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群是河南大學唯一上課用繁體豎寫板書的老師。人生進入第75個年頭，他依然執拗地保持著一個老派學者的風範。除了必要的活動，他幾乎不再外出，只把精力放在學術研究和寫書上。“知識寫到書裡，將來總會有人看。”
儘管家裡的電視機、空調看上去已經“戰鬥”有些年頭，但搭在腿上最新版的蘋果電腦才是“主力”。他一直嘗試用新媒介和新方式翻閱歷史。
2006年，王立群登上《百家講壇》，成為青歌賽評委、《中國詩詞大會》嘉賓。屏幕裡，流行語張口便來；屏幕外，他常與網友互動。最近，他又將自己鑽研了一輩子的學問變得更時髦——在抖音和今日頭條上閱讀舊史書、分享新觀點。
4月14日，抖音、今日頭條聯合人民日報新媒體、13家出版機構聯合發起“都來讀書”全民閱讀計劃，希望通過這個計劃可以讓更多人的好讀書，讀好書。計劃發起的同時，我們也得知，王立群成為這個呼籲讀書的計劃的首批領讀人。
作為首批“領讀人”，他推薦了《大風起兮雲飛揚：漢高祖劉邦》，在他一貫慢條斯理的講述中，帝王將相奔來眼底，歷史浮沉湧上心頭。媒體評價他如一把慢火，溫和、持久。
“真正讓我讀懂《史記》的是經歷，是現實”
有人稱讚王立群的書房一整面牆都是書，他頗得意地糾正，“誰說的？書多得四面牆都放不下”。
環顧四壁，最愛的一本還是《史記》。他在《百家講壇》上因它而成名，“《史記》中很多原文我都能背下來，但我不能那麼講，必須轉化成現代漢語”。他認為《史記》是“二十四史”中最富有文才的一部書。唐宋以後，很多作家都把《史記》當作學習古文的典範和模本，就像學書法時的字帖。
1966年，在一所小學做代課教師的王立群第一次見到《史記》。學生們砸了小學的圖書館，學校僅存的一部《史記》被當作“四舊”扔在院子裡。王立群趁著夜色，把這本歷史的精華從地上撿起，偷偷開始閱讀，雖然有些地方還看不明白。
“真正讓我讀懂《史記》的是經歷，是現實。人們往往說讀書讓人讀懂現實，但我的體會，常常是現實讓我讀懂了《史記》。”
1965年參加高考，王立群報了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但因為家庭出身不好，沒等發榜就在開封市的一家小學當起代課教師，每月工資30.5元。7年時間裡，他教過語文、數學、書法、美術，甚至還教過音樂——他用一星期學會了腳踏風琴。
1978年，中國恢復招收研究生，高中畢業、沒上過大學的王立群決定直接考研。“當時最頭疼的是外語，我高中時代學的是俄語，丟了14年，重新撿起來非常不易。”王立群說，他向單位同事借了一套《俄語》教材，啃了大半年，竟然考過關了。政治考試沒有教材，全靠市組織部發了3本政治經濟學宣傳小冊子，很薄，他一天啃一本。第四天，看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政治課一共複習了四天，考了91.5分，是我考得分數最高的一門課。”
1982年，王立群研究生畢業留在河南大學任教，開的第一門課是中國古代文學，內容就包括《史記》。央視海選《百家講壇》主講人時，他憑著對項羽的獨到解讀勝出。
同事說他，“這個人平時在系裡誰都不是很熱絡。和他共事２０年了，想不起來和他有過什麼故事。他不打牌，不喝酒，以前還跳跳舞，現在忙，舞也不跳了。”
他把更多的時間花在讀書上。“首先，我要把原始文獻看完，再把學術界的研究資料以及學術論文一網打盡，這個工作量超乎常人想象。”僅一篇名為《高平之戰與趙匡胤的崛起》的文章就近一萬字，類似的研究文章有數百篇。
有一次，王立群在南京籤售，讀者的年齡跨度從8歲到86歲，“人們常說‘誤人子弟’，如果我備課不認真，講座有差錯，那我誤導的不僅是子弟，連子弟他爹、子弟他爺都可能被誤導了，所以我現在一門心思把講稿寫好，把課備好，一個月恨不得它有60天。”
兒時讀書是件奢侈事兒
王立群８歲開始承擔全家的做飯任務，現在還經常蒸饅頭，包餃子，炸丸子。“我的童年少年幾乎沒有歡樂可言，磨難太多了。”
讀完小學，他進入一所民辦中學“新新中學”。學校名字挺新，校舍極舊，是小巷裡兩處民宅。
既是民辦，國家不支付經費，13歲的王立群接受了人生第一次挫折教育，一入學就變成“農民工”。“一週三天，步行十幾裡，自備乾糧，到開封南郊搬磚、提泥”。新新中學攬到了替磚廠拉磚的活兒，離城十里。馬白天拉車，晚上初中生代替馬拉車。
學生們還給鋼廠砸礦石。一人一把錘子，一砸一天。把磚頭那麼大的礦石砸成比雞蛋小一點。“梆！梆！梆！”用勁小，砸不開，用勁大，一旦砸偏，手指頭立即起個大血泡。
幹完一天活，他們可以在次日上課。可是第二天，大家渾身疼，有時連筆都拿不住。
小時候，讀書是件奢侈的事兒。兒時的遊戲、夥伴都已記不清晰，但想方設法找書來看的經歷卻刻骨銘心。痛苦時，王立群在圖書館讀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我的感動，我的決心因此而起。懂得自強不息，不是《孟子》教給我的，是生活告訴我的。它讓我的忍耐和艱辛有了一個傾聽者，讓我所有的辛酸和委屈找到了宣洩的出口。”
王立群愛靜不愛動，讀書是頭等嗜好，年輕時讀書和現在讀書不太一樣。“現在由於閱讀的豐富，比年輕的時候領悟得更深，因為很多時候是靠現實才能懂歷史。懂得了現實之後再看歷史，可能會看得更透一些。”
王立群的同事說他“不大愛和人交往，喜歡獨來獨往。有人說這是內向，但這個詞好像不太準確。準確地說應該是‘儒雅’。‘儒’就是做學問，有傳統知識分子的精神；‘雅’，就是說話、儀表，很講究、得體。” 古人云，“腹有詩書氣自華”，儒雅的氣質是靠知識滋潤的，是靠閱讀培養的。
他曾經到美國講學，看到他們對建國200年來的東西保護得好。“我們有5000年的文明史，在河南，走到任何地方都可見秦磚漢瓦。歷史的遺產不能在我們手裡丟掉，歷史是割不斷的，因此對於現代人來說，讀歷史意義非常大。”
一個社會是提升還是沉淪，就看有多少人在閱讀
先前有人統計，中國人年均讀書0.7本，與韓國的人均7本、日本的人均40本、俄羅斯的人均55本相比，中國人的閱讀量少得可憐。儘管這些數據不很確切，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中國人的人均閱讀量是非常低的。王立群感到納悶，中國人真的不讀書嗎？
中華民族歷來推崇讀書，姑且不提上流社會的士大夫階層，鄉村僻壤的農民也追求“耕讀傳家”，這是舊時的家居牌匾或過年春聯上常用到的四個字。由此看來，中國人不僅崇尚讀書，而且是有閱讀習慣的。
但有一種人讀書是為了炫耀和賣弄。王立群講到，從前有一個自以為博學的人，出去買驢。按當時的習慣，買家要給賣家寫一份契約。博士鋪開白紙賣弄起來，下筆千言，足足寫了三大張，還在繼續寫。賣驢人等得不耐煩就催他快點，他卻說，不急，快寫到“驢”字了。後來就用“三紙無驢”這個成語指廢話連篇。
除他之外，還有一個愛顯擺的書蟲，“袒腹曬書”。講的是東晉時期的郝隆，無書不讀，有博學之名。在當時，每年的七月七日有曬衣的風俗，富貴人家紛紛將綾羅綢緞高高掛起，也有藉此炫富之意。家貧的郝隆無衣可曬，於是袒胸露腹，仰面朝天躺在太陽下。有人問他這是在幹什麼，他傲然而答：“我曬書。”
古人炫知識，今人炫財富。炫知識的人沒有財富，炫財富的人沒有知識。古人畢竟有可以炫耀的知識，而今人呢？
漢代的兒寬，受業於孔子的十一世孫孔安國，家貧無資，給人打工，鋤地的時候都帶上經書，一到休息時就誦讀，後位至三公。漢朝時候的朱買臣，家裡很窮。為了維持生活，他每天都得上山砍柴，常常揹著柴一邊走一邊看書。他的妻子覺得這樣很丟臉，還因此與他離了婚。後來的朱買臣功成名就。還有隋朝有一個叫李密的人，騎牛外出，怕在路上浪費時間，於是把書放在牛角上，邊走邊讀。
“這幾位古人，大都連基本的生活都很成問題，仍然能夠有時間讀書，今人還好意思說不讀書是因為沒有時間嗎？”
“人類最不該告別的就是讀書。”有一位學者說過：一個人的精神發育史，是一個人的閱讀史；一個民族的精神境界，取決於全民族的閱讀水平；一個社會是提升還是沉淪，就看有多少人在閱讀；一個國家誰在看書，看哪些書，就決定了這個國家的未來。
“有一些學者擔心，互聯網時代，讀書會不會變得淺薄？大家之所以認識我，是因為我在電視上做了《百家講壇》，我有一個明確的宗旨——我們在電視做節目實際上是做閱讀的導引。”
他從來不認為讀書與新技術有天然的分隔。他從1992年開始使用電腦，是在互聯網上最活躍的學者之一。他編寫了一本《王立群智解成語》，以故事論時下，將與食物有關的成語彙總出“舌尖上的成語”；關注社會上的房價問題，用杜甫名句“安得廣廈千萬間”為題；在“爸爸去哪兒”一章中，他結合成語和歷史，談及瞭如何做父親。
“2009年因為重度冠心病，第一次手術我差點就死在手術檯上，3月份心臟做了2個支架，4月份又做了4個，現在我帶著6個支架。”儘管身體在不可避免地衰老，王立群的思維一直活躍在最前沿。他在新潮的app裡做領讀人，在今日頭條上保持高頻率更新。“學生們”遍佈各個年齡層，隨時隨地與他互動，某種意義上，新的嘗試讓他站上比《百家講壇》更高的地方，令8.54億網民都能看見。
一千多年前，當時中國唯一的高等學府——大宋王朝的國子監設在河南；一百多年前，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清王朝將全國的科舉考試由北京轉至河南貢院。王立群從河南大學的黑板前走出，登上全國講臺，又在手機屏幕裡向億萬人重新解讀歷史。
60歲成名的王立群大器晚成，他說：“成名早晚，各有好處，成名早發展空間大，我成名晚，卻比他們多讀了幾十年的書，更有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