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問是金代文學家中名氣最大的一位，即使把元代也算進去，元好問依然排在首位。他的大名在當世就已名揚海內，元房祺在《河汾諸老後詩集後序》中稱：“近代詩人，遺山元先生為之冠。”元郝經在《遺山先生墓銘》中稱：“獨以詩上薄風雅，中規李、杜，粹然一出於正，直配蘇、黃氏。”這句評語足夠高大，郝經認為元好問的水平已經接近了李、杜，並且跟蘇軾、黃庭堅也不相上下。
郝經的這句評語到了清代的李調元那裡依然有效，李在《雨村詩話》中說：“元遺山詩精深老健，魄力沉雄，直接李、杜，能並駕者寥寥。”而元代的餘謙在《遺山先生文集序》中，對元好問給予了這樣的評價：“金人元好問，字裕之，別號遺山。髫而能詩，下筆輒驚其長老。年甫冠，登進士。其詩文出入於漢、魏、晉、唐之間，自成一家，名振海內。金源氏自大定後，頗尚藝文，優禮賢士，而崔立之變，駢首死難者不可勝紀，遺山巋然獨存。金亡，晦道林莽，日課一詩，寒暑不易。至本朝，才名益甚，四方學者執羔雁無虛日。”
以上所言均是誇讚元好問在詩文方面的成就，其實，他在詞史上也同樣有著不可忽視的價值，比如清張文虎在《遺山先生新樂府序》中稱：“元遺山詩，為金源巨擘，評者擬之尤、楊、範、陸，海內幾家有其集。乃其詞疏快名雋，上者逼蘇、辛，次亦在西樵、放翁間，玉田則謂風流蘊藉，不減周、秦，其推挹於矣。”張文虎認為元好問的詩當然是金代第一大家，他的詞作水平高者接近東坡、稼軒，次一些的也在楊炎正和陸游之間，而大詞人張炎則誇讚元遺山的詞不亞於周邦彥和秦觀，如此的推崇令張文虎為之讚歎。
相比較而言，陳廷焯的說法更為直接：“元遺山詞，為金人之冠。疏中有密，極風騷之趣，窮高邁之致，自不在玉田下。”（《詞壇叢話》）陳認為，元好問的詞是金代最高水平，而其風致則與張炎在伯仲間，但有意思的是，陳廷焯又在《白雨齋詩話》卷二中說出了另外的意思：“金詞於彥高外，不得不推遺山。遺山詞刻意爭奇好勝，亦有可觀。然縱橫超逸，既不能為蘇、辛；騷雅、清虛，復不能為姜、史。於此道可稱別調，非正聲也。”陳廷焯在這裡又說金代詞人水平最高者乃是吳激，而後才是元好問。
元好問撰《中州集》十卷，明末汲古閣刻本
陳廷焯的這句斷語應當是本自元好問在《中州集》中誇讚吳激之語：“國朝第一作手。”陳廷焯說，元好問的詞也有可觀者，但他卻認為元詞的水平從豪邁角度而言，超不過蘇軾、辛棄疾，從風雅角度來說，也比不上姜夔、史達祖，所以他認為元遺山的詞雖然看上去漂亮，卻不是詞學上的正宗。
看來陳廷焯對遺山詞既有誇讚，也有批評，而他的批評則是認為遺山詞不是正宗。但是清代的章耒在《元遺山先生新樂府序》中有著另外的的解讀：“好問之詩，金源詩人之巨擘也，詞亦如其詩。或謂好問詞能剛不能柔，故多笳角之音，律以梁汾《彈指詞》，似不知詞者。耒應之曰：《彈指詞》之足傳於後者，曲耳，真耳。好問詞境真，意真，其曲處雖不逮貞觀，而詞法則以蘇、辛之法為法，弔古傷今，於世道人心，頗有關係，且無夭閼抑塞之病，豈石帚、玉田淺斟低唱所能彷彿萬一哉！”
在清代，有人將元好問的詞跟顧貞觀的《彈指詞》作比較，認為元好問的詞能剛不能柔，章耒的這段話就是針對這種批評，他認為《彈指詞》能夠受到後世誇讚，一是因為符合詞律，二是融進了自己的真情，但元好問所作之詞也同樣真情實意，雖然從詞韻上來說，遺山詞比不了《彈指詞》，但他在寫法上也有本源，這個本源可以追溯到東坡和稼軒，更何況天地之間的詞總不能只有淺斟低唱這一種，豪邁之詞也同樣重要。
對遺山詞的誇讚當以張聲匏在《遺山先生新樂府跋》中所言最為高大：“遺山於金源時，為中州大家，其詩豪邁，與東坡相近，詞亦卓絕千古。”張認為元好問的詩當然是金代第一，他的詩風豪邁，接近於東坡，而他的詞也同樣可以視之為千古絕唱。
元好問撰《遺山先生詩集》二十卷，明崇禎十一年汲古閣刊元人集十種本
關於元好問生平中的重要經歷，這裡要談到餘謙序中所提到的“崔立之變”，因為這關乎元好問一生的聲譽。崔立出身貧寒，年輕時因為家中貧窮，就給寺廟裡的僧人揹負鈸和鼓，以此換口飯吃，而後趁著社會動亂，漸漸發達，成為了京城西面元帥。後來蒙古人包圍了京城開封，這場包圍戰進行了將近一年，城中已經彈盡糧絕，到了人吃人的地步，於是崔立殺掉丞相，開門納降，一轉身就成為了蒙古大將。
崔立覺得他救全城百姓有功，所以讓朝中的文士給他立功德碑。此事的經過記載於元脫脫所編的《金史·王若虛傳》中：“天興元年，哀宗走歸德。明年春，崔立變，群小附和，請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召若虛為文。時奕輩恃勢作威，人或少忤，則讒搆，立見屠滅。若虛自分必死，私謂左右司員外郎元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為愈。雖然，我姑以理諭之。’乃謂奕輩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為言？’奕輩怒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為主帥誦功德，而可信乎後世哉！’奕輩不能奪。乃召太學生劉祁、麻革輩赴省。好問、張信之喻以立碑事，曰：‘眾議屬二君，且已白鄭王矣，二君其無讓！’祁等固辭而別。數日，促迫不已，祁即為草定，以付好問，好問意未愜，乃自為之。既成，以示若虛，乃共刪定數字，然止直敘其事而已。”
這段話記載得很詳細，上面說：天興元年，金哀宗突圍逃出京城，第二年春天，崔立開城納降，他身邊的人認為崔挽救百姓，有很大的功德，所以提出要給崔樹碑立傳。當時翟奕找到了朝中的文士王若虛。這位翟奕因為跟崔立關係好，故而在朝中飛揚跋扈。王若虛覺得如果自己不聽翟的安排，肯定是死路一條，於是他私下跟元說，翟讓我來寫功德碑，如果不答應，肯定是死路一條，但如果答應下來，又肯定會名聲掃地，王覺得即使因為此事而死，也沒什麼可怕的。於是王就去問翟，崔立有什麼功德可以立碑？翟聞言果真很憤怒，他說，城中上百萬的百姓能夠活下來，不就是最大的功德嗎？王聞此言馬上說，我也是丞相崔立的手下，如果我替他來寫功德碑，那後世肯定認為我的所言不可信。翟聞此言，也覺得有道理，於是轉而從太學找來了兩個學生，他們是劉祁和麻革。而元好問也對這兩人進行了勸說，開始劉祁並不願意寫，而後在他人的催促下，終於寫了出來，之後拿給元好問看，元略做修改，即此而成。
以上就是著名的“崔立碑事”。後來曹居一和楊叔能開始向元好問發難，他們認為元不應該給崔立這樣的惡棍立功德碑。而後郝經寫了篇《辨磨甘露碑》：
國賊反城自為功，萬段不足仍推崇。
勒文頌德召學士，滹南先生付一死。
林希更不顧名節，兄為起草弟親刻。
省用便磨《甘露碑》，書丹即用宰相血。
百年涵養一塗地，父老來看暗流涕。
數樽黃封幾斛米，賣卻家聲都不計。
盜據中國責金源，吠堯極口無靦顏。
作詩為告曹聽翁，且莫獨罪元遺山。
元好問撰《遺山文集》十七卷，清乾隆五十一年文瀾閣四庫全書本
郝經在這首詩中替元好問進行了辯護，同時簡述了整個事情的過程。郝認為像崔立這樣的人，就應當碎屍萬段。詩中“滹南先生”指的是王若虛，“林希”則是位刻碑人。他兄弟兩人負責將劉祁所寫的歌功頌德之文刻成碑，但為了省事，就將《甘露碑》上的文字磨去，而後刻上了功德文，重新書丹所用的顏料竟是崔立所殺丞相的血。接下來郝經大罵崔立是賣國賊，而他本首詩的詩眼就是最後兩句，郝的意思是說，這件事情事出有因，大家不要都去責怪元好問。郝經的這幾句話表面是替元好問辯解，而實際上等於承認了元修改功德文一事。
各方的議論讓當事人劉祁坐不住了，於是他就寫了篇《錄崔立碑事》，對此予以了辯解，此文的起首一段為：“崔立既變，以南京降，自負其有救一城生靈功，謂左司員外郎元裕之曰：‘汝等何時立一石書吾反狀耶？’時立國柄入手，生殺在一言。省庭日流血，上下震悚，諸在位者畏之，於是乎有立碑頌功德議。”
劉祁的這段說法跟《金史》上所記有差異，《金史》中稱是翟奕找到了王若虛，但被王機智婉拒，而劉祁卻說是崔立直接跟元好問所言的。接下來，劉祁詳細敘述了元好問找到自己的過程以及自己的再三推辭，劉又在文中稱：“餘於是陰悟諸公，自以仕金顯達，欲避其名，以嫁諸布衣，又念平生為文，今而遇此患難，以是知揚子云《劇秦美新》，其亦出於不得已耶！因遜讓而別。連延數日，又被督促，知不能辭，即略為草定付裕之。”
劉覺得自己終於明白了王若虛和元好問的心態：因為他們二人都是金朝的高官，不想因為一個反賊而影響自己的名聲，所以就讓我這個沒有身份的布衣來操刀，劉覺得自己不應當替他人背黑鍋，於是就堅決推辭。劉拖延了數日後，受不了別人的催促，這才起草了此文，然後拿給了元好問。
元好問撰《遺山先生文集》四十卷，康熙寫刻本
這等於說，劉祁還是承認這篇諛文為其所寫，只是後來經過了元好問的修改。接下來，劉祁用大段的話來解釋自己的所為，最終他的結論是：“嗟乎，諸公本畏立禍，不敢不成其言，已而又欲避其名，以賣布衣之士。餘輩不幸有虛名，一旦為人之所劫，欲以死拒之，則發諸公嫁名之機，諸公必怒，怒而達崔立，禍不可測，則吾二親何以自存？吾之死，所謂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且輕殺吾身以憂吾親，為大不孝矣。況身未祿仕，權義之輕重，親莫重焉。”劉祁感嘆元好問等人，怕死又好名，所以才把自己推到了前臺。
那劉祁為什麼不以死抗爭呢？按他自己的說法，是因為父母都在，如果他為此而死，就是一種大不孝，更何況他也沒有當上金朝的官，這麼比較起來，還是親情更重要，所以他才寫了這篇文。後來劉祁把自己的這篇辯解之文收在了《歸潛志》卷十二中，也正因如此，本來是幾百年前的一件舊事，到了清代卻引起了廣泛的爭論。對於元好問的所為，分成為左、中、右三派，我們先說贊同派。
我所謂的贊同派，就是認定元好問做了這件事並由此而有虧大節，比如《四庫全書總目》認為元好問和劉祁在這件事上做得都不對：“共以碑諂附逆賊”，而清施國祁在其撰《元遺山年譜》中感嘆到：“嗚乎，先生此時俯仰隨人，不能奮身一決，遂至汙偽職、納降款、剃髮改巾，甚而碑序功德……尚何言哉！”施也認為元好問做出這樣的事的確有虧大節。而日本學者小慄英一在其主編的《元好問》一書中的說明部分也稱：“好問召來當時的太學生劉祁與麻革……讓劉祁與麻革寫了銘詞，自己草了序文。”
清姚範在《援鶉堂筆記》中稱：“遺山為崔立作功德碑文，見《王若虛傳》。郝經《陵川集》有為遺山《辨甘露碑詩》。又，《金詩紀事》亦有為遺山辨者。然遺山之由省掾為左右司郎中，實崔立所署，則碑文亦不得雲未經於目，而出於劉祁、麻革之徒嫁名造謗也。”姚認為前人替元好問的辯解都沒用，因為他畢竟看了那篇文章也做了相應的修改。這潛臺詞就是說：你元好問同意給崔立立功德碑。
我們再說折中派。明朱鶴齡在《書元裕之集後》一文中稱：“人臣身仕兩姓，猶女子再醮，當從後夫節制，於先夫之事，憫默不言可也。有婦於此，亦既奉槃匜侍巾櫛於他人之室矣，後悔其非所也，肆加之以詬詈，而喋喋於先夫之淑且美焉，則國人之賤之也滋甚。吾讀裕之集，而深有感也。裕之舉興定中進士，歷官左司員外郎，陷汴京圍城中，痛憤作詩，指斥蒙古，不啻杜子美之於祿山、思明也。及金亡，遂不仕，隱居秀容之系舟山，時往來嚴實萬戶所，詩文無一語指斥者。裕之於元，不可謂再醮女，然既足踐其土，口茹其毛，即無詬詈之理，非獨免咎，亦誼當然也。”
朱認為，作為人臣身仕兩朝，就如同女子再婚，這是有失大節的事情，但是金朝滅亡之後，元好問並沒有到元朝去任職，站在這個角度上講，他並無有愧大節之事，然而他畢竟生活在了元朝的領土上。這樣的辯解，至少讓我讀來感覺沒什麼意義。
學者繆鉞在《元遺山年譜彙纂》中稱：“若謂此事與先生毫無關涉，似亦未得其平……蓋先生及劉祁為名所累，被迫撰文，皆出於至不得已。後人惟應諒其心，矜其遇，不必深加苛責，亦不必巧為辯護。”繆鉞本想替元好問辯護，但語氣又不那麼肯定，因為元畢竟與此事有關，替元辯解乾淨，似乎也有違事實。
而清全祖望則在《讀歸潛志》一文中稱：“予平情考之，滹南與裕之實不欲撰碑，而又不敢抗拒，故強付之京叔與麻信民。京叔二人亦不能抗，而卒挽裕之以共謗，文人遭此，亦可悲也。”全祖望說憑心而論，當年王、元二人確實不願撰此碑，但又不能不做，故而只好強迫劉祁和麻革來操刀，而這兩人也不敢抗爭，所以才受到了後世的指責。全認為這正是文人的可悲之處，其結論是：“則遺山之不能無罪，亦可見矣，特不應使獨受過耳。”
持折中態度者，還有清代的趙翼，趙在《元遺山詩》一文中詳細回顧了功德碑一事的本末，而後他得出的結論是：“而祁作《歸潛志》，又力辯非己作，而委之遺山。想見當時共以此碑為諂附逆賊，故各諱言耳。然遺山於此事，終有干涉。”趙翼的態度是：事出有因，但可原諒，畢竟元好問還是參與了此事。
對於元好問參與諛碑一事，還有一派則堅決反對這個說法。清翁方綱作有《元遺山先生年譜》，翁在年譜中有大段大段替元遺山辯解之文，其中一段稱：“……《大金國志》亦謂若虛外為遜辭，實欲以死守之，時議稱焉。而此傳又謂‘好問自為碑既成，以示若虛，乃共刪定數字’。言共刪定，則若虛亦在其中，而何以謂時議稱之哉。然則此事史所載，已參錯難曉，而郝詩云‘且莫獨罪’，尚是渾淪之詞耳。”翁認為劉祁的辯解有自相矛盾之處，簡直就是胡言。翁經過一番論證，認為歷史記錄有問題。
持此觀點者還有清凌廷堪，凌也作有《元遺山先生年譜》，他在譜中首先認為：“崔立功德碑事，為先生生平一大疑案，今反覆詳考，知其為劉京叔所撰無疑也。他不具論，《歸潛志》乃京叔所自著之書，載撰文始末甚詳，其語皆遊移無定，蓋有愧於中，而不覺其詞之遁也。”
凌覺得這是個疑案，他經過反覆考證，認定那個碑文就是劉祁所作，而後劉所作的辯解之文，都是閃爍其辭，故而凌的結論是：“既以碑序誣先生矣，而曰‘銘辭存餘舊數言’，則天良蓋不容盡泯焉。既以起草屬先生矣，而曰‘書某名在諸公後’，則真情或有時一露焉。其曰‘並無褒稱崔立之言’，夫諛詞非出己手，何煩代為末滅乎。”
凌認為，說元好問修改了碑文，這是一種誣衊，其實這件事完完全全都是劉祁所為，他為了洗清自己才把元好問拉了進來。領袖說：三個人就分左、中、右。對於這件事，我屬於哪派呢？細想之下，自己似乎哪派都算不上，因為我覺得以上的三派都是將元好問是否做過這事作為爭論的焦點，其實都沒有站在人性的角度來還原現場。在那緊要的關頭，元好問當時就說：死是很容易的事，但全城百姓都跟著死是否值得？按照蒙古人的規矩，如果圍攻某城不投降，一旦破城則會屠城。蒙古人攻打下北京之後，金人遷都於開封，當時大批百姓逃入了京城，在城內聚集了一百多萬人，這在那個時代是一個極大的數字，而元好問不想讓這麼多人陪葬，他還給耶律楚材寫過信，信中列明瞭需要保護的讀書種子，最終在耶律楚材的勸說下，蒙古人佔領開封后，確實沒有大開殺戒。
在那樣的生死關頭，能活命就成為了第一追求，元好問為了這麼多人的生命，無論他是否修改過碑文，又有什麼可指責的呢？難道他為崔立或者蒙古人所殺，才是大家想要看到的結果？就算從民族氣節來說，進入元朝之後，元好問並未出來做官，也就是說他當年如果真有那樣的舉措，也並不是為了自己考慮，更何況他在入元之後所做的事就是修《金史》，站在這個角度而言，這不正是司馬遷受宮刑後，忍辱負重來撰《史記》的心態嗎？故而把元好問修改崔立碑文作為其人生的一大汙點，無論此事有無，我都覺得沒什麼意義。
我們還是說說元好問在詩學上的貢獻吧。他在這方面做的最有名的一件事，就是寫出了《論詩三十首》，此組詩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極具名氣，因為元好問用這些詩概括了他對詩史的看法。但因為是詩而非文，故而詩中所指容易發生歧意，比如此詩中的第二首：
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誰能角兩雄？
可惜幷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
起首的“曹劉”二字，究竟指的是哪兩位，歷史上就有了不同的解讀。陳沆在《詩比興箋》中說：“元遺山論詩絕句‘曹劉坐嘯虎生風’，謂劉楨淺狹闃寂之作，未能以敵三曹，惟越石氣蓋一世，始與曹公蒼茫相敵也。”針對陳沆的這個說法，李正民在《元好問研究論略》一書中認為陳沆誤會了元好問的意思，他認為陳說劉淺狹“殊違遺山詩意”。李認為元好問的《論詩三十首》受鍾嶸影響很深，《詩品》中把曹操放在了下品，而把劉楨放在了上品，文中又引用了郭紹虞主編的《中國曆代文論選》中的評語：“此以曹為曹操，揚琨抑楨，非元氏論詩本意。”
《論詩三十首》中的第二十八首為：
古雅難將子美親，精純全失義山真。
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裡人。
李正民在文中重點分析了第三句，因為這第三句：“究竟是‘寧願向黃庭堅下拜’，還是‘難道能向黃庭堅下拜麼？’”對於這兩種意見，文中首先引用了查慎行《初白庵詩評》中的說法：“涪翁生拗錘鍊，自成一家，值得下拜。江西派中原無第二手也。”而宗廷輔則認為查說的不對：“此讀寧為寧可之寧，故為調停，非先生（指遺山）意。‘寧下’者；豈下也。”
元好問作過《飲酒五首》，雖然是飲酒之詩，他卻依然能在詩中大發議論，我錄其第二首如下：
去古日已遠，百偽無一真。
獨餘醉鄉地，中有羲皇淳。
聖教難為功，乃見酒力神。
誰能釀滄海，盡醉區中民。
對於他的五言詩，翁方綱在《石洲詩話》中的評價是：“五言詩，自蘇、黃而後，放翁已不能腳踏實地，居此後者，欲復以平正自然，上追古人，其誰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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