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薩埵（讀史專欄作者）
1086年，66歲的王安石走完了他極具爭議的一生，在他閉眼之前，老對手兼老朋友司馬光已經廢止了他幾乎全部的變法措施，一生心血付之東流。
僅僅三個月後，司馬光也因病逝世。倘若人死之後真有靈魂存在，當這對鬥了半輩子的老友在泉下相遇時，真不知會作一番怎樣的交談。
一
1069年，在年輕的宋神宗的支持下，蟄伏半生的王安石被任命為參知政事，即副宰相，準備大刀闊斧地開始他籌劃多年的變法事業。
在王安石之前，北宋已經有過一次規模較小的變法改革，是為范仲淹、歐陽修等人主導的“慶曆新政”，打算從整頓吏治方面入手，逐步改變國家羸弱，社會動盪的局面，但最終因觸犯的利益階層太大而導致失敗。
王安石總結了范仲淹的教訓，拉攏宋神宗作為自己堅強的後盾，在他的努力下，皇帝幾乎成為改革派黨人。經過他多年的準備，在朝中也有很大一批元老重臣贊同他的改革想法，至少說是並不反對，且樂意給予支持。
在私人勢力方面，王安石還提拔了章惇、曾布、呂惠卿、舒亶等在某些方面極具才能的人，作為變法的中堅力量。
天時地利人和盡皆在手，王安石的變法事業就在同年開始了，從當時的情形來看，前途真是無限美好，至少在王安石個人看來絕對是這樣。
二
司馬光這時擔任翰林學士，有“內相”之稱，一直以來，他都是皇帝身邊的重要顧問。
司馬光與王安石私交甚好，他倆的文名在當時都頗高，同為文壇的領袖，天下士人的標杆，在早年間和韓維、呂公著並稱為“嘉祐四友”。
司馬光一開始對於變法的態度還是持中肯意見的，認為應當“果能勝於舊者存之”，這種觀點既符合中庸之道，又不會被人指責是偏袒私情。事實也的確如此，司馬光雖然一開始是支持變法的，但是在具體變法的細節方面，絕不因私情而放任不顧。王安石到達京城後不久，在神宗面前與眾大臣討論變法細節時，司馬光就跟他因為分歧吵了起來。
王安石的變法以財政改革為主，他堅信可以通過高明的理財手段，在不增加百姓負擔的情況下，充實起空虛不堪的國庫。司馬光則認為這完全是荒唐的想象，因為一個國家的財富有限，分散於政府和百姓手中，固定量的錢不是自政府流入百姓手中，就是由百姓流入政府手中，除非是生產力顯著提高，否則絕不可能出現王安石所認為的那種雙方得利的共贏局面。
王安石一時語塞，短時間內沒想好該如何反駁，改革派的二號人物呂惠卿加入戰局，提出“青苗法”，試圖扳回一城。
青苗法歷來是王安石變法中最為人詬病的一項措施，主張“發富民之藏以救貧民”。中國古代土地所有權歸屬模糊，進入封建地主時期後，土地由大地主兼併，農民要麼淪為佃戶，要麼在春耕過後青黃不接時向地主借高利貸款以暫時維持生計，收成之後則要還高昂的利息。在這一過程中，地主的收益越來越大，而農民飽受其苦。
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同時充盈國庫，王安石決定由政府充當農民借款的對象，所收利息遠遠低於原先地主的標準。
從理論上看，王安石的這條政策實在是為農民考慮的良善之舉，但司馬光卻認為由官府充當地主的角色，是對農民更大的欺凌。因為如果地主破壞規則，農民還可以向官府告狀，一旦官府破壞規則，農民連一點反抗的力量都沒有，長久積壓而且無法宣洩的憤怒，最終結果必定是農民武裝暴動，給社會帶來劇烈動盪。
此外，在青苗法的實際施行過程中，很可能由於用人不當，出現底層官吏們為了完成上頭派發的貸款指標，強行逼迫農民借貸的情況。如此一來，必將出現農民因多年揹負貸款，無力償還而被逮捕入獄的糟糕局面。
聽完司馬光的反駁後，王安石一時無法反駁，但多少還保留了一些君子風度，並未做過多言語。呂惠卿則不同，被司馬光問住後，竟然開始罵人，對司馬光人身進行攻擊詆譭，幸好有神宗皇帝出面制止，否則很有可能在百官面前上演一出臉紅脖子粗的罵戰。
三
朝議結束後，皇帝較為傾向司馬光的意見，於是將新法推行暫時擱置，誰知在僅僅兩個月後，皇帝與王安石突然再度站到同一戰線上，一心一意開始變法。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司馬光對新法的理解逐漸加深，反對意見也隨之更加堅定，連上九道奏章痛陳利害，請求中止新法施行，神宗皇帝無奈，只好下旨讓司馬光擔任樞密副使一職，主管軍事，要求他不要再插手變法事宜，但司馬光堅決拒職不受，認為自己只要還在門下省一天，就決不能對此放任不管。
因為司馬光的這種倔脾氣，蘇東坡曾給他起了一個外號叫“司馬牛”，認為他一旦較起真來就絕不會有任何迴轉的餘地。
王安石同樣也極其執拗，是北宋政壇上有名的“拗相公”。現在這兩人站到了對立面上，互相之間絕不肯退讓一步，王安石必定要推行新政才肯擔任宰相，司馬光必定要廢除新法才肯擔任樞密副使。
到變法推行的第二年九月，司馬光與王安石之間總共有三次書信來往，在信箋中誠懇且嚴肅地討論了變法的可行性。三次過後，司馬光與王安石正式決裂。
這一年裡，王安石曾經的朋友中與他關係惡化的不只是司馬光一人，“嘉祐四友”中的其他兩人，呂公著和韓維，都曾對他的上位給予了很大幫助，但在一年之中，都因為對變法的部分內容持有不同意見，而被王安石化友為敵，遭到貶斥。
為了清除變法過程中的反對聲音，王安石將主管監察的御史臺人員幾乎全部更換，轉而任用自己的心腹和親家，如謝景溫和李定等人。後世評價王安石過於剛愎自用，原因大多來自於此。之前支持他的許多元老重臣都在此期間遭到更換、貶謫、流放，朝中幾乎只剩下王安石的私人勢力，北宋的黨爭之亂，也自此開始。
林語堂在《蘇東坡傳》中諷刺王安石，說對他“化友為敵”的才氣十分欽佩，這句話或許有損大政治家的形象，但確實是不爭的事實。
四
司馬光的鬥爭無果。
神宗皇帝有大展宏圖的雄心，而且他堅信王安石就是自己的“姚崇宋璟”，必將開創繁榮的新局面。變法事業已不可阻止，許多名臣大怒而去，司馬光也萌發了退隱之意。他一直有一個史學方面的熱切期盼，並且在九年前已經開始付諸行動，這是一本編年史鉅作，為今天的人所熟知，名為《資治通鑑》。
1070年九月，司馬光退居洛陽，潛心編纂史書，再不問政事，一走就是十五年之久。
王安石几乎清除掉了所有的對手，歐陽修司馬光隱退，蘇東坡蘇轍兄弟被貶離開京城到外地任職，韓琦曾公亮富弼等老宰相或貶或退休，總之已經對他構不成威脅。
變法隨之進入高速發展時期，主要內容可歸納為“六法”和“三稅”。
“六法”指均輸法、市易法、青苗法、保甲法、保馬法和方田均稅法，“三稅”指的是免役稅、國產消費稅和所得稅。簡而言之，就是朝廷取代小商人，接手全國貿易，通過各種組織架構上的重新規劃，增加國庫的收入，其收入所得大多投入西北戰局。
後世史學家認為，王安石用以打動宋神宗變法的手段，就是藉西北戰事勝利來宣揚國威，每當捷報頻頻傳來，宋神宗就高興不已，認為變法確實帶來了很大的積極影響，轉身就把各級官員報告新法實施中出現弊端的奏摺丟到一旁。
事實上，新法帶來危害已經遠遠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皇帝眼中的盛世不過是王安石粉飾的太平而已。
紙終究是包不住火的，很快，一個滿目瘡痍的社會就暴露在天下人的眼前了。
五
王安石的出發點是好的，但他太過於理想主義，對自己過於自信，手段也太過冒進，以至於現在的情形完全和司馬光曾經預言的一致。
以青苗法為例，各級官員為了完成上級指派的任務，或逼迫，或引誘，使出種種方法把貸款推銷給農民，帶來的是農民連年負債，苦不堪言，很多人因此被捕入獄遭受鞭笞，形勢遠嚴重於變法之前。
1071年，京都一帶的百姓為了逃避保甲法，引發了小規模的暴動，甚至有人自斷手臂以求自保。
由政府接手商業的措施，已經弄得物價飛漲，市場混亂，許多商人聯名抗議。在百姓眼中，皇帝和政府已經和與人爭利的水果攤小販無異。
總之，王安石變法中的各項措施都已經導致極大的弊端，漸漸地引起了皇帝的不滿，對王安石失去了信任。
四年之後，全國發生大規模的旱災，饑民流離失所，
一個叫鄭俠的門吏將每日所見畫成幾張《流民圖》，呈給皇帝預覽，長期以來被王安石輕描淡寫掩飾的社會實情才暴露在宋神宗眼前。現在的局面是，不僅有大臣們長期以來的反對，後宮太后也開始向皇帝施壓，認為王安石是把一切弄得亂糟糟的罪魁禍首。不久後，王安石的宰相之位就被罷免，但新法仍舊沒有廢止。
六
王安石罷相後，皇帝想召回退居洛陽的司馬光主持朝政，但司馬光的第一句話就是問神宗是不是要廢除新法，如果不是，那自己堅決不會回去。
皇帝迫於壓力罷免了王安石，但仍對新法抱有一絲希望，只好任由這頭“司馬牛”繼續在外修書了。
又過了一年，即變法的第五個年頭（1085年），變法陣營中出現分裂和互相傾軋。為了穩定形勢，宋神宗召回王安石再度擔任宰相。
在此前不久，王安石寫下了那句著名的“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實際上，經歷了第一次罷相的王安石，與宋神宗之間的關係已經出現無法彌補的裂痕，詔他回來也屬於迫不得已。
王安石的支持者已經所剩無幾，過去一直對他鞍前馬後的呂惠卿包藏禍心，試圖顛覆他取而代之，原先的得力干將鄧綰、曾布、舒亶、李定等人也各懷心思。變法陣營實際上已經四分五裂。
1076年，王安石的長子王雱病死，對王安石打擊極大，他的精力在這兩年中幾乎消磨殆盡，再也無法支撐下去，不久後就辭職返回江寧府了。
王安石已經失掉人心，司馬光在天下人心目中的地位卻日益高漲起來。他在洛陽居住的十五年裡，雖然不問朝政，卻深孚眾望，成為百姓心中的無冕宰相，即使是鄉野老翁也都尊他為“司馬相公”。“相公”一詞在宋朝代指宰相，老翁們可並不是要把他當丈夫。
司馬光一直到宋神宗駕崩那年才回到京城，這時他的《資治通鑑》已經編寫完。新皇帝年幼，現在由太皇太后執政，一直以來她都是變法反對派的堅強後盾，已經決定廢止新法。
司馬光熬了整整十五年，終於等來這一天，決心要一掃王安石變法留下來的爛攤子。
七
1085年三月，宋神宗駕崩，司馬光返回汴京，抵達的當天整個京城震動，他的車馬被前來歡迎的百姓緊緊圍住，密集的人群中傳來一句很讓人心酸的話："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
根據蘇東坡的記載，當他準備從登州返回京城時，當地百姓站在路邊送他，請求他轉告司馬光“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
從這些話中我們很容易看出，百姓們是將司馬光看做救星，已經將自己的命運和司馬光緊緊聯繫在了一起。
司馬光重登相位，立即著手對新法的廢除，在不到半年裡，幾乎停止了變法的全部措施，其中最有爭議的是免役法，蘇東坡等人主張保留，但司馬光堅決要求廢止，最後如他所願。
王安石的半生心血歸於失敗，到這時為止，徹底畫上了句號。
八
次年五月，王安石在江寧鬱鬱而終，諡號只有一個字“文”。
因為王安石的緣故，司馬光退出朝廷長達十五年之久，他大可以在重掌朝政後盡情地報復。但是，司馬光到底不負君子之名，他對王安石的評價還是極為公正的，認為王安石除了過於執拗之外並沒有什麼可以指責的地方，朝廷理當對其厚葬。
司馬光與王安石雖然政治立場針鋒相對，但對彼此的評價並未摻雜政治仇恨。
後世批評王安石沒有容人之量，但對於司馬光，他確實發自內心地敬佩其道德風範，由衷讚歎司馬光是真正的君子。
王安石窮盡畢生精力，一心向前，希望改變國家貧弱的局面，挽救危亡，最終歸於失敗，但責任並不能全歸罪於他。司馬光奉行儒家的中庸之道，老成持重，在變法之初就預見了數年之後的結局，眼光不可謂不準確，雖然他反對新法，但也並未能提出行之有效的方法來救亡圖存。
總而言之，兩人都有值得稱頌之處，但也都沒能盡善盡美。
編著《資治通鑑》已經耗盡了司馬光全部的生命活力，在王安石死後僅僅四個月，即1086年九月一日，司馬光逝世，諡號“文正”。
司馬光與王安石一生的恩怨情仇到此時為止徹底結束，在他們身後，變法引起的黨爭和混亂雖然還沒有結束，但那已經與他們無關。
後人可以展開聯想的是，當這兩人的靈魂在冥冥中重逢時，又會作出一番怎樣的交談呢？最大的可能或許可以用後世的一句詩概括：“歷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