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字面上看，“文藝復興”指的是“復活”，《牛津英語詞典》將其概念定義為：“古典範式影響下藝術和高雅文化的復興，起始於14 世紀的意大利，到16 世紀末傳播至歐洲大部分地區。” 這種趨勢發展到達英國的時間稍晚，因此，人們普遍認為英國的文藝復興發生於16 世紀和17 世紀。英國戲劇最活躍且藝術成就最高的時期是16 世紀80 年代末至17 世紀20 年代，跨越伊麗莎白一世統治末期（伊麗莎白一世1558～1603 年在位）和詹姆斯一世統治時期（詹姆斯一世1603～1625 年在位）。
15 世紀的意大利歷經了藝術和知識的繁榮，許多參與者清晰地意識到這是一場歷經中世紀已然衰敗的古典藝術和學術得以復興和重現的運動。古典主義同純真、自然主義和明晰相聯繫，而與假想中的中世紀哥特式的殘暴與粗野相對立。這種態度通過“再生”或“復活”一詞而得以明確。
“文藝復興”一詞為意大利藝術家和批評家喬爾喬·瓦薩里在《藝苑名人傳》（The Lives of the Artists，1550）一書中首次提及。他用這一概念來描述14～16 世紀的意大利畫家和雕刻家對古典風格和技術的重新採用。
而“文藝復興”作為一個術語普遍應用於文化史中則來得稍晚，應該在瑞士作家雅各布·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1860）一書問世之後。
布克哈特認為14～16 世紀意大利文化的進步依賴於專制王朝統治下各自獨立又相互競爭的城邦，各城邦將贊助藝術視作歌頌和提升其權力的一種方式。在這種文化背景下，藝術家們和專制暴君一樣，都力求利己主義的人類意志的“勝利”：“專制……最大程度確立了暴君或‘傭兵隊長’們的個性，也滋生出被暴君視為工具而加以保護並利用的人的個性。”
布克哈特以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作家、詩人、哲學家、藝術家和建築師萊昂·巴蒂斯塔·阿爾伯蒂為例，他說：“鋼鐵般的意志是他個性中最為主要的特徵；同所有文藝復興時期傑出的人物一樣，阿爾伯蒂認為，‘只要願意，人可以做到任何事情’。”阿爾伯蒂精通廣泛而多樣的知識，他本人就是布克哈特所認為的那種“文藝復興人”（即全面發展的人，全能的人）的典型。
研究中世紀的學者時常會憤憤不平，他們發現，在“文藝復興”的概念之中直接或間接地暗示中世紀是一個充滿無知愚昧和原始主義的黑暗時代，這個時代正等待古典學識所散發的光芒帶給它光照和進步。他們的不滿不無道理。
在英國，正如前面所提到過的，一般傾向於認為英國的文藝復興起始於16 世紀，當然我們還應注意到幾個世紀以來文化的連續性。女權主義學者對於女性是否也經歷了文藝復興提出疑問：文藝復興波及的範圍是否僅限於受過教育的男性精英群體，還是更為普及？請留心這個問題，與文藝復興時期戲劇相關的性別問題，包括女性演員及作家可以參與其中的程度。
文藝復興是一個對歷史學家而言格外有用的概念，可以將過去劃分成容易歸納的部分，事實上這一概念一直以來都是有意義的。但是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從某種程度而言，“文藝復興”是一種追溯式的構建，它可能會造成先入為主的成見。
這一時期的許多作家都意識到他們正生活在一個文化變革和創新的時期。偉大的人文主義學者鹿特丹的伊拉斯謨曾嘲笑中世紀哲學和神學領域中複雜難解的學術討論，例如，在聖母瑪利亞的子宮中孕育基督需要多長時間，或是神的化身是否能夠呈現為如婦女、燧石或葫蘆等任意形態。他抱怨說：“這些問題的爭論因百家爭鳴而玄之又玄，以致你希望從這些較之迷宮更容易困住人的疑惑中儘快得以解脫。”
和人文主義學者托馬斯·莫爾爵士（Sir Thomas More，1478～1535）連同他的學術圈子一起，伊拉斯謨自身在尋求真理的過程中不斷衝擊那些迂腐的陳舊思想。與此同時，新大陸的發現使歐洲人對其自身在全世界所處地位的認知岌岌可危。他們認識到在異國他鄉的土地上，亦有著不同的社會組織及宗教信仰模式。地球並非宇宙的中心，這一被尼古拉·哥白尼（1473～1543）和伽利略（1564～1642）的天文發現所證實的事實更加徹底地顛覆了原有的思想。有感於新的發現對人類心靈所產生的影響，多恩寫到：“新哲學質疑一切，火元素被徹底熄滅；失去太陽和地球，沒有誰的智慧能夠指引他尋找確定的方向。”對於多恩來說，這種新的有關宇宙的不確定性已經造成了人類社會及精神層面上的劇變：
萬物崩碎，一統無存；
一切甫一替代，所有的關係：
王公、國民、聖夫、聖子，皆被忘記；
因每個人都心想著
成為一隻鳳凰，不復以前的自己；
而只是真正的自己。
這種對碎裂、異化和個人主義的描述以其先見之明預言了人類對於充滿怪誕的現代社會的認知。正如今天的世界一樣，思想意識和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與變革正給社會和文化造成深遠的影響。
正如前文所言，伊拉斯謨被描述成一位人文主義者。人文主義，這是另一個類似文藝復興的術語，也需要我們謹慎地加以斟酌。今天我們總是習慣地將人文主義和世俗主義聯繫起來。例如，英國人文主義學會將其自身定義為這樣一個機構：“由在理性和人道基礎上追求有道德、有意義的生活的無宗教信仰的人們組成。我們發揚人文主義，支持和主張無宗教信仰，並且提倡世俗國家。”
這裡所說的人文主義，並不是文藝復興時期的學者們所指的人文主義，而是指對人文學科的研究，即文學、語言、藝術、哲學、歷史等，其核心是以古希臘和古羅馬的著作及藝術為基礎的古典學識。此外，對伊拉斯謨和莫爾及其追隨者們來說，古典學術復興的目的是更好地為上帝服務。恢復純粹古典的拉丁語傳統，對於突破中世紀經院哲學評論的弊端，進而得以重獲與原著最直接的聯繫，在一定程度上是十分有必要的。
對作為異教徒的古典作者，以及以自然主義的方式讚頌人體的古典雕像的興趣的復興，毫無疑問地為基督教領域帶來了關於人類的權力和天賦的全新意識。事實上，伊拉斯謨反對新教的一個原因是：新教的神學者堅持只有上帝的仁慈可以拯救人類，人類無法通過自己的努力而變得更好，而伊拉斯謨相信人類是可以依靠自己趨向完善的。基督教人文主義的一個很好的例子是約翰·彌爾頓的《失樂園》（1667），劇中亞當回憶起他被創造之後的第一次覺醒：“本能地一躍而起，像要朝著一個方向走去。……我細察自己，觀察手和足，憑柔軟的關節，時而走，時而跑，盡興而為之。”他有著希臘瓶飾或羅馬雕塑中運動員般蓬勃健碩的活力，並迫不及待地希望體驗自己的體魄，但由此帶來的並非自我中心論或唯我主義，而是充滿了瞭解並崇拜他的創造者的渴望：
請說，要是你們看見了，就請說，我是怎麼來的，
怎麼到這兒來的？我不會自己生出，
一定是靠那具有至善和大能的，卓越的創造主。
請問，我該怎樣認識他，崇敬他。
從他那裡我得以生活和行動，
覺得身在福中，而所知有限。
亞當對於源自身體的非凡的感知引導他讚頌神聖的造物者的偉大，而不是誇耀自身的優越。文藝復興時期的其他作家，例如馬洛等人，他們認為古典教育確實偏離基督教並孕育了無神論的思想。但是，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文藝復興是一場基督教人文主義思想運動，宗教繼續在社會和文化中扮演著核心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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