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於2014年第6期《中華遺產》
相信大多數人和我一樣，都是從電影《審死官》和電視劇《狀王宋世傑》中，知道“狀師”這個詞的。從影視劇中看，所謂“狀師”，猶若今天的律師，他們在大
堂上詢問證人、引述法條、推理案件真相，以為當事人辯護。不過歷史上固然有“狀師”這個職業，但工作狀態卻不是影視劇中表現的那樣。
與如今風光的律師不一樣，中國古代的狀師，是一個隱蔽而灰色的職業。他們被通稱為“訟師”、“刀筆先生”，或被蔑稱為“訟棍”。從訟師界的祖師爺——春秋時的鄧析開始，訟師的日子就缺少陽光。
史書說，鄧析通曉法律，有本事“以非為是，以是為非”，使“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他不僅有償幫人打官司，還在社會上教授法律知識。鄧析後來因非議政事，被鄭國執政者子產所殺。不知這算不算一種先兆，因為後世的訟師從業者也都為官府所厭惡。
從春秋時的萌芽，訟師行業經過一千多年的發展，到隋唐時期，已成為一種職
業。再由兩宋至明清，訟師都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訟師在中國古代一
直沒有合法地位，長期處於灰色地帶。
訟師是一種非法職業
在古代，當訟師的多為落第書生，即當官無門，才投身這一行當。學者張小也對古代書生有一概括，他說讀書人
“做官乃是正途，幕友是岔道，書吏是賤役，訟師則是偏鋒。”
一旦劍走偏鋒，訟師就成為士大夫眼中的“惡棍”。
但訟師被正統人士“打入地獄”，還不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出身，而是他們挑戰了一種至高的理想。依照儒家理念，治理地方的最高境界乃是“無訟”：鄰里和睦相處，偶有矛盾也能通過鄉紳調解。所以士大夫們常常不遺餘力地給治下百姓灌輸訴訟的“惡果”，比如宋人黃震就告誡子民，
“訟乃破家滅身之本，骨肉變為冤讎，鄰里化為仇敵，貽害無窮，雖勝亦負，不祥莫大焉”。
簡單地說，大宋、大明、大清雖也有法律，但並不鼓勵老百姓“依法維權”。
不過儒家的無訟理想，並不能轉化為現實的太平世界。對於訴訟“惡果”的恐怖宣傳，也壓制不住現實生活中的爭端。當人們不得不吹響訴訟的號角時，卻發現自己面對的是一個充滿漏洞的司法世界。
我們在古裝戲中常看到這樣的場景：一個老百姓在衙門外“擊鼓鳴冤”，縣太爺得到稟報後升堂判案。其實地方官身兼行政、司法、緝盜多項職能，要是天天坐在縣衙裡等著審案，其他工作肯定都耽誤了。想要告狀，原告必須先呈遞書狀（原告所用為“告狀”，被告的反駁稱“訴狀）。
且不說古人文盲率很高，就是“寒窗十年”的讀書人，也只知道“四書五經”，如何會寫有著嚴格體例的“告狀”？針對這種情況，政府會提供“法律救助”，由所謂“官代書”給告狀的老百姓書寫狀詞。不過“官代書”所做的僅是按原告所說，原原本本地記錄案情，沒有任何辯解和修飾。這樣的告狀非但不能說明情況，還要惹人心煩。
另一個障礙則是，並不是所有送進衙門的狀子都有機會立案，州縣地方官立有種種“不準”。崇禎年間的規定是這樣的：
“牽告多人，不準；牽告婦女，不準；牽告久事，不準；狀中裡甲姓名籍貫與廒經不對，不準……”
最後，只有那些被縣太爺“相中”的才會被收下來，聽候判決。而地方官審案的時候，“判斷之功在於看卷首十之七，在於聽言者十之三”。
他們沒有時間親自到現場取證，也不按法律條文判案，全憑“告狀”分析案情，然後做出一個結論。
如何利用司法漏洞
1、撰寫訴狀，不問是非
在這樣漏洞百出的體制中，專業訟師的出場勢不可擋。他們首先需要做的，就是為當事人書寫一篇符合格式、合情合理，又能打動官員的訴狀。為能將案情在200—300字中簡明扼要地說清楚，訟師們煞費苦心，總結出“詞訟十忌”、“狀詞十段要訣”等。所謂“凡握筆作狀詞，必有一定之程式，不可造次搗亂”，要依次說明“主意”、“緣由”、“期由”等。
以民國出版的訴訟彙編《刀筆菁華》中所收“遺產保存之惡稟”為例，讓我們來看一看一篇“告狀”是如何寫的。這個案子是這樣的：蘭陵人江子謙的父親早逝，家 產被託付給叔叔代為管理。誰知叔叔用這筆財產吃喝嫖賭，揮霍無度。江家的族長遂出面，請訟師王惠舟寫一篇告狀，讓江子謙的叔叔歸還家產。
告狀開頭說明案由，即“為請命存孤保產事”，全文為：
“竊維產以贍孤，孤賴產活；產盡孤存，孤難永命。民幼失怙恃，為叔撫養。不意叔懷他志，惟產自吞。深恐他日產盡，何以贍養孤命？何以婚紹總支？事出實情，圖謀於未雨；恩同再造，感激乎無涯。伏乞憲臺，即為批示。保產安孤，實永賴之。上告。”
在這一百餘字的告狀中，訟師王惠舟極力表明家產對孤兒江子謙的重要性，如果家產被揮霍一空，江子謙以後將無以為生。王惠舟的策略，成功地引起地方官對此案的重視。故而陽秋痕樓主稱讚王惠舟，
“著墨不多，而意思明白如畫，自是作狀能手。”
寫狀子也是現代律師的一個重要職責。依據《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原告“起訴應當向人民法院遞交起訴狀”，如果“書寫起訴狀確有困難的，可以口頭起訴，由人民法院記入筆錄，並告知對方當事人”。這個起訴書可由律師代寫，與訟師的不同之處在於，律師的代理是法律所允許的。
更重要的是，現代社會追求法治，案件的判決結果要依據法條或案例，而不是法官的個人意志，因此起訴書也不必那麼講究修辭，更不必刻意偽造事實——如果被發現的話，這在今天可是相當嚴重的罪名。所以，起訴狀只要能將原被告的基本情況和案件情由實實在在地記下來，呈交給法院就行了。
而對訟師來說，如何說話，如何去打動地方官，卻是能力高低的重要標誌。好的訟師，甚至可以
“一枝筆，一條舌，能抵三千毛瑟槍”。
在這樣的司法體系中，訟師既有如此大的“主觀能動性”，自然很容易變得主觀。他們時而仗義出生，時而為利入死，如何取捨，全憑信仰和原則。但這往往是靠不住的。訟師之所以揹負了一千多年的惡名，除了官府的刻意抹黑外，也因為從業者中有太多人違背“職業道德”。《清稗類鈔》、《刀筆菁華》等書中收錄了大量關於訟師的史料，其中訟師為惡的事例佔了大多數。
光緒年間，江西有一個老漢狀告兒子忤逆，兒子拿重金僱請律師幫忙。結果這個案子被訟師改頭換面為“妻有貂蟬之貌，父生董卓之心”，意思是說公公企圖霸佔兒媳。於是審理案件的官員怒斥老漢：“老而無恥，何訟為！”兒子最終被無罪開釋。
2、偽造證據，欺騙官府
有的律師瞄準官員無法及時到案發現場的“法律漏洞”，還公然製造偽證。寡婦陸婉珍與鄰居湯翁爭奪一塊土地的所有權。湯翁賄賂官吏，使陸婉珍有怨難訴，就在湯家祖墳上吊自殺了。湯翁趕忙找當時的著名訟師謝方樽幫忙。
謝方樽命人給死去的陸婉珍換上一雙新的繡花鞋，以“訴為冤遭仇陷，移屍圖害事”做狀，說湯家的墓“四面苗天”“倘逢天雨，更覺泥濘”，而在“連宵春雨”後，陸婉珍的屍體上“香鉤（指女人的鞋）初未沾泥”。
這就說明，不是死者自己走到湯家墓地自殺，而是有人慾陷害湯翁，在別處殺完人，再移到湯家墓地的。訟師小小一個伎倆，就讓逼死陸婉珍的湯翁，從加害者轉為受害者，輕而易舉地洗清了自己。
理論上，地方官收多少狀詞，就要判多少案子，但事實上很難辦到。康熙末年在會稽當縣令的張我觀說：
“本縣於每日收受詞狀一百數十餘紙。”
而道光年間的邱縣，一個月內收到的詞狀有2000多件。這些辦不完的案子，只能交給胥吏，也就是師爺去處理了。胥吏不是有編制的國家工作人員，沒有俸祿可拿，只能憑藉手中那一點權力，賺些“外快”。這也給了訟師在衙門上下打點的機會。
清朝時，有一個書生和寡婦通姦，被當場捉獲，
“生與婦皆裸臥，不及遁，連臥具卷而縛之”。
書生的妻子知道後很害怕，忙找訟師出主意。訟師遂買通衙役，用書生妻子換出了寡婦。第二天縣令問案，打開“臥具”一看，裡面竟是書生夫婦，通姦案自然不成立了。
3、包攬訴訟，方法眾多
對於訟師“包攬訴訟”的種種手段，清代著名刑名師爺王又槐在《辦案要略》中總結道，
“訟師伎倆，大率以假作真，以輕為重，以無為有，捏造妝點，巧詞強辯；或訴膚受；或祈哀憐；或矚證佐袒覆藏匿；或以婦女老稚出頭……”
概況來說，訟師混淆視聽的手段，無外乎偽造證據、強詞奪理，或者更改契約字句，或者串通書吏更改供詞，破壞司法。
訟師惡行如此“罄竹難書”，也勿怪歷代法律都要明令禁止。如《大清律例》中“教唆詞訟”一條，規定“凡教唆詞訟，及為人作詞狀，增減情罪誣告人者，與犯人同罪”。為了壓制訟師從業者的數量，官府幹脆把訟師的“必讀書目”《刑臺秦鏡》《驚天雷》《法家新書》（統稱為“訟師秘本”）等列為禁書，私自印行的杖責一百、流放三千里，售賣的書販也要杖責一百。
不過訟師作惡，並非是從事此業的人都“性本惡”。清高的無訟理想，也打壓了社會對訴訟的正常需要。訟師在隱蔽而灰色的地帶待久了，難免心生暗鬼。而中國古代司法的漏洞百出，也易於成為潛規則肆虐的溫床。比如訟師不能出庭辯護。
我們知道，現在的律師要在開庭後，為委託人上法庭，分析案情、質詢證人，以爭取一個有利於委託人的判決結果。律師存在的意義在於，他們會盡可能多地讓法官瞭解案情，使判決更加公正。
在古代社會，判案的是“青天大老爺”，有權憑個人好惡審理案件，自然不會給訟師發言的機會，所以即使僱主給足了“代理費”，訟師也不能出庭去和地方官當場理論，只能通過為當事人出謀劃策和私下活動，左右案件的審理。這就易於發生許多見不得人的勾當。
幸運的是，體制也不能決定一切。《大清律例》又道，如果訟師
“見人愚而不能伸冤，教令得實，及為人書寫詞狀而罪無增減者，勿論”。
這說明，朝廷也知道，還是有不少如京劇《四進士》中宋士傑（即宋世傑原型）那樣伸張正義的好訟師。
也有正義的訟師
不過在法治不彰的時代，訟師即使助善，也只能使用違法手段。《刀筆菁華》記載說，有個人被馬踢傷，幾次上告，官府都不受理，只好找訟師求助。訟師說：
“馬馳傷人者，罪在馬不在人。君則可控馬不能控人。依我之見，只須倒置‘馬馳’二字，改為‘馳馬傷人’，則語意與前絕不相同，以罪在人不在馬，必能準也。”
那人以此上告，地方官果然判被告賠償醫藥費。馬受驚而踢傷人，就和馬的主人沒什麼關係，但如果是“馳馬傷人”，變成了馬主人故意策馬踢傷行人，這肇事責任就跑不掉了。
可見在地方官無法走訪現場，只憑狀詞斷案的時代，訟師即使要行善助義，很多時候也往往憑一支筆。
在這個重視文字的國家裡，訟師的一支筆甚至可起死回生。在署名青城子的《亦復如是》一書裡記載了這麼一件事：某地有一個惡霸，一怒之下將某甲打死。甲妻得了十兩銀子的賠償後，改嫁他人。甲的弟弟當時年幼不知情，十年之後，甲弟也被此惡霸欺凌，時常想著報復。有鄰居酒後失言：
“爾尋死耶！爾兄當日且為所斃，況你少年，敢尋伊耶！”
甲弟追問之下，才知道哥哥身死原委。
甲弟先後六次投狀官府，為哥哥伸冤。但因為拖延時日過久，地方官不予立案。有一個訟師出面，對甲弟說：
“我為爾調停，令渠出五十金息訟和好，何如？”
甲弟不肯，訟師遂為其寫下一篇告狀，內有一句
“白骨燒成黑炭，黃金買轉青天。十兩能償一命，萬金可殺千人。”
後面一句真稱得上擲地有聲。當時正趕上新官上任，他一見告狀，即同意審理。某甲的十年沉冤，得以昭雪。
作惡也好，助善也罷，訟師始終是個隱蔽的職業。他們最有力的武器，不是煌煌的律例，而是一支生花的筆，和各式各樣的潛規則。直到晚清引進西方的司法體系，訟師逐漸成為歷史，中國的訴訟和律師，才齊齊走向陽光。不過即使在陽光照耀之下，訟師的“幽靈”，還仍不時附著在中國司法的體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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