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屆中央首輪巡視結束在即,貴州反腐有何重點?

十九屆中央首輪巡視結束在即,貴州反腐有何重點?

十九屆中央首輪巡視結束在即,貴州反腐有何重點?

從這個月下旬開始,時政領域有一件很值得關注的事,那就是十九屆中央第一輪巡視這個月22號到24號就將陸續結束。此次巡視組進駐了30個地方、單位黨組織,近3個月來很少有相關報道。但貴州率先打破了寂靜,巡視尚未結束,已經有原副省長王曉光、蒲波兩虎從這裡落馬。在第一輪巡視即將結束的時刻,這彷彿宣告著潮水即將到來。

王曉光落馬引發的輿論波紋尚未平靜。前天貴州省紀委監委又宣佈,遵義市委常委、市委秘書長王曉旭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很多圍觀群眾在問,這倆人是兄弟倆麼?這當然只能算是調侃。不過他們除了名字相近外,工作上也有交集。

正是在王曉光擔任遵義市委書記期間,王曉旭一步步從綏陽縣長提升為縣委書記,直至擔任遵義市委常委、秘書長,兩人在市委班子裡有半年多的共事時間。市委書記和市委秘書長前後落馬,這樣的例子已經不是首個。

王曉旭的從政足跡未出遵義,他仕途的真正躍升應該是在綏陽縣,他在這裡深耕九年。團參君注意到,2015年當王曉旭還主政綏陽的時候,貴州省委巡視組對綏陽的巡視反饋中就提到綏陽重點部門腐敗多發、私設小金庫等問題,尤其指出涉農資金案件易發多發。

而就在王曉旭落馬兩週前,綏陽縣還召開了一次扶貧領域監督執紀問責工作會,強調要加大監督執紀問責力度,進一步強化扶貧領域作風建設。

之所以著重關注針對扶貧的監督執紀,不是我想太多,而是貴州這個“脫貧攻堅主戰場”已經在切實嚴抓這項工作。貴州去年就利用“四種形態”針對扶貧領域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以及腐敗問題,開展了專項整治。除了對典型問題的處理通報外,在對基層領導幹部的審查調查中,也不難看出指向性。

本月初貴州日報一篇文章中透露,中央第四巡視組在巡視期間,陸續將一些問題線索移交貴州處理,並稱要重點將其中涉及黨員幹部貪腐、扶貧等重點領域的案件,甄選典型向社會通報。而文章提到的交辦典型案例中,就包括黔東南州從江縣委書記張廣淵、遵義市鳳岡縣委書記廖其剛。

其中張廣淵與已落馬的遵義原市委書記廖少華在履歷上有交集。就在他落馬的半個月前,貴州省委第二巡視組剛剛對從江縣進行了巡視反饋,張廣淵本人還出席並做了表態發言。

那次會議上,省委巡視組的第一條意見就直指扶貧,指從江縣脫貧攻堅“頭等大事”地位不突出,脫貧攻堅領導不力,行動不實,脫貧內生動力弱。

而廖其剛所在的遵義鳳岡縣,早在2015年省委巡視組就指出其“腐敗基層化”傾向明顯,當時作為主要領導幹部,廖其剛也出席並在反饋會上發言。此外,本月11號畢節市大方縣委書記張瀚時落馬,他深耕大方縣16年。去年省委巡視組同樣指出了該縣脫貧攻堅方面存在涉農惠民政策項目資金管理不嚴、項目管理不規範問題,要求將扶貧開發與黨建結合起來。

如果說以上幾位縣委書記的具體違紀情形尚待公開的話,那今年初黔南州三都水族自治縣原縣委書記梁嘉庚的落馬與扶貧的關係就更為清楚了。貴州省紀委網站的一篇文章披露,作為全省深度貧困縣的黨委書記,“梁嘉庚不聚焦脫貧工作,把精力和資金都集中到與脫貧攻堅工作無直接關係的形象工程上”,造成資源閒置浪費,扶貧資金緊缺,影響脫貧進度。梁嘉庚被作為扶貧形式主義的典型代表。

據公開資料顯示,近五年來貴州減貧和搬遷人數全國最多,貧困發生率從26.8%下降到8%以下,被稱為脫貧攻堅的“省級樣板”。但這並不意味著扶貧任務已經大功告成。

狠剎“微腐敗”、重塑基層政治生態,尤其是管住縣委書記這個基層關鍵少數,脫貧重任才能夠圓滿完成,群眾才能永久性地告別貧困。

重點關注扶貧領域執紀問責,也並非貴州的自選動作。事實上,中央第四巡視組進駐貴州時,組長趙鳳桐就表示,將著力發現和督促檢查脫貧攻堅中的腐敗問題,黑惡勢力背後的腐敗問題,落實惠民政策中的腐敗問題等。十九屆中央第一輪巡視動員會上,中央紀委同樣將整治群眾身邊腐敗問題作為重點提出。

脫貧攻堅對於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意義,已經分析過多次。它還直接關係到群眾的“獲得感”,關係到基層政治基礎。陝西副省長馮新柱等人的落馬,已清晰表明中央的態度。對此,每一個身負責任的幹部都應該有清醒認識。

(文/於永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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