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海禁政策，關閉了海上“絲綢之路”，原因是什麼

今日看點：明朝的海禁政策，關閉了海上“絲綢之路”，原因是什麼

大家好，歡迎收看本期的一雪前史，今天給大家聊一聊明代的海禁政策。元朝在對外關係上，儘量發展商業貿易，希望到中國來通商的國家和部族更多，雖然它在沿海一帶建立了若干處徵收商稅的機構，即所謂市舶司，在某種場合上也控制著海上的交通，但卻沒有把“海禁政策”當作十分重要的問題來看。明太祖在推翻元朝統治建立起自己的統治權之後，對於海外關係採取十分嚴格的控制手段，除了政府自身與海外某些國家某些部族建立一定的關係外，對於私人與其他國家、部族間的海上貿易，一概加以嚴格的禁止，這就是所謂的“海禁政策”。

鄭和寶船

永樂至宣德間，由於當時的社會經濟得到初步時恢復和發展，又由於統治者自身的要求，海外貿易獲得大規模的發展，鄭和等七次下西洋，在客觀上也使“海禁政策”略呈一種寬弛的狀態。正統至正德間，土地高度集中，但手工業與商業資本的發展也較為迅速，對於海外貿易的要求更為迫切，而國家也逐漸認識到發展海外貿易對於解決財政困難問題的重要性；所以在此時，雖然依然執行著舊日的“海禁政策”，但在弘治正德間，卻發生了一些開放“海禁”的傾向。自正德末世至嘉靖後期，由於葡萄牙侵略勢力的東來以及“倭寇之患”逐漸嚴重，“海禁政策”又嚴厲執行起來。只是在嘉靖末年，“倭寇之患”初步平定之後，由於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又出現了開放“海禁”的先兆。隆慶至崇禎間宣佈開放“海禁”，默許私人進行海外貿易，但仍加以種種的限制，還不能說“海禁政策”完全廢除。

明代海禁政策下的貿易方式

在“海禁政策”下，明代對外貿易的方式可以包括在王圻之“貢舶與市舶一事也”一語之中。這就是說，若不是貢舶，互市貿易是不許可的。朝貢本身可視為貿易之一種，因為每次朝貢，朝廷照例以賞賜的名義，付與相當的代價。但大多數的國家，在朝貢以外，尚附帶經營普通方式之貿易，且後者往往較前者更為重要。關於朝貢一事規定有種種煩瑣的儀式和手續，如貢朝貢道，入貢人數或船數皆有一定的限制。同時，此種朝貢貿易制度，在財政收入上，不僅無利，且屬一種負累，因此入貢必限定期限（琉球二年一貢，安南、占城、高麗三年一貢，日本獨限十年一貢，其他國家，以三年一貢者為最多。）又為了辨識貢舶的真偽，洪武十六年（1383年）禮部制定勘合制度，於是遏羅國及其他占城琉球等五十九國開始發給勘合文冊。每於貢舶到達時，市舶司與之對合號簿，並驗視表文方物，皆無詐偽，乃送入京。海外諸國到中國“朝貢”之後，明政府依例給予“賞賜”。

朱元璋

朝貢領賞以後，貢使本應立即就途返國，但若於正貢外有附帶來的貨物，許於會同館開市二日或五日，唯朝鮮琉球不拘限期。各鋪行人等亦可帶物入館內賣與夷人。雙方公平交易，以不違禁的物品為限。其次，關於會同館互市之抽分率，若依弘治年間的規定，則課稅為五分，但這種規定事實上等於空文，朝貢國大部分是依著特旨，將抽分免掉。從史書記載來看，從明洪武年間，經過永樂、正統，直到弘治年間，皆無市舶抽分之事，這是敢斷言的。蓋明初是依恤商政策，商稅力求簡約，同時也是為了振興衰退的對外貿易，所以會同館互市，市舶互市，都採取免抽政策。

朱棣

至於本國商人出國貿易限制甚嚴，與外國來華的不同。自洪武時起，因沿海倭患，常有集私往諸番互市之令。成祖一登帝位，亦於登基詔書中重申通番之禁。永樂二年（1404年），又禁民間下海船。民間原有海船的，盡改為平頭船以防其私通外國。

明代的朝貢貿易制度在永樂年間鄭和遠征以後是最旺盛的時代，弘治年間也還繼續著。但是，到了正德年間已起了性質上的變化。第一，自從宣德以後，南洋遠方諸國入貢者已遠不如前時之盛；至於入貢的諸國，又多不守貢制，往往挾帶私物，不依時限至，弊端百出。第二，沿海沿邊人民因生計關係，往往私自出境貿易，甚且勾引夷寇入犯。第三，因為自葡萄牙人東來以後，歐洲他國人接踵而至。

歐洲艦隊

一方面，中國在南洋的政治地位與經濟勢力漸為歐人所排擠而相形見絀，另一方面，這些歐洲的國家，還要與中國直接通商。他們挾有強有力的組織與雄厚的資本，當然不像南洋諸國的馴和肯居臣屬的地位，往往用武力強迫中國互市或勾引奸民做內應挑起叛亂，使中國沒有辦法，只好多開江岸以延納這些與寇舶沒有多大分別的商舶。自此以後，諸國入京進貢的事情漸少，會同館互市的盛況亦漸冷落，原居附從地位的市舶司互市反日見繁盛。

明朝船

就是在這個時期起，政府的國際貿易政策，從懷柔主義轉變到了收入主義上面去。在弘治正德以前，對於貢舶市舶入口貨物，差不多沒有執行過“抽分”的辦法。但這種招徠的政策，後來也許因為財政上的理由，也許因為番舶所載的私物日多，所以不能不有所改變。於是“抽分”制度便被嚴厲地執行起來。弘治間規定，凡番國進貢，國王、王妃及使臣人等附至貨物，十分之五抽分入宮，五分給還價值，以錢鈔相兼支付。其後自正德十二年（1517年）至嘉靖五年（1526年）改為十分抽二。至於抽分所抽的是貨物，而非貨幣。這種辦法，或者有它的困難及不公平的地方，所以最遲到了萬曆初年，入口番貨已改徵貨幣。此外，對西洋來中國的夷舶及中國人下番的商舶亦分別徵稅。由於貿易方式的改變，所以明末的海外貿易，在一定程度上是得到了發展的。

嘉靖皇帝

貿易影響方面

明初在朝貢貿易制度下固然無抽分之事，官牙私牙也不承認其存在，對於互市貿易，似乎是採用自由放任政策，然而，有所謂“非朝貢不許貿易”一條大的原則，而且那繁瑣的形式主義亦為大害，這不能不說是貿易發展的大阻礙。又於明中葉的抽分制也還沒有采用，政府的收入，只是朝貢品而已。在政府一方面，對於朝貢使節的賞賜品、接待費的支出，達到相當的數目，從政府收入的觀點來看，這種事沒有大的意義，也是很明白的。無論如何，明代之朝貢貿易，不論從貿易政策上或財政政策上講，都沒有重大的價值，只是屬於所謂朝貢禮的服從關係而已。

倭寇

“倭寇之患”，自明一代，不斷地出現於沿海各地，北起山東，南至廣東，到處都有。而最嚴重的時期則在嘉靖中世，即公元十六世紀的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地點則集中於江、浙、閩三省。“倭寇之患”是如何發生的？茲先從“朝貢關係”的貿易說起。自公元十四世紀的後三十年至十六世紀的前六十年，日本的政治局面是一種領主割據的形態。但因為中國認為日本是一個國家，而不是許多國家，所以所有和日本的“朝貢關係”，大體上說是以足利幕府為對象的。雖然足利幕府有時將若干勘合分給某些“藩侯”、“寺社”（指大寺院地主），使他們也分享到對中國貿易的利益，但這樣還不能滿足“藩侯”和“寺社”的要求。

浪人

而那些得不到“勘合”的，就把自己境內的商人和浪人組織起來，利用他們到中國私行貿易或進行劫掠。這些私商和浪人，就以此為業，成了正式的“倭寇”。但不能說這是導致“倭寇”發生的根本原因，而是發生了某些客觀的影響。“倭寇”根本是從日本來的一夥劫掠中國的盜匪，即使中日間的貿易關係不受到限制，中國的海禁沒有那樣嚴格，這夥盜匪還是要劫掠中國的，只不過在程度上或許有些不同而已。至於參加到“倭寇”裡面去的那些中國的奸商、流氓分子，不能認為他們是為了發展私人貿易而被迫如此，他們不過是替日本海盜做幫兇而已。

總結

明代的“海上之患”，除“倭寇”以外，還有“海寇”。“倭寇”與“海寇”的分別，在於“倭寇”是外來的，雖然也有中國人參加，但就其整個歷史看，主要的還是日本的私商和浪人。而“海寇”則不然，它是中國內部的一個問題，雖然或許有某些外國人參加，或許與海外某些國家發生關係，但畢竟是由中國人自己組成的一種武裝力量，外來的成分不多。這種性質的“海寇”，也是與明一代相始終的。然而明代後期才逐漸出現了很大規模的“海寇”，像隆慶萬曆間的吳平、曾一本、林道乾、林鳳，天啟間的鄭芝龍等。他們都擁有大批船隻，人數也有幾千或幾萬之多，內部也有一定的部署和組織，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武裝力量。雖然“海寇”的性質是比較複雜的，但也是私人海外貿易活動者為了突破他們所受“海禁政策”和“朝貢貿易制度”的束縛和限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