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北宋神宗時宰相。他勵精圖治，大膽改革，然而卻落得一個悲劇的下場，不禁令人唏噓惋惜。
王安石的變法改革是針對當時“積貧積弱”社會現實而進行的，是以富國強兵為目的的。他以“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為原則，從理財入手，頒佈了“農田水利法”“均輸法”“青苗法”“免役法”等一系列法令。可謂百廢欲興、面面俱到，也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最終卻以失敗告終。這不禁讓人慾多問幾個為什麼。
朱熹評王安石及其變法時說：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引用兇邪，排摒忠直，流毒四海，至於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後世多以此論為天下公言。此果公言乎？予不以為然！“以財利兵革為先務”興經強軍錯了麼？富國強軍不正是今天的標準嗎？“引用兇邪，排摒忠直”，多用身邊人則有之，識人不精與故用奸邪更不是一碼事，排摒守舊者則有之，忠直且守舊自然難免。“流毒四海，禍亂極矣”則更是聳人聽聞。大地主、大官僚怨恨自在情理之中，百姓沒有得到應有好處亦事實，偶遇大旱更不是人禍。“拗相公”何其冤也！對於司馬光、歐陽修、蘇軾一干政見不合者，抑則有，落井下石則無。“拗相公”復冤矣。
說到反對派，當然首推司馬光。那麼，司馬光為何抵死反對變法呢？其原因說法不一。一曰：認為新法弊大於利，二曰：儒法之間理念的根本差距，三曰：為維護自身大官僚利益。予以為此三者各佔必例，兼而有之。像司馬光這樣的人，作文可以，為政恐只能是死氣沉沉。至於歐陽修、蘇軾，則純屬對變法之步驟、方法見解不同，以為過激了，魯莽了，他們並不是從根本上反對變法，事實證明他們的擔心沒有錯。
“拗相公”的失敗可謂時也，勢也，人也。說時也，在封建宋朝，敢大刀闊斧地改變祖宗之法，本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不巧更遇熙寧之大旱災，一張“流民圖”即使神宗這個最高支持者動搖改變，豈非時乎？更何況讓一箇舊的官僚體系去執行新法，其變味則可想而知。說勢也，變法觸動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既得利益，這個勢力何其根深蒂固，安石公小視了。說人也，這個人則主要是安石公自己。不善官場人際，生性孤傲固執，不屑與庸人為伍，徒有志向，卻未能腳踏實地，致使新法在推行中多少有些變味。當然也包括他人，包括他推薦的參知政事呂惠卿，為保相位竟極力阻止他復出。包括他推薦的御史中丞鄧綰，在他罷相後立馬投靠呂惠卿，他復出後又立馬檢舉呂以求再度投誠。這樣的小人，這樣的官場生態，哪能是他高品行所能接受的。若以此論，“拗相公”敗亦不冤。
言至此，不禁想起了白居易、羅點的一番話：白曰：以拱默保位者為明智，以柔順安身者為賢能，以直言危行者為狂愚，以中立守道者為凝滯，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鮮執咎之臣，自國及家，寖而成俗。故父訓子曰：勿介直以立仇敵，兄教弟曰：勿方正以賈悔尤。且慎默積於中，則職事廢於外，強毅果斷之心屈，畏忌因循之性成，反謂率直而居正者不達於時宜，當官行法者不通於事變。是以殿最之文，雖書而不實，黜渉之典，雖備而不行。羅曰：無所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沉，則曰有量。眾皆默，己獨言，則曰沽名，眾皆濁，己獨清，則曰立異。這就是對安石公變法的最好註釋。這樣的“恭”自然無拗矣，你要麼？
“拗相公”的悲劇是必然的，“拗相公”的功績是當然的。歷史是一面鏡子，照著古人，亦照著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