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鎮，這座讓人在第一時間想起陶瓷的贛東北小城，在1700多年陶瓷工業歷史的深厚底蘊中孕育著新的商業繁榮。時光之中，我們穿行在景德鎮悠久的瓷器工業文明和歷史深處，追尋著這座千年瓷都的輝煌與榮耀，興衰和起伏。雖然這些已經成為歷史，但它哺育了一代又一代景德鎮人，甚至繁衍了無數陶瓷工商業傳奇。而且這些歷史，還將（甚至永遠）影響著景德鎮乃至中國的陶瓷工業。
今起，本報推出大型專題策劃“景德鎮蛻變系列報道”，通過平靜梳理、中性敘述來透視景德鎮這座陶瓷“工廠”。我們不會對某項技藝過度讚美，也不會對一些人和事進行追問，我們更不會對景德鎮陶瓷本身進行過多的描繪。就像看一部紀錄片一樣，沒有任何感情色彩和主觀意識地對景德鎮陶瓷工業進行客觀鋪陳。
而將景德鎮看成是一個陶瓷工廠，這看起來挺新鮮，挺有意思。但當我們追尋景德鎮陶瓷的近代發展歷程之後，卻發現已經經歷1700多年風雨的它仍然歷久彌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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窯爐數據的變化
從數百座到100座，再到200座和後來的50座，這些窯爐數字的變化曲線讓我們看到了景德鎮陶瓷所經歷的興衰和跌宕起伏。然而，這只是一個縮影，因為在這些數據的背後，景德鎮還曾經燃燒著數以千計甚至無法統計的家庭作坊梭式窯（注：上述數據系不完全統計）。
康熙年間，有一位法國傳教士曾寫過一段描述景德鎮的文字，大致為：昌江河兩岸，日夜火光沖天，數百座窯爐晝夜不息地在燃燒……
從這段文字我們大概可以看出當年景德鎮陶瓷已經非常興盛，而事實上，明清時期的景德鎮陶瓷的發展的確是鼎盛時期，就像那位法國傳教士所說的那樣。據景德鎮市瓷局有關負責人介紹，在明末清初的時候，景德鎮已經有10萬人從事陶瓷及相關工作。解放初期，景德鎮的窯爐大約不到100座，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窯爐數量又增加到200座以上。1995年以後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之後，景德鎮的國營瓷廠紛紛改制和劃小承包，窯爐的數量銳減到50條左右。
“當然，這裡所說的窯爐是指有一定規模的，並不包括家庭作坊式的梭式窯和小土窯。”該瓷局負責人補充道。
從這些不斷變化的窯爐數據看，景德鎮的陶瓷行業的確經歷了幾代興衰和跌宕起伏。在這些數據變化的背後，其實還有一個龐大的數據我們根本無法統計，那就是家庭作坊生產用的梭式窯。“這些佔地面積小、效率低的梭式窯至少也有個三四千座吧，因為在景德鎮絕大多數家庭都具備了原料調配、製坯、上釉、燒製甚至手繪的陶瓷整套製作技術，景德鎮曾經遍地開花般誕生了數千個家庭瓷器作坊。”曾經是家庭作坊業主的熊師傅告訴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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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老工人的敘述
兩位在民間被分別譽為“活字典”和“死檔案”的普通老工人，在多數人不願意接受採訪的時候，將記者領進家中，細述了景德鎮陶瓷窯爐建設、改造的進程，通過這樣的進程向我們勾勒了景德鎮陶瓷工業發展、進步的簡單曲線。
80歲的餘昭玉和75歲的許英年是景德鎮陶瓷工業的兩位普通老工人。但是他們在民間卻被稱為景德鎮陶瓷工業的“活字典”和“死檔案”。因為前者是個記憶力超強的老人，雖然已經80高齡，但講起他一生所經歷過的景德鎮生活，幾乎不假思索，娓娓道來，而且層次分明。後者許英年老人則因為從1950年開始收集關於景德鎮陶瓷的所有文字、數據資料而在民間得名“死檔案”，並多次被當地媒體、政府授予保護和傳承歷史資料的嘉獎。
在許英年位於江家下弄86號的那間破舊的老民房裡，珍藏著數百本（件）關於景德鎮陶瓷發展的歷史資料，小到當年的文件、通知、獎狀和筆記本，大到早年的陶瓷年鑑、發展簡史，細到當年所有陶瓷廠的年產值、利潤率和員工數量等數據，許英年只要一打開用紅綢子捆著的各類紙箱，基本都能找到。
生於1929年的餘昭玉，10多歲開始在工地做建築工人，25歲那年，他開始從事陶瓷窯爐工作，直到退休。餘昭玉告訴記者：“我開始做窯爐的那一年，很多人都說我運氣好，找到了一份技術活，而且可以做一輩子。”顯然，一份窯爐工的職業在那個時代是非常有地位的，那時的人們似乎把陶瓷產業看成了是一個非常吃香而且永不停息的大產業。
曾經出差到佛山、淄博等地考察窯爐建設的餘昭玉雖然沒有在數量上給我們介紹窯爐的變化，但他卻在窯爐改造的進程上，給我們勾勒出了景德鎮陶瓷發展、進步的曲線：
1956年景德鎮就已經開始做煤氣發生爐，後來在1958年建設了約200多座圓窯（北方人稱包子窯），但這些窯需要很多人工去維護和工作。1965年，景德鎮開始大建隧道煤窯，並從此首次實現了節煤50%、人工減少2/3的效率增長。“這些窯爐起初是從日本、捷克引進，1970年以後各廠響應政府號召減少汙染，開始在窯爐公司幫助下，將這些隧道窯的其中一段進行改造，從煤窯變成油（重油）窯，雖然汙染小，但是成本上升了很多。”餘昭玉說。1984年國家對環保要求日趨嚴格，輕工部開始鼓勵景德鎮陶瓷產業推行“（煤）氣窯生產”，並由此促成了景德鎮焦化煤氣廠的成立，集中供氣給各陶瓷廠使用。
餘昭玉印象最深刻的就是1985年，光明瓷廠從德國引進了第一條也是唯一一條先進煤氣窯。餘昭玉說：“那條進口窯爐無論從節能、高效和環保上都是國內窯爐所無法比擬的，不過它的價格很貴，大約是130多萬美元，因為當時是計劃經濟，上面要求所有陶瓷廠將出口退稅獲得的美元集中上交，幫光明瓷廠從德國購買窯爐，然後各個廠效仿該窯爐進行改造生產，這樣便節約了很多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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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景德鎮：兩興兩衰
景德鎮陶瓷的鼎盛時期就是研發青花瓷的明末清初時期。此外的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是景德鎮陶瓷又一次興盛時期，那時，曾經有人主動放棄在郵電部門的工作，選擇到陶瓷廠上班。儘管這只是個案，但的確反映了陶瓷在那個時代對景德鎮人就業和生活的影響。很多人說那時候陶瓷廠的福利待遇甚至超過了微型汽車大王昌河公司。
景德鎮市經貿委副主任羅軍告訴記者，青花瓷器是景德鎮陶瓷的驕傲，也是景德鎮陶瓷輝煌的一個重要縮影。而研發出青花瓷的時代就是明末清初時期，那時候的景德鎮就像本文前面提到的法國傳教士所說的那樣：“昌江河兩岸，日夜火光沖天，數百座窯爐晝夜不息地在燃燒……”後來隨著清朝末年政府的衰敗，景德鎮陶瓷工業的發展開始放緩，特別是在民國時期和後來的八年抗戰及解放戰爭時期，進入了一個快速衰退週期。直到1949年建國以後，解放初期的景德鎮陶瓷工業開始得到了恢復，國家開始計劃對景德鎮陶瓷工業的整合，像紅旗瓷廠、光明瓷廠等十大瓷廠陸續籌建並投入運營，造就了景德鎮陶瓷的又一個興盛時期——80年代末90年代初。
景德鎮市郵政局廣告公司總經理劉敬波給記者講了一個挺有意思的故事：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的郵電部門應該算得上是一個非常好的單位，但是卻有一些職工主動放棄那份工作，要求到國營陶瓷廠上班。“這主要是因為當時景德鎮陶瓷廠非常紅火，福利好，名聲大，幾乎超過了很多職能部門。”劉敬波說。
12月20日，記者在景德鎮市昌江河邊的綠地上尋訪老工人和老百姓的時候，多數人都表示，那個時代確實很輝煌，景德鎮的街道、碼頭非常擁擠，各地的商人從景德鎮批發瓷器，然後通過昌江河水道經鄱陽湖運到全國各地銷售。
一位姓張的師傅告訴記者，：“那時候我們在陶瓷廠的工資比多數單位都要強，很多人被分配到政府或職能部門都不太願意，就連昌河這樣的知名大企業都不如我們陶瓷廠的福利好。”說這些話的時候，張師傅一臉興奮自得的表情。但很快他話鋒一轉，“不過後來就不行了，到我退休的時候，我已經下崗好幾年了。”
張師傅告訴記者他是三年前從一家國營瓷廠退休的，退休前的四、五年時間裡，他也是一個下崗工人。但當記者問到為什麼下崗的時候，張師傅似乎自己也搞不清楚，一臉茫然和惋惜的表情。隨後他咕噥了一句：“好像就是在一夜之間發生的事一樣，一切都很平靜，但又很突然。”
記者後來從景德鎮市經貿委瞭解到，張師傅的經歷正好跨越了一個分水嶺：國有企業轉制。80年代末90年代初景德鎮陶瓷最輝煌的時候，張師傅享受了那一段福利好、榮譽感又強的國營瓷廠工人待遇，但是1995年開始，景德鎮陶瓷企業和各地國有企業一樣，因為計劃經濟體制的制約，對市場反映遲鈍，未能融合市場需求，開始進入新一輪衰退時期。隨後大規模的轉制浪潮開始席捲全國國有企業，景德鎮陶瓷也面臨著股權、資產和利益的再分配。張師傅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堅持到最後，仍然逃脫不了下崗的命運，而像張師傅這樣的工人，在景德鎮陶瓷行業更是數不勝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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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衰之間：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體制衝突
一個足以令普通工人在多年後仍然引以為豪的時代，一個曾經擁有產銷產銷兩旺的十大瓷廠的景德鎮陶瓷，為什麼從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興盛走向了後來的衰敗？隨著記者的採訪深入，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兩種體制的衝突給了我們一個強有力的答案。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戰亂中蟄伏了數十年的景德鎮陶瓷因為新中國的成立和大解放，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那時候剛剛被設為江西省直轄市的景德鎮開始將“振興陶瓷工業”定為發展方向，在國家、省、部等各級政府、部門的支持下，開始整合已經支離破碎的民間陶瓷廠，統一規劃新一輪的發展方案。從1949年創建建國瓷廠開始的10年內，景德鎮先後創建了光明、藝術、紅旗、紅光、建築、東風等十大國有瓷廠。景德鎮市經貿委副主任羅軍告訴記者：“那時候是計劃經濟，這些瓷廠的先後創建，都是由國家計劃好，哪些廠生產什麼產品，哪些廠專供出口、哪些廠做內銷都是有明確規定的。而且從產品的樣式、生產、價格、銷售渠道和用途等都是有嚴格規定的，不能輕易改變。”
老工人餘昭玉告訴記者，計劃經濟時期，新華瓷廠、景興瓷廠等工廠被國家計劃列為民用瓷廠，它們生產的所有瓷器專門供應給國內的需求，而其它的一些工廠則專門負責出口產品的生產，這樣一來，每個廠的贏利能力和機會都被“計劃”好了，負責出口的瓷廠因為價格高和市場大，都非常紅火，由於國內市場有限、國民消費能力相對較低，導致內銷的企業業績平平甚至虧損。“不過像新華、景興等一些內銷的企業是國家允許虧損的，因為它們的一切都是國家計劃好的。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大鍋飯’，只要你按照國家計劃去生產、按照計劃好的供應渠道銷售，工資、福利等照樣享受，而不是看效益好壞來分配。這些虧損的內銷企業將由贏利的出口型企業來填補資金空缺。”餘昭玉說。
羅軍告訴記者，計劃經濟中的陶瓷廠只負責生產，銷售則是由江西省陶瓷銷售總公司和江西省陶瓷進出口公司分別負責內銷和外銷，生產任務的安排則由江西省陶瓷工業公司統一下單。“這樣一來，也決定了景德鎮陶瓷廠只是單一生產性企業的性質特徵，產品的研發和銷售被計劃分離到其他國有部門負責。以至於這批企業因為研發和銷售能力不強，在後來的市場經濟中出現‘水土不服’和衰敗的現象。”
“但是我們不能否認計劃經濟在上世紀為景德鎮陶瓷工業的發展帶來了新一輪興盛，並使之得以傳承。”羅軍補充道。因為當時國家的統購統銷、統一生產規避了很多社會矛盾，特別是擴大了就業，在短期內使景德鎮陶瓷得到快速發展。
江西省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員對記者表示，因為計劃經濟和國有企業的體制較為固化，在社會經濟取得重大發展之後，它根本不能滿足市場的消費需求，消費者對產品的款式、花色甚至大小都有著不同的喜好，而“計劃內生產”的模式正好違背了這一市場經濟的需求，最終景德鎮的陶瓷廠在1995年左右開始失去競爭力，特別是在靠近沿海地區的潮州陶瓷企業及時改制、迎合市場需求作出調整之後，已經深陷固化模式的景德鎮陶瓷企業更是受到多重壓力和制約，總體規模和經濟總量開始急劇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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