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5月14日在清華大學召開的《中國道路：傳承與創新》研討會上的發言，根據速記整理。感謝會議的組織者鄢一龍，以及參加會議的其他師友！）
首先要感謝一龍給我們提供這樣一個機會，能一起討論，我主要是向大家學習。既然讓我先發言，我就拋磚引玉，先樹一個靶子，讓大家批評。
我先解釋一下這個書，《大路朝天》，有些朋友看過，有些沒有看過，裡邊主要討論中國道路和中國革命。四篇文章之間看上去主題不太相關，第一篇是正面的討論，第二篇是關於邊疆治理的討論，第三篇是關於甘老師的一個討論，第四篇是對新儒家的討論。這四篇文章裡一以貫之的，都是講中國傳統和中國革命、中國道路的關係，這也是剛才一龍提到的“三統”，我理解，我們今天就是要討論三個傳統的關係。
書名叫《大路朝天》，出來之後大家第一反應都說下半句是“各走一邊”。這樣理解沒有問題，一邊是社會主義，一邊是資本主義，各走一邊。原來我們走社會主義道路，有一段時間，我們覺得自己走錯路了，想跳到另外一條路。2008年金融危機那批發以後，發現另一條路出了問題，好像是一條沒有未來的路，我們的路越來越不好走了。所以有的人開始重新思考，我們當時轉型，本來想著這這應該是一條越走越寬闊的路，但現在看，路越走越窄了，給我們帶來更多的問題。“大路朝天”的意思有兩層，一層就是大路，什麼是大路？我們走過的路既不是老路也不是邪路，而是中國革命給我們奠定的道路；第二層，朝天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代表著正確的發展方向，一條通往未來的路，有未來的路，一定是越走越寬的路，而不是越走越窄。
我想說的第二點是，為什麼今天要討論中國革命和中國貢獻？對中國道路的討論從2004年就開始了，主要是針對華盛頓模式，但那時候並沒有很熱，關注的人不多。真正熱起來是金融危機以後，先是中國模式，後來又改成了中國道路，但意思大體上沒有變。到了2010年到2012年之間，關於中國道路的討論達到了一個高潮。這個討論中間出現最多兩種解釋，一種是現在我們可以稱之為“中國道路派”的解釋，另一種是自由主義的解釋。第一種解釋認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主要源自於市場化改革，國家逐步退出，市場和私營資本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越來越大。但這個解釋的問題是很明顯的，因為絕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根本就不存在國家干預的問題，也不存在國家退出與否的問題，都是市場經濟，但卻並不成功，為什麼？這樣就出現了另外一種解釋，也就是我說的“中國道路派”的解釋，從上下五千年開始講起，說我們農耕文明的傳統形成的比較早，文明也比較早熟，比如中國在秦漢時期就已經出現了官僚主導下的強大國家機器等等。但兩種解釋裡面都跳過了中國革命，後來也有一些人提出，包括像汪暉老師、溫鐵軍老師等等都談到過，中國改革能夠成功，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市場化，而是因為中國經歷了更為徹底的社會改革。2012年後，關於中國道路的討論慢慢就淡下去了，沒有之前那麼受關注了，逐漸變成了從研究解釋中國道路，變成了宣傳中國道路，味道就變了。2015年我寫這個書的時候，主要一方面想回應一下這些討論，把中國革命的貢獻提出來，因為中國今天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建立在現代中國這個基礎上的，而現代中國是中國革命的成果。沒有中國革命，就沒有現代中國，沒有現代中國，就沒有中國道路，應該是這樣一個解釋路徑。
我在這裡想用一個小例子來談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可能大家都關注過郭德綱和曹雲金的紛爭，有很多社會名流都出來表態，比如馬未都和高曉松都在視頻節目裡說，我們原來說的“師父”和現在說的師傅不是一個概念。過去用“師父”，就是師父不僅要教你手藝、技術、能耐，還要教你怎麼做人，所以老話才說“一日為師，終身為父”。而現在說的師傅就沒有這個內涵了，只是承認你的技藝、能耐比我高明，所以我跟你學這些專業的東西，專業之外的事情，我是我，你是你，互不相干。比如說過去在國有企業裡面，也有師傅帶徒弟的，但沒有哪個徒弟會說對自己在工廠裡的師傅也要“一日為師終生為父”。但在曹雲金反擊的時候，曹雲金提出了一個我認為很關鍵的理由，就是你們搞的那一套都是封建餘孽，不要用那一套舊社會的規則來約束我，因為我們現在生活在新中國，是現代社會。所以，這裡的關鍵就是怎麼界定曹雲金和郭德綱的關係。
原來的師傅是父親的父，這個師父既有技藝傳承的功能，另外一方面也有倫理層面的關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這種倫理關係是建立在解放前的舊社會的基礎上。用郭德綱自己的話說，那時候把孩子送去學相聲，或者送到其它曲藝班子，並不是為了當藝術家，要成名成家，目的很簡單，就是為了有口飯吃，求個活命。所以那時候很多孩子被送到曲藝班子，包括相聲班子的時候，事實上都要籤賣身契，班主教你學藝，教你做人，管你吃穿住行，你就要給班主幹活，先開始幹一些家務雜活兒，一邊幹一邊學手藝，等到能上臺表演了，就開始給班主賺錢。所以，在當時那種條件下，很多孩子賣身給曲藝班子，其實跟賣身到妓院或者大戶人家當丫頭，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別。
新中國成立後，因為文化被定義為上層建築，國家非常重視。所以原來的這些曲藝班子也按照國家的統一要求，進行了改造，原來班主和其他人的人身依附關係被解除了，那些賣身契的契約也都被廢棄。改造之後，就進入了後來國家統一組織和管理的文藝團體的狀態，曲藝班子也一樣，都是在國家統一管理之下，有行政管理，有黨組織，黨政管理幹部和其他演員是領導與群眾的關係，是同事關係，並不存在任何意義上的人身依附。哪怕這個團體裡有比如說侯寶林、馬三立這樣的大師，他們帶徒弟也只是團裡交給他們的工作任務之一，只是技藝傳承，並沒有人身依附關係，和前面提到的工廠裡的師傅帶徒弟本質上是一樣的。
改革開放之後，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這些原來的國營文藝團體的處境越來越艱難，尤其是到了1990年代，是最困難的時候，很多文藝團體都揭不開鍋，連演職人員的工資都發不出，也沒有什麼演出機會。演員沒辦法，只能自己謀出路，有出去擺地攤的，有做生意的，有劇團的演員改行去演電視劇的，幹什麼的都有，只要能掙錢，能養家餬口就行。這個困難時期差不多持續到進入21世紀之後，外部環境開始逐步好轉，一些文藝團體的日子開始慢慢好過起來了。不僅是原來的國營文藝團體，而且也出現了一些私營的民間文藝團體，市場形勢也好轉了，德雲社就是在這個時候逐步在國內曲藝市場裡蓬勃發展起來了。大家可以看到，國營文藝團體遭遇困境到形勢逐步好轉，其實和國企遭遇困境到形勢好轉基本同步，這是整個經濟和社會大環境變化的結果，而不是某個人的功勞。
但是德雲社在崛起的時候，和1980年代的民營企業一樣，也是在摸索階段，怎麼界定郭德綱和他的搭檔之間的關係，還有他手下越來越多的徒弟，這些關係應該怎麼界定，問題就越來越突出了。在當時的情況下，郭德綱和曹雲金、何雲偉這些徒弟們的關係，實際上就是處在一種不太明確的狀態，只能以人情和倫理來約束。而在這些早期的徒弟們紛紛出走之後，德雲社內部也進行了公司化的改造，內部管理就比較規範了，和演員簽訂了勞動合同，現在的德雲社就更像一個相聲界的經紀公司，是一個相聲演員的發展平臺。需要注意的是，也是在這些制度逐步健全起來之後，郭德綱和曹雲金的紛爭還是在被炒作，德雲社內部還特別製作了家譜，並把曹雲金、何雲偉等人除名，試圖在資本主義化的契約關係之外，再加上一層倫理層面的保險。從這裡我們大概也能看到一些傳統文化復興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復甦之間存在著某種內在的關聯性。
但是，反過來說，除了在媒體上罵一罵之外，德雲社和郭德綱也不能把曹雲金怎麼樣，曹雲金也還是在娛樂圈自己發展。我們知道，韓國娛樂圈裡的演藝公司對藝人的控制是非常嚴密的，而且是人身控制，香港娛樂圈的娛樂公司則要用黑社會之類的非常規手段來控制藝人。而且，這種情況不只是韓國和香港才有，而是相當普遍的。相比之下，我們就和他們很不一樣。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經歷了革命，進行了社會改造，所以哪怕是娛樂圈，中國娛樂圈也是建立在現代中國的基礎上，也更現代。
類似的情況還有教育領域。教育改革很長一段時間，尤其是基礎教育，到處都在提倡素質教育。到今天，我們應該都已經很清楚了，所謂素質教育其實完全是個騙局，只不過是要用市場化手段來分配教育資源。用市場的方式來分配教育資源，這在全世界其它地方其實都沒什麼問題，都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事，沒有人覺得有什麼問題。唯獨在中國，無論官方還是專家，都必須用一個大家都比較陌生的說法來欺騙、矇蔽社會輿論，才能暗度陳倉。為什麼呢？同樣是因為我們經歷了革命，平等作為革命的遺產仍然是這個社會最基本的政治正確之一，任何人都不能反對，如果反對就失去公信力了，沒有人會相信你的話。
像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可以說革命和社會主義時期的遺產在我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地方都還存在，只是我們日用倫常而不知，沒有意識到它的重要性。直到已經失去了之後，我們才發現原來非常重要，不該失去。所以我希望這樣的遺產能夠更多的被髮掘出來，能夠形成一種主動的保護意識，不要讓這些遺產被偷偷的消滅，等到失去了才悔之莫及。我這本書想講的就是這個意思，也是我今天的發言，謝謝大家！請大家批評！
《大路朝天：中國道路與中國革命》
出版：中信出版社2018年3月
京東、天貓、噹噹、亞馬遜等各主要平臺均有售，需要簽名版請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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