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溫州人一直是這樣，習慣了什麼都靠自己，謀生、找活路、做生意，包括這次大家一起齊心合力幫家鄉抗疫”
眼下，這個剛剛轉危為安的“中國猶太人”之鄉又將面臨一個兩難的問題——大批意大利的溫州籍僑胞期待著回國“避災”和尋求救助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週刊2020年第5期
文 | 本刊記者 徐琳玲 特約撰稿 肖舒妍
編輯 | 周建平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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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豪孟德（左二）、蘇瑪（左）和同事在溫州南防控檢查點討論一名體溫異常乘客的處理方法。巴基斯坦人豪孟德和毛里求斯人蘇瑪是一對在溫州工作的跨國醫生夫婦，他們主動加入了所在的溫州和平國際醫院志願團隊，於2月1日起進駐溫州南高速出口防控檢查點進行防疫篩查 圖/翁忻暘
900公里之外的“淪陷”
2020年1月3日下午，楊先生和妻子開著車，從武漢出發回老家溫州準備過年。46歲的楊先生是溫州永嘉縣人，在武漢做老舊小區的加裝電梯業務多年，做得不錯。
回到溫州第二天，楊先生出現發熱症狀，他以為自己感冒了，去了趟醫院後回到家裡。當晚，他在家中發高燒暈倒。家人再次將他送去醫院，隨後告知醫生：他剛從武漢回來。
1月16日，溫州疾控中心把楊先生的咽拭子和痰液標本，送到了浙江省疾控中心進行SARS-CoV-2核酸檢測。
1月17日，楊先生成為浙江省第一例確診的新冠肺炎患者。當天下午約5時，他被轉入溫州市的傳染病專科醫院——市第六人民醫院。
楊先生是18萬在武漢經商、求學、生活的溫州人中的一員。
作為獨特的“中國猶太人”群體，溫州商人的足跡遍佈全球，哪裡有錢賺，哪裡就有溫州人的店鋪和生意。在武漢，位於漢口繁華地帶的漢正街，聚集著大量溫籍商人，據一位溫籍女老闆估算：僅漢正街上的品牌服飾批發市場，就有至少1000家溫商。另據媒體報道，和華南海鮮市場一街之隔的華南眼鏡城，約有二十多家溫商店鋪。
據溫州市政府的統計，在武漢經商、務工、求學的溫州人約有18萬。鼠年春節之前，約兩萬人返回溫州過年。此外，“新溫州人”中也有大量湖北籍人士，2019年溫州地區製造業外地用工人員中，來自湖北的員工有33萬人。
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漢暴發後，溫州市政府通過各地的溫州商會和行業協會做工作，希望勸說在外的溫籍商人留在居住地，暫時不回溫州並做好自我防護。
說服工作收效甚微。在恐懼感、求生欲和故鄉親人的催促下，1月23日武漢宣佈“封城”後，不少溫州人開著私家車，搶在高速公路封鎖的“死線”之前離開武漢，一路直奔故鄉。從除夕（1月24日）開始到2月2日，10天內共有29000人從外地返回溫州。
1月23日上午，浙江省宣佈啟動重大公共突發衛生事件一級響應，成為全國第一個拉響警報的省份。同一天，溫州市委市政府開會部署：對近期回溫的有武漢居住史、旅行史人員要“全落地”排查，逐村逐戶明確責任人，嚴格實施醫學觀察、上門隨訪。
事後發生的一切證明：提前拉響警報是有預見性的。截至2月12日，浙江省的確診病例達1131例，僅次於湖北、廣東、河南，其中，近一半來自溫州。
自1月28日開始，溫州新冠肺炎的確診病例突然迅速增加，連續三天新增病例都超過50例。截至1月31日24時，溫州確診病例佔浙江全省（599例）的40%。
距離武漢900公里之外的溫州，成為孤懸在湖北省之外疫情最嚴重的“重災區”。
1月29日，溫州市政府啟動“25+1”緊急舉措全面升級防控，集中硬隔離、居家硬管控、全民總動員。31日，“管控令”又一次升級：
自2月1日24時起，溫州全市範圍實行村（居）民出行管控措施，規定每戶家庭每兩天可指派一名家庭成員出門採購生活物資。2月5日，溫州地區的公共交通除高鐵和飛機外全部停擺。
截至3月8日，溫州市新冠肺炎患者累計確診病例為504例。
溫州2月2日召開發佈會稱：全市集中隔離總人數達20237人；需隔離人員九成以上實現集中隔離，排查的密切接觸者100%集中隔離。這些從武漢返回的“高危人群”，連帶有密切接觸史的人員，全部被排查出來，送到賓館集中隔離。
《南方人物週刊》採訪瞭解到：對這些集中隔離的人員，溫州市全部免收食宿費用。1月30日，溫州市宣佈財政撥付1.06個億的抗疫基金以備所需。
臨時抽調到溫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的市衛健委幹部潘江波以“突如其來”四個字來形容這場降臨在溫州的疫情。
“當時，我們溫州的醫療防護物資嚴重缺乏到什麼程度？我們儲備的只夠兩三天用。如果確診病人多，可能一天就用完了，甚至沒辦法為我們的醫務人員提供最基本的有效保障。”
“當時國內都已經沒有這些貨源。我們於是向市委市政府提出：能不能依靠溫州華人華僑的優勢，發動他們捐贈。”得到批准後，潘江波花了一個通宵趕出了一份指導捐贈的流程指南。
1月31日，溫州市政府向外發佈信息，請求社會捐贈當前急需用於疫情防控的物資。
2月9日，溫州龍灣國際機場，工作人員裝卸來自巴西、日本、法國等地華僑華人捐贈的防疫物資 圖/翁忻暘
全球救助
2月4日，意大利溫籍商人陳風雷在當地華人聯誼商會微信群裡發起了為溫州疫情募捐的倡議。
當時，他剛從溫州老家過完年、返回意大利，正在家中進行居家隔離。“我們當地的華僑圈子達成一個共識——任何從國內回來的人自覺在家隔離14天。”
陳風雷有個意大利名叫安東（Anto），他四十來歲，體形略胖，為人熱心，頗有僑領風範。2001年，二十出頭的陳風雷到意大利闖蕩，隨後定居於南部卡拉布里亞大區，從事外貿和農業科技相關的生意。
“募捐的過程很順利，僅一個上午，我們就籌集到了三萬多歐元。”但在捐贈資金的使用上，他和商會的一位僑領發生了意見分歧。“他認為向國內捐錢就可以了。但我知道國內缺的不是錢，是防護物資。”
他於是在當地華人僑胞中又建了一個以物資捐贈為目的的微信群。一些認同捐物更重要的華人把之前捐給商會的錢又拿回來了，轉而捐到陳風雷的物資捐贈群裡。陳風雷的朋友很快就聯繫到了相關的醫療物資貨源。
經過三天的緊張準備，他們採購到醫用防護服3500件、N95口罩1000個、一次性口罩1100多個。
“時間非常緊張。我們的物資是2月10日到的，原來說是13日會有從羅馬飛往溫州的貨運包機。我們當時準備整理、打包好物資後，於11日開車運送到羅馬。10日當天，我們收到群裡的消息說因為意大利關閉航空線，所以貨運包機停降在比利時的機場，由羅馬倉庫接受貨物統一運送到比利時，而羅馬倉庫當天下午兩點就停止接收貨物。我們10日中午12點才提好貨，從卡拉布里亞到羅馬開車要五個小時，共600公里。當時真想插上翅膀飛到羅馬。”
1月29日，兩名中國遊客在羅馬被確診為新冠肺炎，意大利隨後宣佈進入六個月的“國家緊急狀態”，切斷了直飛中國的所有航班。隨後，其他國家也逐步減少直飛中國的航班。短短數日內，海外溫籍華人所捐贈的大量醫療物資滯留在歐洲各地，無法運回國內。
2月3日，溫州市疫情防控工作領導小組向國家發改委運行局發函，向中國民航局提出批准有關臨時包機運輸海外抗疫捐贈物資的請求。2月9日，溫州獲批租用四川航空往返於布魯塞爾和西安的貨機，並最終確定航班的起飛時間和地點。
得知溫州政府將包機接運海外捐贈物資的消息，溫籍商人、意大利歐儷德集團的董事長蘇文義與公司副總裁周小平等人商量後，主動提出：他們公司可以作為倉庫，集中統一物資，等待包機時間確定後送往布魯塞爾機場。
羅馬的貨車趕不上，陳風雷和另外幾位溫籍商人準備直接開車把物資從意大利送到比利時。10日當晚8點，他們得到了一個好消息：歐儷德在普拉託市那邊有一輛運往布魯塞爾機場的貨車延遲了，要等到11日早上9點發車。
當晚，陳風雷和另外兩位溫籍商人姜勝達、姜新帆一起，連夜開車八百多公里把捐贈物資送到了歐儷德的倉庫。
當陳風雷等三人驅車直奔普拉託市時，他們的另一位溫州同鄉、在捷克從事貿易的胡世隆也在夜路上狂奔。他從捷克出發，整整開了14小時的車，把一噸重的防護服集中到歐儷德的倉庫。
隨著歐洲各地運送過來的物資越來越多，周小平自己駕駛叉車，在倉庫裡整理、搬運。在普拉託市，當地華人華僑聯誼會會長徐秋林將自己的華文學校騰挪出來，作為臨時中轉捐贈物資的場所，並召集學校老師和他一起整理、打包、登記。
2月10日起，歐洲溫籍商人捐贈的醫療物資從歐儷德集團的倉庫裝車，啟運到1200公里外的比利時布魯塞爾機場。在布魯塞爾機場，當地的溫籍華僑、比利時國際中餐業聯合會主席楊丐鏡和陳琴等人早已等候在那裡，協助辦理通關等手續。
2月13日當晚11點46分，載著歐洲溫籍華僑捐贈的“戰疫”物資的貨運包機從布魯塞爾機場起飛。
2月4日，工作人員在溫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育英兒童醫院甌江口院區對病人收治進行模擬演練 圖/翁忻暘
流轉的速度
2月14日凌晨3點半，空客全貨機降落在溫州龍灣國際機場。此趟包機上運載著由意大利、羅馬尼亞、捷克、西班牙等國家近百個溫籍僑團、企業及個人捐贈的口罩、防護服、體溫槍等醫用防疫物資，貨物總體積400立方米。
此時，溫州市“防控辦”物資捐贈小組負責人潘江波和他的戰友們已等待在機場，和他們一起的，還有溫州機場的海關、機場貨運工作人員，以及隨後趕來領取捐贈物資的各家單位。
整個運轉速度高效得驚人。凌晨3點半飛機降落，5點半左右貨物出關、開始分發，將近中午12點時，217萬件捐贈物品全部分發完畢。
在包機抵達溫州機場前，潘江波和志願者們已經連著熬了兩個通宵。
“我們把所有的捐贈物品和單證都進行核實，提前做好物品的統計、分類，計算好給市裡、區縣各家醫院和其他參與抗疫的單位的分配數量，然後通知各家單位直接派人到機場來領取。這樣等出關後，我們直接在現場分發，他們現場就簽收然後運送回去。”
潘江波的職務是溫州市衛健委社醫辦副主任。2020年1月底，當溫州市疫情防控工作領導小組成立時，他就被抽掉到“防控辦”，擔任物資捐贈小組的負責人。
和湖北不同，溫州對這次社會捐贈的接收進行了“分流”——紅十字會、慈善總會負責接收國內外現金捐贈，民間實物捐贈則走“溫州醫科大學教育發展基金會”的渠道，由溫州市衛健委負責接收和分配。按2015年公佈的《慈善捐贈物資免徵進口稅收暫行辦法》，只有擁有5A級以上的的社會團體或基金會才有資質接收海外的捐贈。
“我們直接接收、分配使用，這樣更快。不然的話，等紅十字會接收了捐贈物資，再撥給我們，中間又多了一道環節。而且，紅十字會也不知道具體哪些地方急需這些捐贈物資。”潘江波解釋。
潘江波很感激有一群業務精通、幹練高效的志願者加入，和他並肩作戰。
1月28日成立“物資捐贈小組”時，他近乎光桿司令一個。他通過微信朋友圈發佈一條招募志願者的帖子——說明了工作的性質和內容，希望有外貿經驗的熱心人士加入，並請他們於次日下午到辦公室來商量工作。
第二天下午2點，當看到小小一間辦公室裡一下子來了七八張陌生面孔，潘江波覺得心裡一下子有了底——“終於不是自己一個人在戰鬥了！”
這些志願者或是自己做進出口貿易，或者在外貿公司工作，對外貿、海關、國際物流的法律、規則和業務非常熟悉。“他們到我這裡來，沒有報酬，沒有任何利益，每天和我一樣從早上7點開始接電話，忙到晚上10點才離開。”臨危受命以來，潘江波每天過得跟打仗一樣，工作近20個小時，一碰到緊急任務就通宵加班。
自溫州市政府公開發出求助信息和電話的第一天起，打進來的問詢、聯繫電話就沒有停過。“平均一天至少也有一兩百個電話吧。另外，還有大量通過微信聯繫的，每天各種捐贈微信群的信息應該不下於2000條，根本來不及看！”
每三天一次，“物資捐贈小組”會通過溫州市政府網站和“溫州發佈”對外公佈捐贈物資的詳細名目和數量、捐贈人以及物資的分配去向。
據潘江波統計，來自海內外的民間捐贈，佔到溫州這次防疫物資籌備的80%。
“海外的捐贈，主要來自意大利、西班牙、法國、美國，基本上是以國外的溫州人為主體。國內捐贈部分，一部分來自溫州在各地的商會和行業協會。其次就是溫州人辦的大企業或者在溫州的一些大企業。”
讓潘江波最為感動的，是他的一次驗貨經歷。當時，他打開一個從意大利郵寄來的中等大小的箱子，裡頭是口罩。“我們後來點了一下，大概也就一千多個，但是品種各式各樣，也就是說捐贈人是從各處湊來的，很可能是把每個店都跑了一遍！”
“我們溫州人一直是這樣，習慣了什麼都靠自己，謀生、找活路、做生意，包括這次大家一起齊心合力幫家鄉抗疫。”95後的溫州女孩張豔（化名）說。她的父親是溫州本地一名做外貿服裝的小企業主，有自己的工廠。因為這次疫情影響，生產處於停頓中。
讓她哭笑不得的是，她的父親天天琢磨著怎麼把倉庫裡積壓的短褲加工成口罩。“現在口罩的生產線是買不到了。醫用口罩的標準很高，如果要轉產，車間是要全部改造的。”
據她透露，不少溫州商人一邊捐錢捐物資，一邊考慮轉產，有條件的已經開始動手了。“瑞安服裝商會的會長，原來是做保暖內衣的，現在開始生產防護服了。”
103隔離病區護士長賈曉慧 圖/受訪者提供
溫州“小湯山”——“我的第一目標是確保她們零感染。”
護士長李潔拿著對講機，眼睛緊盯著監控屏幕。
屏幕上，護士在清潔區穿好隔離服和防護服，在鏡子前面進行自查，然後和同事互相檢查，確認沒有紕漏後推開一道門，經緩衝區過道，再推開門進入半汙染區。
在汙染區的病房，她對模擬收治的病人進行抽血、測體溫、擦咽拭子等一項項操作。
完成全部工作後，她來到通向半汙染區的大門處，先用消毒液噴灑雙手的手套、門把手，清潔完畢，用手按大門上的密碼鍵鎖，然後推開第一道門，經走廊進入半汙染區。她脫掉外層的防護服、護目鏡、口罩、手套，然後推開第二道門進入緩衝區。在這裡，她要脫掉裡層的隔離服、護目鏡、口罩、手套，然後推開第三道門，進入沖洗淋浴區。沖洗半個小時，確保頭髮、全身徹底洗淨後，她推開第四道門回到清潔區。
2月4日，溫州的“小湯山”——溫州醫科大學甌江口院區——在進行收治新冠肺炎病人的演習。參戰的醫務人員全部到崗，模擬病人入院、檢查等相關流程，李潔和其他各科負責人在每一個環節核對細節。
當天晚上12點，李潔回到醫院安排的臨時住宿樓。在休息室裡，她腦子裡又過了一遍白天護士們的操作流程，想到了幾個問題。她一個個打電話給相關護士，向她們各自交代、叮囑。打完電話已凌晨1點半，她終於安心躺下睡覺。
這次參加“抗疫”的醫護人員來自溫醫大附屬二院的各個科室，大部分護士不瞭解傳染病房的操作流程和防感染要求。1月29日，甌江口新院區進入高強度的籌備開科階段，她們同時在市區的老院區接受緊急培訓，考核合格後才有“上戰場”資格。
“演習和實戰是不同。關鍵是不能心慌，把每一個流程都做到位。”李潔說。“其實，我的第一目標是確保她們零感染。”
這些參加“抗疫”的護士中不少是95後小丫頭，穿著厚重的防護裝備，找不到東西會心慌，動作笨拙會出錯。“我和她們說不用慌，我通過監視器一直盯著你們，如果發現你們操作有問題、找不到東西，我都會通過對講機提醒的，你給我一個OK的手勢就可以了。”
給自己加油打氣的護士 圖/受訪者提供
1月下旬，隨著溫州市新冠肺炎的確診和疑似病例急劇攀升，原本收治新冠肺炎病人的第六人民醫院床位告急，各個區縣的定點醫院出現了床位緊張的局面。當月28日，溫州市委市政府決定：10天內啟用新竣工的溫醫大附二院甌江口新院區，用於集中收治新冠肺炎確診病人，開出800張床位以備使用。
最終，一個只有嶄新空殼的甌江口院區只用七天就完成了這一目標。
2月6日，甌江口院區正式開科收治確診病人。當天下午兩點至4點，傳染病轉運隊伍送來了12名確診病人，分別來自樂清、文成、洞頭等地區，患者年齡最大77歲，最小9歲。
三天以後，第一病區的35張床位就滿了，緊接著第二病區又迅速開放。一週以後，甌江口的病人到達頂峰，共收治了七十多名病人。
溫醫大附二院的甌江口院區收治的確診病人以輕症和普通型為主，如果病情突然加重，轉為重症和危重症，就轉送往附屬一院。他們前後總共收治七十多個病例，出現了三例危重症，“年紀都偏大，五十多歲以上，然後本身有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病這些基礎病的。”呼吸科副主任醫師林潔說。
在這座全封閉的溫州“小湯山”裡，他注意到恐慌情緒在病房裡有蔓延的苗頭。
恐慌有著頗為真實的溫床——病人們整日被“關”在空間狹小的隔離病房，無所事事，只能靠刷手機打發時間，網上是各種沉重的報道和信息，眼前又是全副武裝的醫護人員，宛然歐美生化災難片現場。
經常有病人追著林潔問：“醫生，我今天的檢測結果怎麼樣？”“我會不會有問題？”“我會不會死？”還有一些人則想不通——“怎麼是我，這種病毒為什麼要找上我？“
“我當時也跟我們醫護團隊說：安慰病人、和病人溝通很重要。護士們也很重視這一塊，會有意識和病人聊天。”醫院為所有病人建立了一個微信群，由主任、主治醫生和中醫們負責解答他們所擔心和關切的問題。
留意到一些情緒問題比較嚴重的病人，護士會為他們和醫院的心理諮詢師連線，讓諮詢師為他們做單獨輔導。
在隔離病區，醫護們開始向病人傳授、推廣“呼吸操”。這是附二院的一位護士在北京中日友好醫院進修時帶回來的。
“做呼吸操的好處，一是幫助他們逐步恢復心肺功能，另一個就是轉移他們的焦慮情緒——運動讓人快樂。病人有時候很開心，在房間裡跳跳，拍個視頻給我們看。”林潔笑著回憶，“但是，必須提醒他們不能多人聚集在一起。”
隔離病房的護士們每四個小時輪換一班。離開病區之前，她們還要完成打掃、清潔、整理病房並帶垃圾離開的任務。“正常情況下，這些工作是醫院裡的清潔工來做的。但這裡是隔離病房，就是對清潔工做再嚴格的培訓，他們的防護意識也非常容易不到位的。”李潔解釋。此外也為了最大化地節約使用口罩、防護服等防護耗材。
每一個輪班下來，護士們都累得快要趴下。有年輕小護士換班下來後對李潔說——“護士長，我拖著這個長袍走，怎麼覺得這個過道特別特別長，好像永遠走不完呢。”
“她們中很多是95後，在自己家可能是從來不做家務的。”李潔笑著說，“但是，她們都特別棒，靠著互相打氣、咬著牙關挺過來的。”
3月10日下午1點半，甌江口院區最後三例新冠肺炎患者治癒出院，溫州版“小湯山”完成歷史使命。調度車把三位出院病人接送到集中隔離點。在那裡，他們還需要接受14天的隔離觀察。
這一天，溫州市對外宣佈該市已連續21天新增病例為零，但是，另有“外地報告的輸入性病例的在溫密切接觸者61人”，“正在接受醫學觀察。”
剛換班下來、做完清潔工作的男醫護 圖/受訪者提供
“中國猶太人”之鄉的兩難
這幾天，遠在意大利的陳風雷頗為忙碌。他在四處聯繫國內的口罩生產商，想從國內調一些貨到意大利。“現在意大利口罩很緊缺。”
在卡拉布里亞大區的溫籍、浙籍華僑圈子，越來越多人在討論要不要回國、怎麼回國、回去會怎麼樣。
隨著意大利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確診病例和死亡人數急劇攀升，在意的許多溫籍僑胞在商量著是否回國“避難”。據意大利衛生部於當地時間3月9日晚6時公佈的數據：意大利有新冠肺炎患者7985例，死亡463例，治癒724例，累計確診感染新冠病毒總人數為9172例。
自3月1日起，浙江陸續公佈了10例來自意大利的“倒灌”確診病例，打破了該省連續九日無新增確診病例的紀錄。確診病例中八人為在意從事餐飲業的青田籍人士，另兩人為一對德清籍母女。他們從意大利出發，通過經俄羅斯、德國和法國轉機的方式，輾轉回國入境。
聽到這些有關境外疫情的新聞，溫醫大附二院副書記林堅的神經繃緊了起來。
“我是很擔心的。和麗水市的青田一樣，我們溫州包括文成這些地方，在意大利、法國還有西班牙的華僑非常多。而且，按國家復工復產的要求，醫院現在平常的門診業務在逐步地開起來，已經恢復到一個比較高的水平。一旦出現這樣的輸入性感染病例，局面就真的糟糕了。”
“我們整個醫院的流程都在根據疫情的變化在改進。醫院是一個人流比較密集的場所，我們把進院的關口前移到醫院門口，所有進來的人都經過嚴格的病史詢問，測體溫、檢測通行碼等等。把這些措施都做到位了，做到最大限度的篩查，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外來人員的再交叉、再感染。目前看，這根弦很難放鬆下來。”
在上海浦東、虹橋機場的國際和港澳臺航班到達口，來自日、韓、意等“高風險國家”的入境人士的護照會被貼上紅或黃的標誌，然後被引導進入專門的集散區。在那裡，有18個信息登記點，除了上海本市的16個區，浙江、江蘇也設有兩個登記點。
凡是經由上海兩個機場返回浙江的境外人員，必須乘坐省政府駐滬辦統一安排的大巴轉運返浙，每輛大巴最多安排10人左右。
守住關卡的同時，浙江省政府也通過僑聯向海外浙籍僑胞轉達謝意和“溫馨提醒”：希望他們安居原住在國（地區）的家裡，做好防護，因為輾轉回國的“路上感染風險太大”。如因特殊情況必須回國的，希望他們提前向目的地僑聯部門告知、報備，如實報告個人健康狀況和行程軌跡，隨後在網站上公佈省內各個區、縣僑聯辦的聯繫電話。
遠在意大利的陳風雷，也收到了來自家鄉的潘江波的“溫暖問候”。
據陳風雷分析，大批意大利的溫籍華人華僑急著想回國有幾個原因：一是受疫情影響，華人商鋪大部分關停，生意清淡；一是擔心疫情蔓延後，醫療資源不足，得不到必要的醫治。此外，意大利人好像根本不把這個當回事，說是“封城”、“宵禁”，但各種群體性聚集和狂歡活動還在繼續。
說到意大利人的“迷之自信”，陳風雷在微信對話框上打出一張哭笑不得的表情符。幾天前，他作為華人代表接受了意大利當地電視臺的採訪，介紹了華人在意的情況，呼籲大家戴口罩，也不要因為看到佩戴口罩的中國人而感到驚慌。
“（我們）是有一個包機群在商量回國的事。其實，回國的辦法也有很多。”他坦承，“但我是不主張回去的，還不如好好在這裡待著，保護好自己。路上也許會被交叉感染，回去後還要被集中隔離，何必回去給政府增加負擔呢。”
（實習記者李彤、林瀾對本文也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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