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公十九年》
又有一個忠臣出場了，能識得如此人物，當真是三生有幸。他名叫鬻拳，原是楚國的大夫，因上年楚國與巴國（今江州）打仗，巴國把楚國的一個地方叫“那處（今湖北省荊門東南）”的侵佔了，守衛負責人遊過湧水而逃，楚王把他拿住治罪，殺掉。
“其族為亂”，這件事，鬻拳強諫楚文王不要治罪，一是強諫，二是其族為亂，什麼因由？原來是楚國與巴國結盟商量好去攻伐申國的，不料頭忖不兜（方言：沒有商量好細節），楚師到巴地，巴軍以為是侵犯的，因此便有上面這事，這個逃跑而被殺掉的負責人在全力對付申國，哪防巴人殺過來？
這是起因，要說的是鬻拳強諫，楚文王不從，臨之以兵（兵是兵器，不是人，就是說把刀架在脖子上）。懼而從之，事後鬻拳說：“我害怕君王的刀槍，這個罪是大了。”
於是便自己把腳砍下來以表示罪有應得，揭示了一個大大的關節：為君者以理服人，不以力治人，為臣者守正佐命，不為淫威折腰。
還有精彩的“其族為亂”的結果是楚國內部亂勢哄哄，巴國人便乘機而伐楚，鬻拳也被貶成了看守城門的人，這年春，楚子（國君）便親自率領軍隊抵禦巴人，不料在“津（今湖北省荊州市江陵南）”這個地方敗北，逃回來被守城門的鬻拳擋在門外，不肯放入，原文是“鬻拳弗納”。為啥？是要反，還是逼君抵抗？總是古人文字太過簡約，師長輩說文便意見相左，小子參看前後因果，以為後一論為正：
實際上鬻拳作派，相當於現世之張學良發動之“西安事變”這叫“強諫”。《禮記·曲禮下》說：“國君死社稷，大夫死眾，士死制。”天經地義之事，不料當真，楚文王在轉戰中，有疾而亡，“君死社稷”了，只不是主觀動因，鬻拳便不同了，他把楚文王葬在君王墓地後，也就自殺了，葬在君王墓地的外面，以爾守候，這叫“士死制。”這等人物，小子為之大書特書，你說值當不值當？
《莊公二十年》
自周平王東遷以來到今，鄭國的幾任君主，個個不呆，看他們對時事分析之精到，能及者無有幾人，並且拱衛中央政權忠心不二，在這個層面上說，當得起“品正才高”四字，但自己國家呢？
卻在走下坡路，這個情況，可用公子忽為代表說明問題，大節凜然，守正不阿，岸岸然也，只是太過自信，便是剛愎自用，這根血脈，通統有這毛病，試看歷史上處爾虞我詐之世，黃土高坡人物有所謂的“作為”者幾人？
嬴政以暴力完成帝統，十八年間，成就了至今未變之基業，嗚呼哀哉了，其實也是大過強硬這個毛病，吾曾以此意求證案前，師曰：“史以實論，論為理用，理即吾輩之求而廣之也，臆度非吾所事也。連說三“可惜”，便閉目靜坐，吾惶惶退，想至今，斷斷非褒語也，實策之也，師恩深重，誠恐誠慌，受教。
《莊公二十一年》
周王朝由於五大夫之亂，近來也是搞得烏煙瘴氣，正統的王子出逃，非正統的王子頹由五大夫扶持盤據中央，東周的中央區域：有王城、即首都，還有一個起拱衛作用的城池叫“成周”，在王城的東面，成周的東界即今河南滎陽境內之虎牢關，出關之東，便一馬平川了，所以要有這樣一個城池，不恰當的比喻，即今天津市一般，也是在首都東面，濱渤海而守，被中央直轄，實在是軍事意義太過重要之因。
閒話少說，且說鄭厲公之捍衛中央王權之心，當真是赤膽忠心、義無反顧，他聯絡中央的一個老前輩叫虢公醜的，先是保護王子佔據了成周，這年夏，聯合起來攻打京師，鄭厲公扶著周惠王從南門攻入，虢公醜從北門攻入，經過不要說了，太過慘烈，結果是殺了王子頹及五大夫，中央王權才暫告安定。
此事，謀劃之功屬鄭厲公，保護王子也是鄭厲公（閒閒生曰：“保護王子必鄭厲公，對虢公醜來說，王子（周惠王）、王子頹俱是侄子，難保當機立斷”。按說，鄭厲公與虢公醜俱是豐功偉績，卻鄭厲公略高一籌，不料禍祟來哉，毛病出在行賞上，賞給鄭厲公的是王后使用的香囊（當時叫鞶鑑），以示隆重，但賞給虢公醜的，卻是酒器。小子要說的，便是這事，為君者，慎賞慎罰，這是因為賞罰乃國家之重器，亂用必導致惡果，“鄭厲公由是始惡於王。”這個血淚教訓是被歷史證明的（閒閒生曰：“你小子明說吧，今軍隊編制唱歌跳舞的，俱將校級軍官，下基層慰問演出，以團級戰士組成觀看，規模已經是超大，到底是你慰問我，還是我慰問你？不打仗無事，打仗靠誰？），不說了。
二0一三年元月初八
《紹興安昌古鎮》照片來自頭條，敬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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