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2018中國“互聯網+”數字經濟峰會在重慶舉辦。騰訊研究院發佈了《中國“互聯網+”指數（2018）報告》，對國內數字經濟發展情況進行了系統梳理和全面展現，通過指數特徵直觀地反映了2017年數字經濟在國內351個城市的發展情況，刻畫出一幅“數字中國脈動地圖”。這是自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連續7次提及“互聯網+”，明確大力發展“互聯網+”在政務、產業、民生等全領域深入發展後，首份全面細化描繪全國 “互聯網+”建設成績單的報告。
數字中國脈動地圖
《中國“互聯網+”指數報告（2018）》指出，2017年全國數字經濟體量持續擴張，同比增長17.24%，達26.7萬億元，從而進一步揭示數字中國的脈動地圖，標示出先進城市如何輻射周邊區域。
此外，報告還出現幾點新變化：首先，報告首次提出數字基尼係數新概念；其次，報告從“互聯網+”對產業升級幫助的研究模型中延展，探討在數字政務不斷髮展，理順生產關係的基礎上，數字經濟的相關生產力如何提升；此外，報告還首次專門闢出大量篇幅，展示了國內數字生活和數字文化高速發展，解決原有數字鴻溝的進展。
從這份報告中，可以洞悉一些新的趨勢正在不斷形成。
數字基尼係數反映數字鴻溝不斷縮小
《中國“互聯網+”指數報告（2018）》首次提出了數字基尼係數，以此描繪數字中國的城市分層。
報告顯示，2017年中國的數字基尼係數是0.59，較2016年的0.62有一定下降。從數據來看，北上廣深4個一線城市佔了整個“互聯網+”指數的20.24%，12個二線城市佔了19.89%，而249個五線城市只佔了27.08%。不過，從增速來看，後線城市的增速凌厲，三線城市的“互聯網+”指數去年增速為38.33%，四線城市增速為47.28%，五線城市增速為49.87%，可見後線城市的數字化發展不均衡狀況正在大幅改善，隨著後線城市的不斷髮力，各城市之間的數字鴻溝也將不斷縮小，數字基尼係數有望在未來繼續不斷下降。
中國城市數字化分層圖
報告指出，數字化越徹底、越發達的城市，其數字經濟佔總指數比例越高；數字一、二線城市的數字化過程已經滲透進入到較深層次的產業領域，而在後線城市，數字化應用場景仍然停留在高頻剛需的政務服務和社交等領域。一線城市的數字經濟分指數佔比達76%，而五線城市則下降到33%。
排名背後看關聯：數字政務如何助動數字經濟發展
過去兩年，“互聯網+”指數報告一直不斷跟進國內數字經濟的發展趨勢，並論證東部、中部和西部的區域數字化程度差異，在《中國“互聯網+”指數報告（2018）》中，通過數據和案例，對數字政務如何與數字經濟的深度關聯給出了更多參考：
第一，從報告所提出的2018“數字中國”省級排名來看，排名第一的廣東省的指數大幅領先。廣東是最早通過“互聯網+”連接到政務民生上的省份，幾年以來從數字基礎設施到公共服務，“互聯網+”的作用已經深入民心。數字政務的深化，帶來了廣東各地城市管理能力的提升，通過“數據多跑路，群眾少走動”，生產關係得到了進一步的理順，進而提升了生產力。因此當“互聯網+”開始在醫療等行業開始創新的時候，廣東群眾的開放和擴展能力更大。
第二，報告從一些細分產業的數據著手，為管理層通過資源優化配置，讓生產關係更好地適應生產力，提供了參考。如在分析交通物流行業時，報告指出成都和重慶在指數中分列第四和第七位，重慶在中西部區域的指數增速中位於頭部位置，顯示出交通物流產業成為西部數字經濟中的明星產業。這意味著如果對中西部區域以及三四五線城市中發展增速較快的行業予以更多的扶助支持，有望進一步加快當地的整體數字化進程，提升數字經濟的體量。
第三，報告還從各城市的“互聯網+”的基礎建設，特別是雲計算和移動支付等基礎能力的建設上，為區域數字經濟發展作出了參考分析。報告提及2017年全國用雲量聚集度有所下降，二線到四線城市的增長均超過7成，高於頭部城市，這顯示出雲計算已經滲透到後線城市。報告發現若雲指數增加1點，則數字政務分指數大致上升0.3點。
報告還指出，用雲量較多的城市，往往也是社交支付比較發達的地區，對應的數字產業總量也比較高，因為其產業比較容易接受“互聯網+”創新所帶來的便利，從而也獲得更多商機，有效降低運營成本，如東莞、成都、重慶、長沙和泉州，均在社交支付指數排名前十之列，而這些城市也是實體經濟發展較好的城市。
這些成功案例都為後線城市管理者大力支持雲計算和社交支付提供了重要參考。
“互聯網+”發展路徑：如何關聯，如何反哺
2017年的“互聯網+”指數報告將智慧民生作為重要部分予以深入分析，今年的報告則進一步將智慧民生部分擴展為數字生活和數字文化兩大部分，各自詳細闡述。縱觀兩大部分的數據，可發現其中的一些關聯意義：
首先，一線城市固然佔據了數字生活指數和數字文化指數的排位前列，而在二線城市中，往往大力加強數字政務建設以及數字經濟發展的城市，也能排在數字生活和數字文化排名的前列，重慶，蘇州、東莞和成都就是代表城市。在這些城市中，居民在“社交指數”的分項中也往往排在前列，例如
重慶的“社交指數”高踞榜首，比起第二名的深圳都要高出許多，成都也超越了廣州上海和北京，排名第三。
由於“社交指數”是由“互動”和“連接”兩部分組成，用於衡量當地的人際網絡關係，因此，可以推導出當數字經濟發展時，相關的經濟活動會擴展人際網絡，群眾可以隨著社交網絡的拓展而獲得更豐富的數字精神生活，推動數字生活和數字文化指數不斷走高。
至此，“數字政務——數字經濟——數字生活——數字文化”的“互聯網+”發展邏輯鏈條已經清晰呈現出來。
其次，報告中提出了數字文化和數字產業的關聯性，指出數字文化“是支撐數字產業的重要支柱”，並說明旅遊產業與數字文化的關聯尤其顯著，“文化消費越多，拉動出行和遊玩的需求更強”。由此可見，數字文化經過不斷創新後，反哺數字經濟的跡象越發明顯，“互聯網+”的發展邏輯鏈實現了從數字文化向數字經濟的延伸傳導。
基於數字政務與數字經濟的正向關聯，有理由相信，隨著數字文化的進一步發展，數字經濟亦將得到更多發展空間，數字政務的創新能力也隨之加強，上述的“數字政務——數字經濟——數字生活——數字文化”發展路徑，將繼續演變為“數字文化——數字生活——數字經濟——數字政務”，即全新的路徑將全面形成。
今年3月，騰訊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馬化騰在展望數字中國未來發展時，提出“一縱”、“一橫”和“一新”的講法，即發展趨勢是從“互聯網+”向數字經濟縱向發展，數字化從經濟擴展到民生等各個領域，經濟高質量發展靠的是創新。而《中國“互聯網+”指數報告（2018）》的出爐，從數據到邏輯，給這個講法一個詳細的解釋。今年“互聯網+”指數報告的亮點，不止提出數字基尼係數、社交指數等新概念，也不止細化數字生活和數字文化研究等新模型，還有從整個“互聯網+”發展邏輯鏈的推導，以及全新路徑反哺的陳述，為數字中國戰略的具體落地部署，以及各地區域數字不平衡的消除，提供了更多科學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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