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世紀80年代及至現在，中國足球在與亞足聯的博弈交割中，堪稱是一部怨婦般的屈辱史。
亞足聯在創辦之初，主席由幾位香港人輪番擔任。60年代，亞足聯主席之位到了馬來西亞人手中，掌握實權的秘書長也由馬來西亞人維拉潘擔任，任期接近30年。
當時，在東西亞足球爭奪的背景下，東南亞人起到了平衡作用。不過在此期間，西亞國家在比賽上的一些“優勢”還能體現出來。1980年亞洲盃上科威特3-0擊敗韓國奪冠，這場比賽中科威特球員出現雙腿飛鏟、抬腳過高、甚至故意手球等動作，但當值印尼主裁連一張黃牌都沒有出示。
在卡塔爾人哈曼上臺之前，亞足聯主席一直是個名譽職位，當時的亞足聯主席馬來西亞的謝赫並不擁有太多的實權，亞足聯的實際權力掌握在副主席和秘書長維拉潘手裡，但當哈曼在2002年“登基”之後，這個位置就真正成為了權力的象徵，哈曼擁有對各項決議的否決權，成為亞洲足球政壇上炙手可熱的人物，在哈曼近三年的苦心經營之下，西亞勢力在亞足聯迅速崛起。
2002年，哈曼當選亞足聯主席，亞足聯秘書長的權力被削弱，話語權進一步落到西亞國家手中。當時，東亞只有鄭夢準和小倉純二進入了亞足聯權力核心。哈曼甚至要求亞足聯將總部遷往多哈，他們給駐地開出的條件是當地政府提供免息貸款、所有收入開支免稅、免費提供土地等苛刻條件，不過吉隆坡最終還是把足聯總部留了下來。
2003年首屆亞冠大連實德被黑，2004年亞洲盃手球被黑，2005年魯能慘案被黑、2007年亞洲盃、2008年世預賽……本世紀頭十年，除了張吉龍為中國隊抽了一支好籤外，其餘時間猶如被隨意宰割的羔羊。
2009年，張吉龍成為亞足聯第一副主席，這是南勇支持哈曼連任主席交換回來結果。為此，中國背棄了日韓兩國的利益。一直到2011年張吉龍上任亞足聯代理主席，國足才從各種黑哨中，氣喘吁吁的爬起來。
坐了兩年的代理主席後，中國足協宣佈張吉龍退出亞足聯主席的競選。當時的說辭是，為了所謂的亞足聯團結。後來，隨著張吉龍臨近退休，退出體制，中國足協把張劍推到前臺。
國內媒體稱，此舉是因為體育總局之前跟別人做了“交易”。用張吉龍不參選的方式，換來亞奧理事會對一些中國強項但瀕臨淘汰的奧運項目的支持。這樣東亞最近一次奪得亞足聯話語權的機會也失去了。
當時，按照亞足聯規定的程序，參選亞足聯主席或者FIFA執委的候選人，必須由該候選人所在國足協提名，填寫申請表格交由亞足聯法律委員會方可完成候選人登記手續。然而張吉龍已經從國家體育總局退休，總局不支持以個人名義參加國際各體育單項組織領導人的選舉。
在那個時候，當中國決定放棄亞足聯主席、國際足聯執委競選時，中國足球就成為“犧牲品”。
2015年，科威特的艾哈邁德親王，希望張吉龍以私人名義競選亞足聯副主席。在此情形下，足協不是很情願地支持張吉龍，最終龍哥成功擔任亞足聯副主席，並擔任裁判委員會主席。
2016年，為了給張劍讓路競選國際足聯理事，張吉龍再次退出亞足聯，副主席只為落到韓國人鄭夢奎身上。後來亞足聯與國際足聯互撕，我們玩砸了……
貌合神離的東亞人互相傾軋，正好給了西亞人機會。他們大權在握，對亞洲俱樂部賽事進行了很多有利於西亞的改革。2013年後，亞冠被分為東西亞區，這樣東西亞球隊直到決賽才會相遇，由廣州和首爾兩支東亞球隊打進亞冠決賽的情景再也不會出現了。2016年，亞足聯又讓亞足聯杯（約等於歐洲聯賽的賽事）的賽制更加偏向西亞一方：西亞區按原賽制決出一個決賽席位，另一個決賽席位被拆分為東南亞、南亞、中亞和東亞四個分區，四個分區冠軍會再進行區域淘汰賽，並最終決出一個與西亞冠軍決戰的資格。
另外，從2005年開始的13次亞洲足球先生評選中，東亞球員只贏得其中4次，而西亞球員贏得7次，近4年的評選全部由西亞球員奪得。不過，賽制改革後西亞球隊沒拿過一次亞冠冠軍，近12個賽季的亞冠冠軍被東亞球隊壟斷了11次。
在與西亞人的政治足球較量中，日韓憑藉本身的實力不需要所謂的“公平”環境就能掌握自己個的命運。唯獨中國足球，一而再再而三地淪為陪葬品，這種或主動或被動地喪失話語權的過程，也和不停折騰的中國足球互為一致。
我想說的是，中國足球屢屢被西亞“黑哨”照顧，並不完全是骯髒的政治手腕造成的。你所遭受的最壞結果，還不是親手造成的。正所謂，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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