一個蠟燭就覺得屋子裡真亮。日本那個作家發現一個問題，來到電燈時代以後就沒有陰翳的地方了。他發現陰翳連接著自己的昨天，還有許多消逝的美。人在這種光色下有一些特殊的想法。就是在那種“陰翳之美”下面，一撥人經常聚會，而這個人往往是聚會的中心。
就這個陰翳的環境中一個更陰翳的角落裡，總是坐著一個姑娘，所以誰都不太注意她。許多天之後她才從陰影裡走出來，讓他一下就喜歡上了，原來是一個微黑的美人。他倆就結婚了，一起愛著文學。
結婚後他才發現，她並不寫什麼，但總能提出一些生僻的文學問題。他告訴我，她臉上那種特異的神采打動了他。我見過，這姑娘的確與眾不同，心氣很高。
隨著時間的推移，聚會越來越少了。我是極少數與那個人保持聯繫的人。他討論文學的熱情降低了，但仍舊閱讀和寫作。有一天他說正在思考兩個問題，它們想明白了才能好好做。
第一個問題是這一百多年來文學到底發生了什麼？第二個問題是為什麼要寫作？
我也覺得這兩個問題真的非常重要。第一個大概主要關乎技術方面，第二個則影響到我們寫作的理由和動力。這放到誰身上都要考慮的。但問題是我們沒有集中地想過，只有這個非常認真的傢伙在那裡琢磨。
生活當中可以用不同的標準分開很多人。有一個東西可以把人分成兩撥，即認真的和不認真的。做文學的也是這樣，有人非常認真，有人總是遊戲；有人內心裡認真，外表卻做出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有點表演。我說的這個人是真正的認真，而且跟所有不認真的人都不願交往，認為凡不認真的人無外乎兩種：一是沒有內容，沒有思維力；再一種就是志大才疏，驕傲卻無本事。他眼中的這兩種人都不誠實，沒有交往的價值。
大概就是這一段時間，他跟人來往極少，活動半徑大大地縮短了，似乎跟我也不願見面，整個人變得內向，獨來獨往。過去我們都熟悉的那個聚會的熱鬧場景一去不復返，時代變化，他也在變化，好像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和沉澱，走向了毫不做作的孤獨。我是這樣看他的。
更有趣的事情發生在後來：有一天他的愛人找到我，讓我幫幫他，適當的時候再規勸一下，已經有點危險了。我問什麼事情？她告訴：在離他們家那條街不遠的一個十字路口有一家不大的飯店，裡面有管發票的一個女子，他和她有點曖昧。我覺得很有意思：他生性孤傲，還會有這種事。他與愛人非常好。
我找到他，問了一個傻問題：為什麼愛現在的妻子？他說因為她懂文學而不從事文學，提出的所有問題跟文學既疏離又根本，很值得討論。這個理由太理性了，肯定不僅如此。世界上沒有什麼比愛情的發生更復雜了，如一種特別的神氣，特別的氣質，包括心靈和形體，都會滋生不可分離的愛情。我找時間去了那個飯店，碰巧遇到了他，正送給那個女的一張俱樂部的門票。他看到我，瞥一眼就走開了。
這個女子我以前見過，但沒注意，現在才發現她個子很高，臉很白，鼻樑挺挺，眼睛很大，眼窩深凹，有點像外國人；頭髮披散氣度不凡，給人以深刻的印象。我那時覺得他喜歡這個女子自有原因，但後來怎麼發展的，沒有留意。
又過了大概三四年的樣子，他的愛人又找到我，說有一個事情得注意一下了：部隊文工團一個跳舞的女子，他又與她好上了。這個女子與原來那個完全不一樣，非常嬌小，穿了牛仔連衣裙，真是可愛。我似乎無法調解這個事情，他的妻子說這個不解決不行，瞧他整個人都有些恍惚，寫作談不上，讀書還馬馬虎虎。她說：“我們住在一個平房裡，中間那兒有一個小北窗，從那裡能望到星星。他半夜起來就看著小北窗，發出低沉嚇人的聲音。”我馬上覺得問題嚴重了，半夜裡發出豺狼般的吼叫，不好了。
我終於下決心找到他：“你對妻子造成了多大的痛苦，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他直截了當說：“我和她們沒有什麼更深刻的事情。非常想念，想起來半夜睡不著。”我問他準備怎麼做？他說：“還沒想好。”“準備和妻子分開？”“這不可能。”他認為以後還可能喜歡上別人，如果遇到一個就要與原來的分開，人會瘋掉。“我離不開妻子。”在這種真實的痛苦和矛盾當中，他們一起生活著。
再後來他要離開這座城市了。那時有一股辭職風，他隨著這陣風氣找到了很遠的一個鄉下，承包一大片山地養雞栽樹。出城時兩人高高興興，因為妻子特別希望離開這個是非之地。
二
兩年之後，我去看了他們的新家。見面仍然要談文學，這才知道，他還在思考那兩個老問題，就是這麼認真和執著。他說第一個問題似乎懂了一點，第二個還沒有頭緒。為了弄清一百多年來文學到底發生了什麼，他做了諸多準備，比如自學了英語和法語。他的英語會話一般，閱讀能力比一般翻譯家都好，還動手譯出了三本英文小說。以這個人的倔勁，只要給他時間和健康，什麼都能做得深入和完美。他一直研究古典，古漢語功底紮實。這些條件使他能夠廣泛地閱讀，進一步打開文化特別是文學視野。他始終認為，在文學方面，不瞭解一百多年來發生了什麼，就不知道今天該做什麼。
他說經歷了一百多年，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文學發生了很多大事，但根本的大事要說也非常簡單。我急不可待地問：“發生了什麼？”“就是寫作者們捱得太近了，太擁擠。”我笑了。我那會兒還在想現代主義、先鋒派，從無意識寫作、結構主義、意識流，再到表現主義、後現代。他語氣淡淡的：“其他都不重要，只有這一件事是最大的。”
他的意思是作家們失去了必要的空間，於是一切都搞糟了、很難挽回了。因此我們將很難產生托爾斯泰、雨果，更不要說但丁這一類大師了，就連屠格涅夫《獵人筆記》、萊蒙托夫那種詩意作品都不再可能。太過擁擠，無法騰挪。心靈、腦力、精神，與物質的創造一樣，需要起碼的場地去施展手腳。
我還在思考。精神方面的擁擠需要分析。他說十九世紀二十世紀至今，由廣播到電視再到網絡，傳播技術的發展非常致命，後果嚴重：看起來一個人居於千里萬里，其實近在咫尺。作家們彼此想了什麼，如何表達，很快熟知並相互感染。交流迅捷而且過於頻繁，簡直是耳鬢廝磨，以至於眼前沒有任何新的東西。從此一個人要做出新的表達，就只有形式上的大膽探索了，這就有了所謂的“現代主義”。“實在沒有辦法，絕望之下的精神突圍既有效又無奈，仍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大師不再，實際上是永無可能。也出現了一些個案，像令人驚豔的索爾·貝婁和馬爾克斯這些超絕的匠人，已經是奢望了。不過他們怎麼可以跟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歌德這一類人相比？”
我在想“太擁擠”幾個字。好像真的沒有足夠的精神空間，任何人都無法獨處。傳播工具無限發達而且越來越發達，連風中都是它們的喧囂。現代人不可能有閒暇，腦子要不停地跟周邊的訊息發生關係，絲絲接通，回答和對應。“我們無數次地強調了交流的意義，但很少去考慮它的負面。一個人一天到晚不停地回應，無論願意還是不願意，每天都被大量花花色色的信息包圍，是不是夠倒黴？”他沮喪無比。我沒有回答。我知道人處在這樣的境況之下十分被動，一切都無法拒絕，又不可能無動於衷；是的，回應，或深或淺，心靈再無閒暇。我在心裡嘆息。
他由自己的勞動舉例：挖一個水坑慢慢滲水，得給它時間，這才能積起一些水以供使用。但是剛剛滲進了一點就舀出去了，不停地舀，水坑裡永遠都是一點點泥湯。精神和思想的積累也是如此。“我們耗得太重了，相互耗損，毫不留情。”他說。
我端量他的新居。這個地方很偏僻，他們顯然也很孤獨：隨身帶了一點書，都是老書，家裡沒有什麼現代電器設備。大概他想盡可能地隔離自己，只跟遙遠的文學和思想發生聯繫，讓自己寂寞。他妻子說：“現在好多了。”這使我想起城裡的事情，私下對他開玩笑，說總算離開了她們。他沉默了一會兒，說：“我愛她們，那些日子茶飯不思。我知道大麻煩會來的，還是離開吧。”他說自己是個熱情好奇的人，一度不能自拔。他接著告訴說，幸虧在山裡認識了一個人，這人學歷不高，是比較孤僻的人，他們成了朋友。朋友一輩子只做兩件事：自學中醫，再就是研究“籀”字。朋友得知他的痛苦後，看了他的舌苔，還號了脈，說這嚴格講是一種病。“愛情是一種病？”我大驚失色。他並不回應，語氣平淡地說下去：“大概吃了兩個月的藥，安靜多了。我的病基本好了。”
我忍住好奇聽下去。他說：“那天晚上一起吃飯，有一本黃色小說，朋友只看幾頁就判定這書的作者有病，然後順手開出了幾味中藥，有煅龍骨等。”“這有點玩笑了。”“這不是玩笑，這是在說進入事物的不同途徑：從中醫，從詩學，從寫作學，從心理學，從不同的途徑進入，方法是不一樣的。從中醫這個角度進入，就會覺得是一種病，而且還能醫治。”
我順著他的思路說：“作家之間的擁擠也會帶來一種病，一種現代病。”他沒有吱聲。我明白，這種擁擠當然不是指居住的距離，而是信息傳播的後果。每天接觸海量信息，人人疲憊不堪。結果是驚天大災不再為奇，正常的人類情感已經喪失。在文學表現上，為了能讓人看一眼，只有追求技法和內容的千奇百怪：顛三倒四或無比下流。這個趨勢只能愈演愈烈。
如果這稍稍算是一種現實，那麼作為一個寫作者也只好儘可能地躲閃。可是風裡吹拂著一切，現代人已經無法拒絕。這使我想起了八十年代初期的一次經歷。那是年紀比我稍大的一個文學朋友，他從北京出差回來，臉色陰沉且有些慌亂。我問他怎麼了？他沉默了一會兒說：“到了信息時代了！”那時“信息”這個詞很少有人提到，他當時的臉色、造成的氣氛，讓我覺得非常可怕的大事就要降臨。不過我冷靜了一下，覺得即便真到了那樣的時代也不必嚇到臉色蠟黃，那又能怎樣？那是我忘不了的一個場面、一個記憶。我當年在心裡嘲笑他被一個“信息時代”嚇成這樣，有點淺薄。今天看不是朋友淺薄，而是自己太過大意了。我們終於見證了信息時代令人恐懼的一面。
就為了躲開無可躲避的時代，這個人住在山裡，沒有手機也沒有電腦電視。他在傾力築起籬笆，與世隔絕。他每天干活，業餘時間寫一點東西，發表時署上附近一座水庫的名字，後來又改成旁邊一條河的名字。
那次見面幾年後再次相聚，我發現這個人更加冷淡。但一談起文學還算好一些，話也多了。我忍不住問他一直思考的第二個問題怎樣了，他點點頭。我以為他免不了要談一個寫作者對於生活的責任、人的責任，談到審美的功用和力量。這其實是不可迴避的，我們多年來也為這種積極的美學主張所陶醉。結果卻完全不是如此，甚至相去甚遠。他竟然從動物開始說起：世界上有很多動物，狼和狐狸，還有非常聰明的狗和貓，好多。
他的大意是：人與其他生命根本的不同，就是擁有複雜的語言系統和表述方式。其他動物也有自己的語言，但要簡單得多。人是一種語言動物，以此跟所有生命拉開了距離，擁有了尊嚴。所有的生命自發生到鼎盛到死亡，是一個非常具有悲劇性的過程。人這種語言動物稍有不同，他們可以運用語言進行詩意的表述，能夠自嘲和幻想，深刻描述自己的生存狀況，在那個必將來臨的結局面前贏得了一點尊嚴。既然如此，那隻能把語言發揮到極致，同時也把智慧和思想發揮到極致。這是人的自尊，是與其他生命的區別，是活著的意義。文學是各種語言方式當中最別緻、最深入、最高級和最不可思議的一種表述，所以這事關絕望中的幽默、詩意以及風度。只有文學能夠做到這一切，能夠抵達，能夠改變渺小的生存。
我在思索。我說：“也許是的。作者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總會想到施惠於社會和他人。”他搖頭：“不，只有專注於剛才的意義，才會施惠於社會和他人。”他如此愛惜自己的語言，專注於語言，從中尋找最高的意義，並且上升到非常嚴苛的倫理內容：不專注、不忠實於這種表述，簡直就是一種不道德。從這裡推導下去，所有粗疏的寫作，粗枝大葉和庸俗的文字、語言的垃圾，都是有損於尊嚴的，是與人類生存的最大利益背道而馳的。
這是他的發現。我經常去想這兩個問題，卻不願完全苟同。我或者覺得一切都更加複雜一些，結論或應放緩。不過我願意將其當成最嚴肅的思考、最好的參照。我暫時也不想採納他的生活方式，我在城裡有許多事情要處理。但是閒下來時，一想起與他相處的日子，就覺得比周圍的庸庸碌碌寶貴多了。我覺得從某種程度上講他抓住了根本，思考的是一些很大的問題。他沒有現代主義的複雜說辭，只以極其樸實和誠懇的方式啟發我：擁有獨處的能力，擺脫信息的包圍，然後去嘗試創造。
三
這裡的生活狀態對一個城市人，一個知識人來說，儘管少見卻也似曾相識。這是另一種概念化的生活：脫離大都市，重返耕讀歲月，與大自然親密無間。好像仍舊是梭羅那一套。好在這幢小房子的主人善於思考並得出一些結論，把自己最關心的當下文學問題化繁為簡，有了與眾不同的收穫。她的妻子也“不再走神”，無論如何這都是重要的收益。
我知道要做到這一切既困難又極有意義。因為人的耳朵裡、眼睛裡，甚至鼻子裡所嗅到的氣味都似曾相識，很難有什麼創見。就閱讀來說，隨便打開一本雜誌就是相似的語調，寫作者差不多都用同一種口氣說話。可以說，一個人不可能與這個時期的流行之物有什麼區別。山下小屋的主人起碼擺脫了一種流行語調，這是他解決的第一個問題，這在我看來真了不起。
城裡一個作家曾對我開玩笑，說：時下要寫一個很差的作品，比寫一個很好的作品難多了。他在自嘲和自警，害怕跌入慣性寫作的泥淖。當寫作者把一隻筆用到嫻熟的時候，筆下流淌的東西大概不會差到哪裡去，但這種“好”的結果，一定是對自己的最大毀壞。文學故事也就那麼多，生老病死，愛恨情仇，加點黃色和綠色，誰把誰殺掉，成功與失敗。情節隨便組合，故事容易堆積。這對於職業寫作者太容易了，但沒有多少意義。對自己沒意義，又要浪費他人的紙張和時間。慣性寫作是非常可怕的庸俗之事。
要破壞這個慣性，首先就要廢除慣性的生活。正因為這樣，這個人才走到了山下小屋之中。他在種樹，許多的樹。他談到語言的嚴苛口氣，令人為之動容。他考察語言與工具：古人寫在龜板上，寫在竹簡上，或者寫在樹葉上，工具何等簡陋。再到後來由毛筆到自來水筆直至電腦，文字就開始氾濫，人也輕率輕浮起來。“順著這個速度繁衍下去，最後的結果只能是人類自己將最寶貴的東西，也就是語言，完全毀掉。”我似乎能同意他的判斷：人作為語言動物，正開始不可逆轉地通過毀壞語言，進而毀掉自己。
我想起古人的一個說法：文章不讀秦代之後。這是極而言之。不過先秦的文學力量大極了，那時候一個字等於後來多少字。它內在的那種含蓄多義，包容和重量，有一種不可企及的高度和美。秦代以後的文字是逐步草率和繁殖的過程。就留下的痕跡而言，自來水筆和毛筆不一樣，電腦則更為不同。可見形式一定會影響內容。寫作工具的演變，帶來了信息的泛濫，改變了人和自然的關係。
現在只要打開視頻系統，多麼殘酷與華麗的場景都在淋漓上演，而且日夜不息。過去戰爭的死亡是與敵人的近身搏殺，是倒在血泊裡，而今有可能只按下一個發射紐，千里之外的幾十人上百人就沒了，像玩電子遊戲一樣。冷兵器時代的確過去了，情感的接受與記憶也的確不同了。這種改變將打敗靠靈魂支撐的那種表達方式，讓一切在無察中就完結了。
這個在小屋中生活的人正努力扭轉著什麼，比如重新建立跟萬物交流中的命名能力。他耕種，撫摸，一棵樹長得很快，他用尺子圍一下，隔一個月再去圍一下，在本子上記錄生長和喜悅。所有的綠植除了拉丁文轉譯的名字，還有當地土名，這要一一對應。他養了一匹馬，跟馬朝夕相處，有一天它很深情地看過來一眼，讓他心裡一動。他覺得它的眼神像人一樣。它為什麼要這樣看我？包含了什麼意思？一直琢磨。這就是一個命名的過程。
從此使用文字的方式會有所不同：極力尋找個人的貼切和真實，所用的字詞一定是不可取代的。他舉例說，一部分作品離開了寫作者的語言，再去複述人物與故事並無妨礙，損失是很少的；而另一部分作品除非使用作者自己的語言，不然就無法轉述。我想了一下真是這樣。原來真正意義上的文學，比如說詩與思的創作，語言是沒法跟故事和人物剝離的。
他的思索抗拒著這個商業與物質主義時代的寬容與混濁，為自己建立了一個苛刻的標準。他回憶自己譯出的西方作品：那些語言與故事剝離的寫作，譯起來是非常容易的，因為質地粗疏，把故事和意思轉述明白也就可以了，不需要進入語言藝術的層面。“有一部分作家是名副其實的，他們與自己的文字結成了一體；有的則不然，他們留下的文本並沒有相應的品質和內容。”他說。
我不再說什麼。我覺得他說得挺好。但這只是山裡的討論，是在兩三個人之間進行的。他說的，我就做不到。他讓我看到了從事文學的不同方法、不同的文學觀與世界觀。他謙和的語氣中充滿了自尊與輕藐，這樣講了一會兒，起身去餵雞。
那個夜晚起風了。我獨自一人躺在那兒想著我們認識以來的交談、重逢和分手。還是那座鬧市，他走開了，我留下了。我寫了四十多年，有辛苦有收穫，也染上了很多毛病。我明白，今後安靜下來的時候，自己還會思考他這個人和他說的話。我珍惜這種面對面的交流，知道說真話有時候是危險的。但事過之後又會覺得舒服。說假話保險一點，但事後會覺得空虛。沒有什麼比樸素的真話更能安慰人的了。所有的人都不喜歡欺騙。我馬上就要回去了，回到這個人為之痛心疾首的那個擁擠的世界裡去。
走前我留下了自己最新的兩部長篇：《艾約堡秘史》和《獨藥師》，算是交上的兩份作業。寫它們的時候，我經常想到這位住在山裡的人。
充滿象徵和隱喻，處處蘊藏著神秘與詭異。
這是一部歷史秘辛？長生奧義？愛慾筆記？
小說以山東半島的養生秘術為背景，將時代與革命交織，與之前充滿寓言與哲理的書寫不同，《獨藥師》用更為簡潔而富有張力的方式描述了半島地區養生世家的傳奇故事。與他以往小說相比，《獨藥師》更具故事性和傳奇性，可以說是張煒具有突破意義的轉型之作。
獨藥師的故事有著歷史的依據，是張煒根據自己三十多年前在檔案館工作時，無意中發現的一箱珍貴的史料而創作。基督教最早是在膠萊河東部半島傳播，山東半島曾經是東西方文化衝突最劇、儒釋道基督四大宗教相融合相對峙的前沿地區，作為同盟會北方支部所在地，也是革命黨人與清廷發生最激烈決戰的地帶。小說中的革命者徐竟是取材於辛亥革命英烈徐鏡心的事蹟，陶文貝、邱琪芝等也都有人物原型。小說展現了張煒非凡的駕馭史料的能力，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一場虛構的真實正將讀者帶入到歷史的詭譎風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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