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爆發後，中國婦女從苦難中覺醒，“以英勇的姿態出現在抗戰的各個工作部門”，並“表現了驚人的成績”。這種局面的形成與當時一些婦女界領袖的提倡、宣傳是分不開的，鄧穎超便是其中之一。
抗戰時期，鄧穎超先後在武漢、重慶從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出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婦委委員，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員、婦委書記，直接領導黨在國統區的婦女工作，為維護婦女統一戰線、發動婦女參加抗戰救亡、搶救保育難童、推動大後方抗日民主運動等做了大量實際工作，成為國統區婦女抗日運動的一面旗幟。
推動國統區婦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
1938年初，中共長江局由鄧穎超、孟慶樹等人成立了婦委會，對外以陝甘寧邊區各界婦女聯合會代表的名義公開活動。婦委會剛一成立，鄧穎超便積極投身到倡導建立婦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之中。
當時，聚集在武漢的各界婦女領袖或各自為政，或懷有成見，為打破婦女運動中“存在的派別成見、門戶狹隘等等觀念”，鄧穎超充分利用《婦女生活》、《戰時婦女》等進步雜誌積極展開宣傳，倡導婦女運動“要經過抗日統一戰線，在各階層各界婦女中進行精誠團結，建立親密的合作，集中注意，集中力量，去打擊與戰勝日寇”，“由各界婦女運動中領袖與領導者，迅速促進婦女工作的抗日統一戰線，加強對全國婦運的領導”。她還經常邀集史良、劉清揚、沈茲九、曹孟君等人，就如何開展婦女抗日工作交流情況、溝通意見，並逐漸形成了在婦女界有影響人物的核心座談會。在鄧穎超的積極活動下，聚集在武漢的婦女界領袖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逐漸消除了一些隔閡和隙怨，達成了團結抗日的共識。
在國統區開展婦女工作，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如何正確處理與具有執政優勢的國民黨領導人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的關係。鄧穎超十分重視建立同宋美齡的統戰關係，擁護其領導婦女界團結抗日。1938年1月24日，在沈鈞儒、郭沫若等人帶頭簽名發起的戰時兒童保育會發起人會上，為取得國民黨政府的支持領導，鄧穎超請史良、沈茲九、劉清揚三人去見宋美齡，請她出來主持保育會工作，宋美齡欣然應允。3月10日，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在漢口正式成立，由宋美齡任理事長，理事會包括了國共兩黨、救國會、宗教界及各方面的愛國婦女，形成了國統區婦女界初步的大團結。5月，宋美齡召集各黨派各地區的婦女領袖及代表人物在廬山舉行婦女談話會，鄧穎超、孟慶樹亦應邀參加。
鄧穎超等人還支持宋美齡對新生活運動婦女指導委員會（簡稱“婦指會”）的改革計劃，並幫助其改組、擴大，使之成為國統區公開合法領導動員全國婦女抗戰的統戰組織。其中，宋美齡擔任指導長，鄧穎超、孟慶樹、康克清、曹孟君4名中共黨員被選為指導委員。“婦指會”的成立，實現了各黨各派各方面婦女的大聯合，當時經常參加聯席會議的有30多個婦女團體，與全國各地經常聯繫的婦女組織就有258個，真正具有並體現了抗戰中婦女界統一戰線的性質。
努力維護“婦指會”在抗戰中的積極作用
在婦女統一戰線內，宋美齡作為“第一夫人”，對抗日救國工作積極支持，對中共和其他進步人士也比較尊重，起到了一定的保護作用，但宋美齡的態度從根本上來說還是要取決於蔣介石的總體部署。隨著國民黨抗戰政策的調整，宋美齡基於階級立場和家族關係，態度也逐漸發生變化。以鄧穎超為首的南方局婦委（1939年3月下旬成立。1940年10月，南方局在統一戰線工作委員會下設婦女組，工作由婦委兼）決定對宋美齡不利於團結抗日的言論和行為進行堅決抵制。
“婦指會”成立後，宋美齡一直試圖通過它來控制全國的婦女運動，鄧穎超便聯合史良等婦女界老朋友商量對策，一致同意要打著團結、抗戰、反對分裂的旗幟，既承認“婦指會”，又要爭取領導上讓愛國力量仍佔優勢。經過協商，理事長仍由宋美齡擔任，但理事會擴大了，鄧穎超擔任副理事長，共產黨員張曉梅、廖似光、盧競如、張玉琴為理事會成員；在機構設置上，秘書處、財務部這兩個部門在宋美齡的秘書張藹真直接掌管下，其他組織、宣傳、保育委員會等部門則掌握在南方局婦委或愛國進步民主人士手中。
“婦指會”中有一個頑固勢力的代表陳逸雲，她在聯絡委員會召開的婦女團體聯席會上經常和進步人士唱反調；在文化事業組主辦的各種刊物上，又千方百計企圖塞進反共言論。不僅如此，陳逸雲還對進步人士進行監視、造謠、汙衊，甚至向“婦指會”舉辦的婦女幹部訓練班派遣特務，妄圖發展特務組織。對此，鄧穎超強調指出：“訓練班同國民黨頑固勢力的鬥爭，關鍵問題在於爭取青年。因此，在課程安排，聘請教員，組織輔導學員學習方面，決不放棄領導；而對三青團員和軍委戰幹團的學員則不應歧視……對她們必須採取團結教育的方針。至於對待個別特務，則發動學員予以揭露。”
1939年夏，宋美齡指定陳逸雲、劉清揚共同負責婦女訓練班第一、二期學員編成鄉村服務隊撤退到湖南。陳逸雲趁劉清揚去重慶工作之機，在服務隊中大肆造謠中傷，挑撥離間，製造分裂，壓制破壞服務隊抗日宣傳動員工作。同時，由於當時物質條件差，隊員生活上遇到不少困難，陳逸雲等漠不關心，不予解決，引起隊員的強烈不滿和思想波動，不少人離隊而去，造成服務隊大量減員。1939年冬，當這批隊員調回重慶向領導彙報工作時，中共黨員團結進步力量，巧妙地推動隊員們對陳逸雲進行揭發。由於有切身感受，隊員們在發言時甚至聲淚俱下，形成了對陳的控訴。這完全出乎陳的意料，感到下不了臺，不久便辭職離開了“婦指會”。
皖南事變後，國民黨頑固勢力通過各種渠道滲進“婦指會”，一大批工作人員和服務隊員被送往國民黨中央黨政訓練班或三青團受訓，其中不少人加入國民黨。一些中間人士受到白色恐怖的威脅，不敢再任用進步女青年，對於原來由聯絡委員會聯絡的進步抗日團體，也採取了避而遠之的態度，甚至還有人為尋求政治上的庇護，加入國民黨或當上國大代表、立法委員等等。“婦指會”由此難以繼續發揮婦女界團結抗戰領導機構和活動陣地的作用。但由於國共兩黨的統一戰線並沒有完全破裂，南方局婦委仍然留下了部分共產黨員，她們聯合一些進步人士，以隱蔽的方式起著進步的影響，使“婦指會”成為一個從事抗戰工作和社會福利事業的民眾團體，始終有別於國民黨婦委及其所操縱的婦女會等組織。
為推動婦女抗戰鼓與呼
鄧穎超十分重視對廣大婦女進行抗戰宣傳教育，她指出：“從中心的大城市到落後的鄉村，在每個偏僻的角落裡，都要去進行喚起婦女大眾到抗戰中來。”
每當“三八”婦女節或者重要的歷史節點，鄧穎超都要發表文章或講話以加強對婦女運動的理論指導。她先後於1939年發表《紀念“三八”節開展婦女運動》、《檢討“三八”節工作以增進婦女運動的更好開展》、《二期抗戰中的婦女運動》，1940年發表《堅持抗戰與動員婦女》、《目前形勢與婦女》，1941年發表《“三八”的獻詞》，1942年發表《動員太平洋上各國婦女積極參加各民族的抗日統一戰線》，1943年發表《今年婦女運動的方向》、《加強婦女動員》，等等。這些文章或講話及時總結婦女運動的經驗，糾正已出現的缺點和錯誤，指出新的工作方向，對國統區婦女運動起到了很好的指導作用。
為把抗日宣傳推向城鄉，鄧穎超通過“婦指會”的鄉村和工廠服務隊在農村和工廠進行婦女的宣傳教育工作，利用紀念“三八”節、“八一三”事變等發動各界婦女。1939年“三八”節，在重慶參加紀念大會的有各黨派及愛國進步婦女，其中包括女學生、女教師、女公務人員、女工、農婦和抗屬等5000多人，鄧穎超在會上強調：“只有把婦女的偉大力量組織到民族的抗戰中，才能迅速獲得抗戰勝利與民族解放。”在她的領導下，南方局婦委還聯合一些婦女團體，派出演出隊、宣傳隊，深入到城市的街頭巷尾和一些農村場院，通過唱抗日歌曲、發宣傳傳單、作抗日演講、演抗日戲劇等方式，鼓舞民眾。
不僅如此，鄧穎超還藉助進步力量，在國內外積極宣傳共產黨團結、抗戰、進步的政治主張。當時重慶基督教女青年會有兩個進步女記者，南方局婦委開會經常邀請她們參加，主動和她們研究工作方針，並請她們寫新聞報道，通過她們把黨的政策傳到各省各地的“婦指會”。同時，鄧穎超與一些國際反法西斯女戰士交往，通過她們向外界真實報道中國的抗戰情況。鄧穎超多次和史沫特萊一起研討中國婦女解放和國際婦女運動諸問題。史沫特萊在抗戰期間寫了大量文章，生動地記述了中國婦女在革命鬥爭中建立的歷史功勳，加強了各國對中國抗戰的瞭解和同情。又如，日本作家綠川英子先後輾轉於武漢、重慶等地從事對日廣播宣傳，揭露日本侵華給中日兩國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鄧穎超鼓勵她“我們並肩戰鬥！”綠川英子也經常在《新華日報》上撰文向國內外介紹中國婦女英勇抗敵的感人事蹟，稱頌中國婦女“創造了史實，為婦女運動增添了光彩”。
廣泛團結和爭取婦女界朋友
抗戰期間，鄧穎超與李德全、史良、劉清揚、沈茲九等婦女界領袖除經常在公開場合接觸外，還保持著密切的個別聯繫，同她們交心談話，凡遇到重大問題都和她們商量，聽取她們的意見和建議，互相支持和配合。沈茲九因拒絕宋美齡要她參加國民黨的勸導，引起宋的不滿，沈茲九一怒之下離開了“婦指會”。事後，鄧穎超向她指出：“這是一種意氣用事的做法，對統一戰線工作是不利的。”這種坦蕩的胸懷和嚴厲的批評，使沈茲九心悅誠服。
由於鄧穎超等人對進步婦女領袖們真誠的關心、愛護和幫助，使她們真心實意擁護和執行黨的統一戰線政策，有些人甚至甘願冒生命危險支持中共的事業，保護中共同志。1941年皖南事變後，國民黨特務搞了一份“共產黨危險人物”黑名單，準備分批逮捕，其中一部分還要秘密處死。一位黨外朋友得到情報後，立即設法轉告鄧穎超、張曉梅。鄧穎超等人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和南方局的指示，對黑名單上的一批進步婦女，逐一研究了轉移方案，並進行周密安排，在地方黨組織和進步朋友的幫助下，使她們安全撤離，得以脫險。
鄧穎超還十分關心“婦指會”等婦女團體的非党進步人士和青年女幹部的成長，幫助她們解決一些困難，注意保護她們的安全。這些進步人士、知識青年以“小姑”作為鄧穎超的代號，把到曾家巖50號或到紅巖村與婦委會的同志見面當作“回孃家”。她們中的不少人，後來都參加了共產黨。
為爭取所有贊成抗日、熱心婦女工作的中間派人士，鄧穎超指出：“我們不能關門主義，不能急躁圖痛快，要有寬闊的胸懷和堅忍不拔的精神。”她還說：“中間分子的態度往往是冷淡的，爭取是比較困難的，然而都是非常重要的。比如開會，通過決議，首先要做好中間分子的工作，使她們支持贊同我們。我們一些經延安來的同志，往往看不慣中上層婦女的衣著打扮，這種看法是不對的，應從政治大事著想，不要計較生活小事，有些要人的太太們，能爭取她們同情我們，可起到別人無法起到的特殊作用。”“婦指會”總幹事張藹真、副總幹事兼兒童保育組組長陳紀彝，都是愛國的基督教會派人士。她們熱心於抗戰事業和社會福利工作，富有實幹精神。在政治上，她們則希圖超然於黨派鬥爭之外，對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是尊重的。鄧穎超不僅親自同她們建立了良好的關係，還指示中共黨員和進步青年盡力支持她們的工作。如中共黨員馮光灌長期擔任總幹事室秘書，成為張藹真的得力助手；中共黨員徐鏡平擔任兒童保育組副組長，與陳紀彝配合默契，深得陳的信任。由於重視對她們爭取團結，在進步勢力和頑固勢力的鬥爭中，她們對共產黨往往能採取比較公正的態度。後來，在國民黨政權崩潰前夕，“婦指會”不少中上層人士逃亡臺灣，張藹真卻去了香港。行前，她還叮囑“婦指會”中願意留在大陸的原總務組長謝蘭鬱等人，保護好財產賬目，等待共產黨的婦女機構來接管。
1940年春，經鄧穎超提議並推動成立了中蘇文化協會婦女委員會，由李德全任主任，曹孟君、傅學文任副主任，鄧穎超、張曉梅、黃靜汶、陸慧年等人任委員，都是中共黨員或左派人士。中蘇文協婦委會經常組織召開中蘇婦女聯歡會、聯誼會、學習報告會、座談會，舉辦婦女兒童書籍、圖片展覽會或電影招待會，吸引了大批的知識婦女和少年兒童。皖南事變後，鄧穎超等人積極貫徹隱蔽精幹的方針，從1942年下半年開始，便以中共黨員骨幹為核心，形成了十幾個小型的學習小組、讀書會、座談會等，每週或雙週聚會一次，交流彼此瞭解的政局情況，傳閱進步報刊或小冊子，討論當前形勢或婦女本身的問題，並共同參加各界人士組織的進步活動。1944年，在南方局婦委的推動下，在這十幾個小型組織的基礎上成立了半公開組織——中國婦女聯誼會，為反對內戰、爭取民主、迎接解放做了大量工作，成為國統區民主婦女運動的重要堡壘。
掀起婦女抗日救亡運動高潮
為緊密配合前方抗戰需要，鄧穎超帶領南方局婦委或通過“婦指會”及其他婦女團體渠道，或自己組織活動，號召各階層婦女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捐贈錢物，積極支援前線抗戰。
在募集寒衣上，婦委號召並組織女青年會、重慶市慰勞會、難民婦女服務團等廣大婦女積極投入縫製棉背心、棉大衣、棉被、毛巾等工作。僅1938年國統區就有3000名婦女參加縫製工作，縫製慰勞袋30萬個，寒衣數十萬件。1939年底，各婦女團體共募寒衣50萬件。1940年募棉衣款400萬元（法幣，下同），夏衣100萬件，還有許多鞋襪。
在組織獻金上，1939年2月6日至14日的抗戰第一個獻金週中，婦女界創造了65萬元的高紀錄。“三八”節前，重慶婦女界又捐獻63萬元。1943年，重慶婦女界發起獻金購買飛機“婦女號”的捐獻活動，到9月止共募210萬元，計獻機13架。1944年12月，重慶市婦女界又獻金600萬元。
在慰勞前線上，響應南方局婦委的號召，“婦指會”前線慰勞組、婦女慰勞總會前線慰勞隊、重慶慰勞分會等數百個婦女團體，收集一切慰勞品、書信、書報，派遣代表團、慰勞隊、歌詠戲劇隊到前線開展慰勞運動，足跡遍及浙、贛、湘、粵、晉、陝、甘、魯、冀、察等地。據統計，僅1938年國統區婦女寫的慰問信就有30萬封，1939年50萬封。其中南岸縫製廠女工在一封慰問信中寫道：你們為了國家民族生存，與敵人拼命，你們是民族的驕傲，我們後方的同胞一定加緊救亡工作，和前方親愛的戰士們一同邁進。
在安撫傷員和抗屬上，婦委組織國統區婦女帶上慰勞品，如衣、鞋、毛巾、肥皂等到重慶附近的傷兵醫院慰問。1940年元旦，婦女慰勞總會以襯衣10000餘件、草鞋1600雙、羊毛軍毯80條及食品等分贈重慶傷員。同時，在鄧穎超等人推動下，國統區還成立了“陪都輔助抗戰軍人家屬委員會”，不定時給抗戰軍人的家屬購米、購布、購油，並開展因病送診、送藥、免費住院、貧困救濟、解決工作等活動。
搶救難童是抗戰中婦女界的一大重要貢獻。為做好對難童的搶救、保護和教育工作，在戰時兒童保育會成立之初，以鄧穎超為代表的南方局婦委積極動員各階層婦女和抗日救亡團體，組成宣傳隊到農村、工廠、街頭以及難民收容所去宣傳、搶救、收容難童，一直到保育院成立後參加保教工作。在搶運難童中，曹孟君、徐鏡平等人冒著槍林彈雨前往徐州、臺兒莊、鄭州、開封等戰地前線搶救難童近千名。杜君慧、趙鬱仙、李昆源、段超人、傅淑華、齊笑塵等一批中共秘密黨員、抗日救亡積極分子及愛國進步人士被派往各地保育院擔任院長和從事保教工作，她們在戰時經濟極端困難的情況下，與難童共甘苦，積極推行生活教育、社會教育，培養孩子們的學習興趣，帶領他們參加勞動，變保育院為溫暖的家。
鄧穎超還十分注重發揮婦女特長，鼓勵婦女們搞好後方生產，支援前線抗戰。當時，遷到重慶的工廠有兩百多家，紡織印染方面，女工更佔多數。女工們勞動條件惡劣，工資微薄，鄧穎超鼓勵她們以民族利益為重，積極生產，日夜勞動，支援抗戰。其中，豫豐紗廠的女工1939年底就生產紗達10000件。鄧穎超還利用“婦指會”生產事業組這一陣地，推動在四川建立了松溉紡織試驗區、樂山蠶絲試驗區、新運紡織廠、新運紡織工藝社等生產事業單位，先後參加生產的婦女共有數萬人。永川的松溉紡織實驗區僅1939年至1940年就生產紗布、藥棉、布匹、毛巾、毛巾毯、大衣呢、被單等種類繁多的軍需品十數萬磅，極大地支援了抗戰。1943年7月，為提倡婦女合作生產，增強抗戰力量，南方局婦委在南岸野貓溪創設婦女合作工場，生產了大量的肥皂、襯衫、短褲、布鞋等運往前方。
在鄧穎超的引導和幫助下，國統區實業界婦女也積極創辦企業，努力生產，支援抗戰。周宗瓊在鄧穎超的具體幫助下，創辦了“國防動力酒精廠”。1939年以後，周宗瓊又創辦了樂山沫溪河國防動力酒精廠、內江國防動力酒精第三廠。她的酒精廠開辦後，承擔了1941年至1946年後方郵車動力酒精的供應，並且一直為《新華日報》提供週轉經費。
反擊“婦女回家論”引導婦女爭權益爭民主
1941年1月，國民黨中央黨部組織部召開全國婦運幹部會，提出要婦女們“加強她們的組織，提高她們個人的技術，加入國民黨並生育更多的孩子”，重新揀起“婦女回到家庭去”的陳詞濫調，還反對婦女參政，說“如果每一個婦女，都力圖參與政治，那是很有害的……”
受此影響，國統區颳起了一股“婦女回家論”的思潮。比較突出的是，1939年10月，國民黨福建省主席陳儀發表《我的理想國》一文，極力鼓吹婦女回家，還正式在福建省內通令各機關禁用、限用女職員。1940年7月6日，《大公報》上發表端木露西《蔚藍中的一點黯澹》，也鼓動廣大婦女回到家中做回自己“賢妻良母”的“本職”。隨後，喻培厚、夏英喆、莫英、林楓、沈從文等人就此問題在《大公報》、《婦女新運》（《中央日報》附刊）、《戰國策》等報刊上發表爭論文章。
鄧穎超十分重視這場爭論，在她的領導下，《婦女之路》（《新華日報》副刊）、《婦女生活》、《浙江婦女》都投入了這場論戰。鄧穎超親自寫下《關於〈蔚藍中的一點黯澹〉的批判》（發表於《婦女之路》）。她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準繩，以婦女運動發展史為線索，一針見血地批評端木的婦女觀就是主張“把婦女趕回家去”，“鼓勵一般家庭的婦女做一個好母親好主婦”，這些舊調重彈，決非偶然，不僅表現了端木對中國婦女解放的悲觀失望、消極倒退、腐朽自私的觀點，同時也反映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中一部分人對抗戰悲觀失望、無自信心，企圖向日本妥協投降的消極情緒和一年來複古倒退逆流在婦女問題上的蔓延。文章的最後，鄧穎超真切地號召婦女必須堅持抗戰到底的方針，每個中國男女都應為國家民族利益奮鬥。
沈茲九、鬍子嬰、葛琴以及許多社會人士也都發表文章批判“婦女回家論”。最後，周恩來親自寫了《“論賢妻良母”與“母職”》，把“母職”和“賢妻良母”區別開來，指出“賢妻良母”或“新賢妻良母”的實質，都是站在男權主義的立場上。周恩來的文章把鬥爭鋒芒引向當時存在的社會問題，為爭取婦女就業提供了理論武器，為這場論戰作了總結。
抗戰時期，中共和各黨派進步人士強烈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要求國民政府定期召開國民參政會，制訂憲法、實施憲政。受此鼓舞，國統區廣大婦女也積極參加憲政運動，但國民黨女參政員藉口人民愚昧、無知，公開反對憲政。
鄧穎超直接領導和推動婦女憲政運動。從1939年9月到1940年4月，南方局婦委通過“婦指會”聯絡委員會在重慶共召開了七次憲政問題座談會，討論了“憲政問題的產生和發展”、“憲政運動與婦女解放運動的關係”、“如何促進憲政運動和爭取婦女參政問題”等，參加的人數由100多人增加到300多人。
鄧穎超以國民參政員的身份經常出席這些會議，並在各婦女團體聯合舉行的女參政員招待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和介紹蘇聯婦女參政情況。她還發表《婦女大眾應擁護各省市參政會之召集》、《國民參政會與婦女》等文章，指導婦女憲政運動的開展。鄧穎超要求女參政員不僅要代表人民的意見，尤其要替最受壓迫的各界婦女大眾說話。第一、二次國民參政會議上，女參政員們為爭取婦女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權益進行了鬥爭，並提出了一些提案，如《動員婦女參加抗戰建國案》、《請政府命令各機關不得藉故禁用女職員，以符男女職業機會均等之原則案》等，多數獲得大會通過。
鄧穎超的正確主張得到各民主黨派和進步力量的熱烈響應。李德全、史良等人嚴厲批駁由沈慧蓮主持糾集30多人發起組織國民大會競選會，李德全還拒絕接受該會理事的職務。重慶婦女界104人發表了《重慶婦女界對時局的主張》，要求實行民主，成立全國人民的政府，給人民以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基本自由。廣西桂林、雲南昆明、四川成都等地的知識婦女也召開了多次憲政座談會，並在報刊上刊登了有關文章。
這場轟轟烈烈的憲政運動由於國民黨的高壓破壞，並沒有取得多少成果，但使大後方婦女逐漸認識到國民黨的所謂“憲政”不過是騙人的把戲，只有中共才是真正主張實現民主政治、為爭取婦女解放而鬥爭的黨，從而大大提高了共產黨的威望，贏得了民心。
縱觀整個抗戰期間，鄧穎超從團結抗戰的大局出發，以她政治家的敏銳洞察力以及特殊的身份和影響力，積極地引導和推動國統區婦女大眾為爭取抗戰勝利而不懈努力，對婦女解放問題上出現的錯誤思想進行堅決批判和鬥爭，使婦女運動在錯綜複雜的國統區方向明確、方法靈活、成效顯著，成為她革命生涯中燦爛的華章，將永遠被歷史所銘記。（作者：黎餘）
轉自：共產黨員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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