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各種門類的藝術都煥發出新的生機。東西文化的交流與碰撞在一個新的層面展開。在這個求新求變的時代，中國芭蕾的舞臺上先後出現了兩部引起國際矚目的作品，把芭蕾舞中國化的實踐帶到了前所未有的美學高度。
這就是由世界級電影名導演張藝謀執導的芭蕾舞劇《大紅燈籠高高掛》以及先鋒話劇導演李六乙的《牡丹亭》。這兩部讚美與爭議的聲音同樣巨大的作品，標誌著中國芭蕾突破藩籬、走向國際的新時代的到來。
而圍繞這兩部舞劇所發生的臺前幕後的故事同樣震撼人心，這些故事同芭蕾舞演員們在臺上眼花繚亂的演出交織重疊，勾勒出一個精彩絕倫的中國化芭蕾世界。
1958年10月在前蘇聯專家古雪夫的帶領下，北京舞蹈學校的師生們，成功將經典芭蕾舞劇《天鵝湖》搬上了中國人的舞臺。從《魚美人》起，中國芭蕾開始了民族化探索的道路。
20世紀60年代中期，文藝界提出了“革命化、民族化、群眾化”的口號。這一時期以《紅色娘子軍》為代表的多個具有中國民族風格的芭蕾舞劇，標誌著中國芭蕾在系統學習西方芭蕾經驗近10年之後，開始了獨立發展的新階段。即便在文革那個動盪的時期，中國芭蕾民族化的腳步也沒有完全停滯。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各種門類的藝術都煥發出新的生機，芭蕾藝術也全面復甦。長期受到壓制的創作衝動，很快就被釋放出來，那是一個突破和希望的年代。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芭蕾就像其他的藝術品種一樣，忽然覺得自己面前發展的道路變得敞亮起來了。
造神、造英雄的時代已經過去，文藝作品開始關注普通人的命運，民族的命運。當尋根思潮在文學界剛剛興起的時候，中國芭蕾正在朝著熔鑄中西舞語，力求自成體系的方向繼續努力，並尋到了一條捷徑，把中國古典名著搬上芭蕾舞臺。
1981年的《祝福》和1982年的《林黛玉》，無論是題材還是舞蹈語彙，都可以看作是這一時期，芭蕾舞劇民族化探索中的重要作品。20世紀90年代，隨著經濟體制的轉型，對外貿易的深入，全球化浪潮的洶湧而來，中西文化的交流與碰撞，在一個新的層面展開。
古典、現代、後現代，紛繁複雜的文化現象，奇蹟般地共同投射於當代中國文化。面對如此令人眼花繚亂的文化景觀，“兼收幷蓄，為我所用”成為中國芭蕾打開新局面的必由之路。
古典芭蕾、現代芭蕾，外國代表性民間舞，中國民族民間舞、雜技、武術、戲曲，凡是有利於塑造舞蹈形象的手段，無一不被有機地柔入，或巧妙點綴於芭蕾舞臺。交響樂《黃河》可以演義成芭蕾，《胡桃夾子》的故事，也可以發生在春節。
儘管沒有國外大師的助陣，《胡桃夾子》最終還是如願公演。編導則集合了馮英的古典芭蕾，趙明的民族舞和王媛媛的現代舞，原劇中極富阿拉伯風情的經典舞段，則被改為中國特色的絲綢舞，瓷器舞、風箏舞、陀螺舞。
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的角色問題，是當前備受關注的一個話題。對世界文化發展的推動作用，可以說是考量角色重要性的一個標準，而中國芭蕾在這方面頗具有示範作用。
立足於民族審美心態的現實性，立足於在借鑑中融入自己選擇的眼光。中國芭蕾一直在努力，將這種源於歐洲的藝術形式，和本土的色彩語言、舞蹈風格相融會。在芭蕾的花園中培育帶有中國傳統文化，和現實生活色彩的果實，進而展示一個充滿活力、熱情、進取的民族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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