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畫學者祝仲銓:年畫界“鼻祖”究竟是誰?其實不是個問題

熱潮過後,冷靜地想想,感到有些工作做得不實在,有些做法、說法幾近荒唐。不妨試說幾則,和大家一起反思。

年畫學者祝仲銓:年畫界“鼻祖”究竟是誰?其實不是個問題

祝仲銓 | 文

我為開封年畫鼓與呼——木版年畫熱潮過後的冷思考

丁是丁,卯是卯。開封年畫和朱仙鎮木版年畫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中國木版年畫形成於北宋時期,發祥地在當時的京都東京,即今開封。這是史書記載和年畫專家確認的。年畫研究專家王樹村先生在所著《開封朱仙鎮年畫》一文中指出:“研究中國民間年畫者,鹹以為木版年畫最晚出現於北宋,發祥地為河南開封。”(載《河南朱仙鎮年畫》,黑龍江美術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4頁)專家的論斷絕非臆想,它是符合作為獨立藝術種類的木版年畫生成的諸多條件的。我國木版年畫向以產地命名。據此慣例,誕生在開封、復興在開封、發展在開封的年畫理所當然地叫做開封年畫。

年畫學者祝仲銓:年畫界“鼻祖”究竟是誰?其實不是個問題

朱仙鎮出現木版年畫是開封年畫誕生六百多年以後的事情,和它先後出現的,還有楊柳青木版年畫、桃花塢木版年畫等。從這個意義上說,朱仙鎮木版年畫也沒有資格自稱中國木版年畫的“鼻祖”。“鼻祖”一詞,聽起來很彆扭。但是,如果對中國木版年畫追根問祖,也就是說尋尋根的話,當然非開封年畫莫屬。

木版年畫作為獨立的藝術種類出現於一千多年前,但“年畫”一詞卻晚至清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李光庭撰寫《鄉言解頤》一書時才出現。“年畫”一詞的廣泛運用,則是新中國成立以後的事。解放後的一段時間內,開封年畫仍被習慣地稱作“開封門神”,不少前來批發年畫的各地客商仍慣稱“花貨”。朱仙鎮木版年畫作為一個名詞,始用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初,首創人當是河南大學美術系教授、版畫家劉鐵華先生。當時他調來河南,加強對振興開封年畫工作的業務力量。他和開封市副市長王子珍同志在開封市內和市屬開封縣朱仙鎮一帶調查年畫生存現狀,稱朱仙鎮生產的年畫為朱仙鎮木版年畫。這種說法是符合依產地命名年畫的慣例的。劉先生當然知道朱仙鎮木版年畫屬開封年畫。所以,他並沒有提出“朱仙鎮木版年畫”一詞用以覆蓋開封年畫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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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木版年畫的發祥地是開封,中國木版年畫的源頭是開封年畫

我在一篇文章裡說:“開封年畫,無論是北宋時期的定型,明清之際的復興,還是清末民國乃至解放之後的重鑄,都不是偶然的。那是厚積的歷史與鮮活的現實的結合,是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科技與交通對這一獨特藝術的孕育和拓展,是發展著的繪畫工具、繪畫材料、繪畫語言、印刷技術等多種繪畫元素相結合而發生的聚變,是世風民俗和商品經濟`大眾文化的強烈呼喚。”(《憂思:開封年畫》,河南日報·文化週刊,2005年12月30日)這裡實際是說開封年畫形成、生存與發展的外部條件與自身因素。

北宋時期,都城開封是全國最大的雕版刻印中心。雕版材料、雕版技術(特別是書籍、佛經中插圖人物、佛像的繪製、雕刻技術)的高度發達,繪畫名家、雕版工匠的高度集中,使年畫的創作、繪製、刻板及其普及成為可能。在當時,基於社會與文化的需求,造紙術有了很大的改進,造紙業空前繁榮。適合刊印書籍、經卷和繪畫、書法的各類紙張大量生產,充分滿足市場的需求。適合刊印年畫、價格低廉的紙張充斥大小紙行,這才使年畫印製有了易得的載體。北宋初期,社會安定,經濟發展,促進了都市的繁華和手工業、商業與交通的發達,京都開封成為擁有百萬人口的世界第一大都市。這就使統治階級提倡下,歲末節令張掛年畫成為京都和京畿地區民間重要習俗並迅速推廣成為可能,同時,又使年畫成為需求量逐年上漲的商品並形成年畫市場成為可能。宮廷內的唱酬歡宴、達官顯貴的歌伎舞樂、文人墨客的詩酒雅聚,大大推動了以都城勾欄瓦舍為核心舞臺的世俗文化生活。這既為年畫創作提供了豐富的題材,又培養了以城鄉大眾為主的年畫顧客和欣賞者……如此等等,只有京都開封才具備這些能夠成為年畫發祥地的條件。就像二百多年前京劇只能誕生在清朝都城北京,不可能出現在徽班集聚的徽州地區、漢劇集聚的漢口一樣,中國木版年畫只能在北宋時期,只能在當時的都城東京開封出現,不可能出現在當時尚未設鎮的朱仙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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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封木板年畫博物館

說開封是中國木版年畫的發祥地,開封年畫是中國木版年畫的源頭,還有另一個緣由,那就是:開封年畫對其他產地年畫的形成與發展有重大影響。關於這一點,我想直接援引王樹村、王海霞二位先生的一段論述:“北宋滅亡後,開封興起的民間年畫於宋廷南遷後,形成兩大發展區域,南方以宋都臨安為中心,逐漸向蘇、閩、粵等沿海地區發展;北方以金都平陽為中心,遙接陝、冀、晉、魯等地擴散。”(王樹村、王海霞:《年畫》,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3頁)其實,開封年畫在北宋滅亡之前就已遠播全國各地,影響許多地區年畫的生成與發展。比如,遼、金統治的北方地區和當時的偏遠地區,在接受中原地區先進文化的同時,逐漸接受中原地區的民俗,接受歲時節令張掛年畫(門神、紙馬、風俗紙畫兒)的習慣。他們學習北宋先進的造紙術和雕版技藝,擄走(或向宋廷索要)中原畫師、畫工,刻印適合當地民眾需求的年畫,形成北方一些地區的年畫。可以說,五、六百年以後才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楊柳青、桃花塢、平陽、濰坊等地年畫,無不受開封年畫的影響。這種影響,非是一般的借鑑與參照,而是首先認同開封年畫的三個主要屬性:歲時節令張掛年畫之習俗的社會屬性;優美的藝術形式和豐富內容完美結合的藝術屬性;有著眾多顧客和無限市場空間的商品屬性。從而使就地刻印有當地生活習俗內容、適合當地民眾審美愛好的年畫成為必需。

簡言之,因為在北宋時期,在其都城開封具備了能夠成為年畫發祥地的條件,因為開封年畫萌發並推動了其他產地年畫的形成與發展,我們才能夠說開封是中國木版年畫發祥地,開封年畫是中國木版年畫的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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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門神石刻

一些論著和文章或說朱仙鎮是中國木版年畫的發祥地,或說發祥地在開封,但叫朱仙鎮木版年畫,斷言朱仙鎮木版年畫是中國木版年畫的“源頭”和“鼻祖”,這不是缺乏對年畫史的瞭解,便可能是有意移花接木、割頭換像。

開封年畫一千多年來的發展軌跡說明了什麼

千百年來,中國歷史幾經滄桑,但,七朝古都開封作為中原腹地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地位基本無變(河南省會遷鄭另論)。有著豐富、厚重文化與歷史積澱的開封,作為開封年畫創作、刻板、制色、印刷乃至傳播的核心地位一直沒有動搖。即使在清初,在朱仙鎮成為開封的漕運碼頭、躋身四大名鎮(餘為佛山鎮、漢口鎮、景德鎮)之時,朱仙鎮也不是“縣級單位”,是依託於開封的商埠。歷史文獻(不是“演義”之類)無有取代開封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地位而代之的記載,它本身也不具備成為上述“中心”地位的先決條件。這樣說,絕非否定朱仙鎮木版年畫對開封年畫的巨大貢獻。必須肯定,清代前期,朱仙鎮確是年畫作坊林立、紙業和年畫貿易極端興旺的一段時期。相當數量的年畫在這裡通過水運渠道傳播四面八方,而且在年畫刻版技藝、套色印製工藝、創作選題(如戲曲題材)等方面富有成就,為開封年畫的復興、傳播做了很大貢獻。但這並不象一些文章所說,開封城內的年畫作坊、藝人都遷到了朱仙鎮;朱仙鎮已經取代開封,成為當時中原腹地年畫創作、刻板、印刷、傳播中心了(有文章為了堅持此說,竟拿朱仙鎮鼎盛時期的清代人口數量和明末黃河水淹後開封城內倖存人口數量作對比)。木版年畫的創作、選料(木版、紙張、顏料及刷印工具等)、刻版、刷印與傳播的過程和必備條件比較複雜。單說當年開封年畫的傳播方式和傳播途徑,除了在朱仙鎮的漕運,還通過陸運,從開封遠銷商丘、曹州(菏澤)、北方地區及豫西、豫南城鄉。刻好的版也有通過陸運交流`銷售到四面八方的。還有不少前來拜師學藝、專門學習年畫刻版、刷印工藝的人,學成以後返回家鄉開業,遂把開封年畫藝術傳到了五湖四海。這就是今天我們仍然可以在盧氏、靈寶、南陽、汝南、正陽、周口、內黃、安陽、滑縣、新鄉及周邊省份見到典型的開封年畫刻版與年畫的原因。而這些,足以說明開封的年畫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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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後(1841年),賈魯河淤塞,朱仙鎮失去了漕運碼頭的地位,繁華不再。紙業及年畫業凋零,大批年畫作坊倒閉,一些作坊遷至開封城內,僅剩極少作坊在朱仙鎮及其周邊村莊苦苦支撐著。

清、民國以至解放初,開封年畫作坊主要集中在開封市內的南北書店街、東西大街、南北土街、中山路及附近一些小巷,年畫行銷十幾個省市,生意還算得上興隆。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開封市政府將大大小小的年畫作坊(包括朱仙鎮人在市內開的年畫作坊)組織起來,成立了年畫生產合作社,加強了對年畫創作、生產的管理。此後,市政府又調專業美術工作者考察、指導年畫的創作與生產。河南大學和省內及開封市的美術工作者創作了大量富有時代特色的新年畫。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奉命到國家出版局(現新聞出版署)申請成立具有出版資格的年畫社,獲得批准。這以後的幾年是開封年畫的又一次大繁榮時期。雖說年畫社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被迫停業,但開封年畫藝術館、開封市博物館等單位和一些熱心年畫藝術的同好一直在堅持整理、研究開封年畫。他們苦心孤詣、孜孜以求的研究成果,受到國內外專家和年畫愛好者的高度讚揚。

年畫學者祝仲銓:年畫界“鼻祖”究竟是誰?其實不是個問題

一千多年來,開封年畫雖然隨著改朝換代、戰亂災患受盡磨難,但一直在以開封為中心的中原腹地頑強地生長著、發展著,一代又一代生生不息地繁衍著,始終盡著中國木版年畫源頭的責任,不斷地向四面八方傳播著它的元藝術和新鮮血液。為什麼能這樣?就是因為開封年畫有著強大無比的魅力。這種魅力主要來自始終供應它乳汁並欣賞它、容納它的中原民眾,來自它眾多的“家庭成員”,來自它悠久的歷史和獨特的藝術傳統。其中,最重要的是它深深根植的中原民眾、它的“家庭成員”、它“家庭成員”的社會生活和審美需求都眾星捧月似的凝聚於開封,匯聚於作為核心,或者說處於中心地位的開封年畫,使開封年畫千百年來始終保持著它寬闊的包容性,從內容到形式以至材料的創新性,傳播途徑、傳播方式的多樣性、輻射性,影響力的廣泛性,為民眾服務的堅定性。這種魅力,任何產地的年畫都無法比擬。這就是威威武武、巍巍峨峨雄立於中原大地、震撼著世界版畫藝術的開封年畫!我們有什麼理由並且怎麼能夠用它的一個“家庭成員”“涵蓋”它、“代表”它!

“涵蓋”與“代表”的荒謬及不良後果

以“朱仙鎮木版年畫”“涵蓋”、“代表”開封年畫,發端於上世紀末幾位並非研究年畫的人。當時為了他們正在借繼承朱仙鎮木版年畫之機搞點經濟收入的利益,對前去採訪的媒體、年畫愛好者發表了一系列談話,同時也製造一些粗劣甚至錯誤百出的年畫充“老版”、“正宗”。這本來可以理解。因為年畫生產從來就有優有劣;誰都可以對年畫發表談話。但是,一些媒體和文章的作者不加甄別,不作研究,有聞必錄,以致以訛傳訛,越傳影響面越大,加之一些機構介入推波助瀾,遂使朱仙鎮木版年畫“涵蓋”、“代表”了開封年畫,被認做河南唯一的“老資格”年畫而進入被搶救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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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東京夢華錄》一書有七處提及雕版印畫產銷兩旺的盛況

以“朱仙鎮木版年畫”“涵蓋”、“代表”開封年畫的做法是極其荒謬的。

首先,混淆了千年“藝齡”的開封年畫和近四百年“藝齡”的朱仙鎮木版年畫的概念。

於是,又生出概念含混的“河南朱仙鎮木版年畫”、“開封朱仙鎮木版年畫”以指代開封年畫。其實,這兩個概念依舊是“朱仙鎮木版年畫”的別號,同樣是“涵蓋”、“代表”開封年畫的做法。

其次便是不明瞭開封年畫和朱仙鎮木版年畫的關係,以個別“家庭成員”取代開封年畫。

如前所述,朱仙鎮木版年畫就是典型的開封年畫。不論是朱仙鎮木版年畫最輝煌的清代前期,還是如今,朱仙鎮只是開封年畫印刷生產、傳播的一個地方。與之相同性質的還有前述周口、盧氏等地和周邊省份的一些地方的年畫。這些年畫都是開封年畫大家庭的成員。這是開封年畫獨有的特點。正像我們不能用盧氏年畫“涵蓋”、“代表”開封年畫一樣,同樣不能以朱仙鎮木版年畫“涵蓋”、“代表”開封年畫。(不容否認,在開封年畫一脈相承的眾多“家庭成員”中,朱仙鎮木版年畫是佼佼者,其成就與影響最大。)新中國成立五十多年來是中國歷史上最輝煌最偉大的時期,但是,我們不能用新中國的歷史“代表”五千年的中國歷史。道理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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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妄稱朱仙鎮木版年畫是中國木版年畫的源頭、“鼻祖”。

中國木版年畫在北宋時期誕生在京都開封,開封年畫是中國木版年畫的源頭,這是不應該有異議的。當時,朱仙鎮最多是個小村落,根本不具備誕生木版年畫的眾多條件,更談不上對其他產地的年畫產生影響。開封年畫誕生六百多年後才出現的朱仙鎮木版年畫和楊柳青、桃花塢等地的年畫先後面世,如何能充任中國木版年畫的源頭地位,又如何當人家的“鼻祖”呢?

第四,派生出“中國木版年畫源頭的根植土壤在朱仙鎮”的無稽之談。

木版年畫最初由官家傳到民間,由京城、京畿之地傳到鄉間,由中原腹地傳到四面八方。當開封年畫已經成為中原地區歲時節令必須張掛(貼)的習俗用品和商品,形成一定規模的商品市場之後,開封年畫的根植土壤便是廣袤的中原地區與中原地區的民眾(包括開封年畫“家庭成員”地域的民眾)。這根植土壤象母親一樣,毫不吝嗇地供應開封年畫以豐富的乳漿並培育它成長,輔助它一代又一代發展下去。這就是一千多年來開封年畫得以繁衍生長的魅力所在。這種魅力豈是一個鎮能夠培育出來的!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繁華的朱仙鎮賴以存續的“根植土壤”——賈魯河被大水淤塞。朱仙鎮如嚴冬之木,百業凋零。朱仙鎮存活下來的有點實力的木版年畫作坊遷回開封年畫“家庭成員”的凝聚之地——開封,靠著開封年畫的根植土壤延續著生命,而留在朱仙鎮及其附近村落的小作坊,靠著來自開封的各種信息和原料、市場,亦農亦作(作坊)地維繫著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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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木版年畫源頭的根植土壤在朱仙鎮”“理論”的炮製是有其目的的。這可以用以下的“邏輯”來概括:

這個邏輯思路雖然極其荒誕,然而卻在一步步實現著。

殊不知,隨這些荒誕接踵而來的,是一串串光怪陸離的惡果。

年畫學者祝仲銓:年畫界“鼻祖”究竟是誰?其實不是個問題

惡果一,數典忘祖。時至今日,由於媒體的宣傳,一些並不嚴肅的著作的出版、個別機構的推波助瀾,使越來越多知道年畫的人認定:朱仙鎮的木版年畫就是河南和中原地區的古老的年畫;朱仙鎮木版年畫就是中國木版年畫的源頭和鼻祖。不知道開封年畫為何物。

惡果二,錯誤地認為,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年畫的搶救,在河南來講,就是朱仙鎮木版年畫。朱仙鎮木版年畫者,朱仙鎮的木版年畫也。顧名思義,當然不包括開封年畫及其“家庭成員”。至於開封年畫,自然無需去搶救;對開封年畫誕生至朱仙鎮木版年畫出現之間六百多年開封年畫的發展、傳播狀況無需瞭解;對開封年畫的千年史以及擁有眾多“家庭成員”的特徵,自然無需去研究。

惡果三,造成河南年畫理論研究混亂的不良影響。國內外研究中國木版年畫的理論家、工作者、愛好者甚多。對企圖一手遮天、不惜指鹿為馬、編造年畫史的行徑嗤之以鼻,對那個“鼻祖”之說更是不屑與鄙視,對一些機構的工作作風和業績表示懷疑。

惡果四,為開封年畫這一當之無愧的中華文化品牌的確立,設置了嚴重的障礙;對應當成為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搶救重點的開封年畫的搶救工作,設置了難以逾越的鴻溝。

惡果五,給其他相關工作的鼻子上塗了一團白色的油彩,將應當稱作的美女變成了尷尬的小丑——譬如說,該怎樣去評價那本厚厚的“年畫集成”?譬如,讓那即將印畢,明年伊始即將發行的年畫郵票名稱如何改得?譬如說,讓負責“搶救”的有關機構去搶救那一個?再譬如,讓曾經連篇累牘宣傳朱仙鎮木版年畫的那些傳媒,如何面對已經熱鬧了一陣子的朱仙鎮的鄉親?

年畫學者祝仲銓:年畫界“鼻祖”究竟是誰?其實不是個問題

開封年畫是中華文化的瑰寶,是誕生、繁衍在中原大地的優秀傳統藝術,又是記載著千百年來中原民眾風俗的活化石。我們對它的認知還剛剛開始,對它的全面搶救還未見系統的規劃。當我們在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俄羅斯、日本等國的博物館看到外國人珍藏的中國木版年畫,並認識到它們對世界版畫史的重要影響時,我們便會感到它對外國藝術的強烈震撼,便會深刻認識到,開封年畫不僅是開封的,河南的,中國的,也是世界的。從而,自然而然地產生必須為中國木版年畫的源頭進行認真研究、強力弘揚的感想。

因此,我們要為開封年畫鼓與呼!要為繼承、發展開封年畫不懈努力!

2007年10月26日於鄭州大學漢風堂

豫記,全球河南人的精神食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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