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 殺虎口，也稱西口。位於山西省朔州市右玉縣境內晉蒙兩省交接處，殺虎口兩側高山對峙，地形十分險峻，其東依塘子山，西傍大堡山，兩山之間開闊的蒼頭河谷地，自古便是南北重要通道，至今大同至呼和浩特的公路，仍經由此地，建於明朝，古稱參合口。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殺虎口聞名遐邇，已有兩千多年曆史。今天我們就來說說跟晉商和冀商都有很大關係的“走西口----- 走東口”。
“走西口”是以山西籍人為主，經山西右玉縣殺虎口到塞外蒙古地區謀生的活動。山西人走口外，西口——殺虎口是一條途徑，另外還有別的途徑，如經張家口到塞外，故走張家口者又稱“走東口”。山西人中有很多都是到口外做生意的，他們不僅在口外賺了錢，而且也帶動了當地經濟發展。
殺虎關古稱參合口。明朝為了抵禦蒙古瓦剌南侵，多次從此口出兵征戰，故而起名“殺胡口”。自從明朝隆慶五年，蒙漢“互市
殺虎口地圖”以來，化干戈為玉帛，殺胡堡、得勝堡、新平堡（天鎮）馬市重新開放。 1925年馮玉祥率領的國民軍進駐“殺胡口”。是年，馮玉祥任命其十三太保之一的韓多峰為殺胡關鎮守使。 韓為了緩和民族矛盾，促進中原地區與塞外的貿易，遂沿襲自清朝以來的俗稱，正式改名為“殺虎關”。兩千年來“殺虎口”戰火綿延不斷，特別是在明正統至嘉靖年間，先後多次被蒙古軍隊攻下來。清朝以後，這裡成了“走西口”的必經之路。
殺虎口關城是明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土築，萬曆二年(公元1574年)磚包，城周為1公里，高11.7米。明萬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在殺虎口堡外另築新堡1座，名平集堡，其長、寬、高、厚與舊堡皆同，兩堡之間又於東西築牆相連，成倚角互援之勢。
關於殺虎口及右玉城在明朝時的重要性，由代宗頒賜水陸神禎一事足可看出。代宗朱祁鈺是英宗被蒙古瓦剌俘去後繼位的，他為祈禱上蒼保英宗安全回來，許願如打敗瓦剌，英宗回來，願將“水陸神禎”御賜給朔平府右玉縣。後來于謙組織的京都保衛戰取得勝利，英宗被釋，代宗遂派臣將“水陸神禎”頒賜給右玉，以謝神靈。“水陸神禎”就是皇宮中庫藏的120幅稀世珍品，名貴的繪畫。據說這些畫多出自大唐貞觀年間吳道子和閻立本之手。現在殘存的部分珍品收藏在山西省博物館內。
殺虎口和右玉城做為軍事要塞，自古戰火不斷，特別是在明正統至嘉靖年間，先後多次被蒙古軍隊攻下來。但在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的一場戰爭中，守軍卻在左右無援的情況下，孤軍奮戰，堅守右玉城，長達8個月的時間，這在中國戰爭史上也是不多見的。
這場戰爭起因於“桃松寨事件”。桃松寨是俺答汗之子辛愛的妾，她與辛愛部下的一個頭目鬼混，被發現後慌忙投奔了明朝，當時的大同總督楊順，為請功邀賞，將其送進京城。辛愛為此率部進攻殺虎口，然後包圍了右玉城。楊順見事情不好，後悔不該收留桃松寨，他向朝廷謊奏，蒙古辛愛部願用白蓮教起義失敗後跑過去的漢人交換桃松寨。皇帝同意了放還桃松寨，但辛愛不但未退兵，反又加強了兵力，在進攻右玉城的同時，又向大同、宣府一帶長城發起了進攻。
在蒙古兵多次強攻下，右玉城軍民浴血奮戰，右玉守將在作戰中陣亡後，有一位姓尚名錶在家休息的武將，自願擔任了右玉保衛戰的指揮。他在此異常困難的情況下，除打退敵方進攻之外，還多次抓住有利戰機，偷襲敵營。從九月堅持到第二年的四月，右玉城雖未被攻克，但城內軍民幾乎已絕炊斷糧，可充飢的牛馬等牲畜也被吃光了。
在形勢十分危急的時候，明廷派兵部尚書楊博親率大軍來解右玉之圍。蒙古兵見右玉城實難攻下，而明朝援軍將至，便自動解除了對右玉城的包圍，從殺虎口撤出長城。
這場戰爭之後，重新加固修繕了殺虎口和右玉城，及殺虎口一帶的長城。並增加了守備兵額，大大提高了殺虎口的防禦能力。
歷史上的“走西口”的故事就發生在殺虎口。
清初，長期鎮壓農民起義和抗清的戰爭，造成北方長城以內生產極大破壞，各地田地荒蕪，屋宇殘破，人丁流亡。大批山西、陝西、甘肅和部分河北的破產農民、戰敗的農民起義軍，或“攜男挈女”或孤身一人，千百成群，背井離鄉，冒禁私越長城，“走西口(指山西省殺虎口。後泛指出長城西部各口去內蒙古西部各地)，去歸化”“覓食求生”。當時流民由土默特而西，或向蒙民租地墾種，或入大漠私墾，形成“走西口”的遷徙群體。加之清朝對蒙古採取懷柔政策。推行喇嘛教，大興寺廟，大量招徠山西、陝西、河北工匠和破產農民；明末，遭林丹汗兵禍，丁口銳減的土默特首領小順義王為補充丁口和蘇木(佐)，不分民族破例納丁編佐，以補足30個蘇木(150戶丁口為1個蘇木)的缺額，山、陝流民紛紛前來加入蒙籍；隨著清朝對蒙古封禁政策的鬆弛和歷年遭受嚴重自然災害而破產農民隊伍的不斷流入，“走西口”的人漸由土默特而西至阿拉善、額濟納等旗耕牧就食，至解放前延續不斷。解放後才結束了“走西口”的痛苦歷史。
清代北京還有一條鮮為人知的“走東口”絲綢之路
走東口
歷史上，張家口曾是一個濃墨重彩的地方，除了曾硝煙烽火瀰漫、邊城號角長鳴的古戰場，它還是個名播四海的內陸商埠、旱碼頭，也是人們俗稱的東口。經張家口到塞外，故走張家口者又稱“走東口”。山西人中有很多都是到口外做生意的，他們不僅在口外賺了錢，而且也帶動了當地經濟發展。走東口，不僅讓商人們走出萬貫家財，也讓張家口成了繁盛一時的貿易都會。
溯源
張庫大道
由於張家口處於華北平原、蒙古高原、黃土高原等地理單元的交匯點，“具有陸地商埠之天然形勢”，從張家口大境門外延伸出去的“張庫大道”，更是一條曾經載金馱銀的國際商道。張庫大道是從張家口出發，通往蒙古草原腹地城市庫倫(今烏蘭巴托)的一條貿易運銷路線，它曾被稱為“北方絲綢之路”或“草原茶葉之路”。正是通過張庫大道，我國內地的茶葉、絲綢、布匹以及細貨等源源不斷地運銷到蒙古草原甚至俄羅斯，而蒙古草原的馬匹、牛羊、皮革也隨之進入我國。
在清代的中俄貿易中，恰克圖作為重要的貿易點，曾盛極一時。在俄羅斯和西歐的文獻中，它被稱為“西伯利亞漢堡”和“沙漠威尼斯”，不過，漢族商人則把恰克圖稱為買賣城。
買賣城是一座矩形城，長六百四十米，寬三百六十六米，以木建垣，周設四門，北門與恰克圖南門相對，距離不過一百三十米。城門之上建有塔樓，置兵看守。買賣城具有純正大清國風格，城內主要街道有二，十字橫貫其中，街道直線延展，兩側分佈著院落。到十八世紀六十年代末，這裡已建成房屋二百餘所，並有神廟二座。
嘉慶、道光以來，中國從恰克圖輸往俄國的商品是以茶葉為大宗。此外，中國還向俄國出口絲綢、棉布、水果、瓷器、大米、蠟燭、大黃、姜、麝香等，而俄國向中國出口毛皮、紡織品、成衣、生革、皮革、工具、牛等貨品。到恰克圖做生意的中國商人，既有晉商，也有京幫。
直到1919年時外館的商號，如永聚成、天德厚、廣義號、隆昌玉等生意都不錯。因外蒙古獨立，通往外蒙的商道也斷了，設在庫倫、恰克圖等地的漢人商號被外蒙兵丁搶劫一空，交易中拖欠的貨款被“充公”，許多漢族商人被無理驅逐。留在外蒙古的商人日子更加艱難，一個叫程雙料的商人在《文史資料選編》（1982年第14輯）中回憶，他在外蒙經商到1927年時，“外蒙政府對貨商的待遇一天比一天苛刻，即制度一天比一天嚴。先是增加進出口稅率，接著是調查財產，重新估價，由補收欠稅，進而多方蠶食，以至消滅。外館商人也各做停業的準備，最後還是隻攜帶了交通駱馬，扔掉大群馬牛羊及一切沒法攜帶的財產，分別分路倉皇逃回。”到了1929年，外館商人在外蒙古經商的歷史全部結束。
“走西口”、“走東口”商人的被迫離開，使外蒙古地區牧民陷入困境，蘇俄本身也經濟匱乏、商品短缺，根本沒有能力提供他們起碼的生活用品，生活日益困苦原始。一些外蒙古商人只能偷偷冒險與漢商交易（主要是以貨易貨），但規模太小，昔日他們與漢商平等交易的羊毛、駝毛、牛羊、騾馬、駱駝、土礦石等已被外蒙政府收歸“國有”，外蒙古的商人們只有些小額交易。
追述
晉商發家
在張家口，有兩個對晉商和張庫大道非常瞭解的人。一個叫常忠弼，是晉商常家第十八代傳人，現年71歲，祖籍山西榆次，生於張家口，幼年時在張家口堡子裡奶奶廟后街居住。一個叫劉振瑛，是張家口橋西區文保所所長，致力於研究張庫大道的興盛與衰落，並著有相關論文。
走東口發跡
說起常家發家，其實是從第八代傳人常威開始的。而那時候晉商做生意分為走西口和東口，西口就是殺虎口，而東口就是張家口，從這裡經張庫大道到蒙古高原和俄羅斯。當時常威就瞄準了張家口，從家鄉販賣“榆次大布”，由於這種布紗支較粗，密實耐用，且幅面較寬，於是很快打開了市場。清雍正六年(1728年)，常威父子在張家口創立了“大德玉”，經營仍然以布類及日用雜貨為主，但已是個頗具規模的字號。常威在自己還鄉養老之前，從大德玉中抽出資金，新立了一個字號“大德常”，並將“大德常”和“大德玉”分別交給自己的兩個兒子常萬玘和常萬達經營。常家逐漸形成了兩個商業集團。
史料
張庫大道歷史悠久，早在元代，便辟為驛路，明清兩代又闢為官馬大道。———考於《河北省公路史志資料》
(民國七年(1918年)前後)對蒙古貿易的商號增至1600多家，年貿易額達到一點五億兩白銀。———考於《張庫通商》
張家口經商人數三萬五千多人，佔總人口之一半。———考於《蒙古人民共和國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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