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喪葬史上，厚葬之風長期處於主流地位。兩漢時期，厚葬之風更是盛行。在探討漢代厚葬的各種具體原因時，一般都會把漢代的厚葬之風與當時的孝觀念直接聯繫起來，認為漢代重視孝道在其中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但是，小編認為<strong>漢代厚葬之風其實並非統治者極力宣揚的孝觀念所導致

一、厚葬之風的出現遠早於孝觀念的產生

關於孝觀念產生的確切時間，較為普遍的看法是在周代，但孝的基本含義明確轉為“善事父母”則是戰國及其以後的事情，經過儒家的闡釋發揮，“善事父母”最終成為“孝”的核心甚至唯一內容。

而厚葬之風則早在原始社會就已初見端倪，其中靈魂不滅觀念應是厚葬現象出現的重要原因。靈魂不滅觀念產生於舊石器時代中期以前，認為人死後靈魂不滅，仍能禍害或保護子孫，干預人事。在這一觀念影響下，人類喪葬習俗中出現了厚葬現象。既然古人認為人死後靈魂有知，人們便不惜重金厚葬去換得死後的富足與安寧。生者無愧，死者欣慰。在這種觀念和心理的影響下，厚葬便成為當時社會的一種習尚，並久盛不衰。

厚葬之風則早在原始社會就已初見端倪，其中靈魂不滅觀念應是厚葬現象出現的重要原因

古有“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說法。於是，生前認為最珍貴的物品，都與已死的佔有者一起殉葬到墳墓中，以便他在幽冥中能繼續使用。如西安半坡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的第152號墓，墓主雖只是一位三四歲的女童，但墓中卻發現有木質棺板，另外還出土有陶器、石珠、石球、耳墜等隨葬品79件之多。發掘者認為，對三、四歲的女孩如此厚葬，必有一定的社會意義。當然，這裡所說的“厚葬”，與後世真正作為社會浮侈風氣之表現的厚葬，其規模和程度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但卻至少表明最初的厚葬形式已經出現。

在商代，還出現了中國喪葬史上的第一次厚葬高潮：不僅有大量昂貴的青銅器隨葬，還出現了人殉、人牲現象，而且墓室極其講究，規模浩大。

試想，若沒有靈魂不滅觀念對墓葬行為的影響，要在幾千年前的社會聚斂這麼多的財產隨葬，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在這段較長的時期，家庭倫理意義上的孝觀念實際上還根本不存在。

古人認為人死後靈魂不滅，仍能禍害或保護子孫，干預人事

二、孝的本質與厚葬毫無關係

孔子對孝觀念有過比較詳細的闡述。在他看來，孝至少應該包括“養”與“敬”兩層最基本的含義。“養”是孝賴以存在的物質基礎，但從孝的實質來看，“敬”才是孝得以實現的根本保證。養只有在心中存有敬意的前提下發生才能稱為孝，孝是敬之心與養之行的結合。可見，儒家所重視的孝，首先應該是要有敬心，然後才考慮孝行能否真正得到落實。兩漢名士批評時人“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正是基於這一認知而發出的憤慨。

關於孝觀念對厚葬之風的影響，傳統觀點認為，這種特有的儒家倫理思想反映在喪葬習俗上便是厚葬，有學者甚至認為對“死人”的孝，從本質意義上來說，就是重視喪葬和喪葬質量。事實上，這種理解或許恰恰正是忽略了孝的本質，從而誤將厚葬之風歸因於儒家所倡導的孝道觀念。

在孔子看來，孝至少應該包括“養”與“敬”兩層最基本的含義

三、厚葬的某種意義上只是活著的人藉助死者向外界炫耀地位和財富的一種方式

早在私有制產生和階級社會形成的初期，人們的喪葬觀念和習俗就曾發生了鮮明的變化。在受靈魂不滅觀念驅使的同時，厚葬也開始成為統治者炫耀自己地位和財富的象徵

漢代厚葬之風是從西漢中期開始盛行的，而且愈演愈烈。這種情形的出現，除與靈魂不滅觀念以及當時社會財富顯著增長有著顯而易見的聯繫之外，按照時人及後人的理解，似乎還與儒家和統治者所提倡的孝道有著直接甚至是極其重要的關係。如西漢末年京師遊俠原涉就認為厚葬是履踐孝道，“令先人墳墓儉約”則是“非孝”的行為，當時甚至還有地方官吏出於提倡孝道的考慮，反對節葬。

不過，從文獻描述的眾多厚葬事例來看，造成厚葬的深層社會心態並不僅僅是單純行孝的表面文章，如同飲食生活中的宴飲活動和婚姻中的大辦喜事，漢代人強烈的面子感在這裡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厚葬的興起，主要原因之一，是葬事的主持者往往以此作為炫耀自我之地位和財富的方式。葬事，從實質上說，是生者之事，而非死者之事。喪事的規模，實際上於死者較為次要，而於生者更為重要。

事實上，漢代厚葬之風正是興起於統治階層特別是王侯、外戚和宦官等的奢侈行為。這些人往往既是政治上的受益者，又是經濟上的富有者，有能力逾越禮制，行奢侈之風。厚葬之風之所以屢禁不止，正與他們的政治、經濟地位和奢侈行為密切相關。

漢墓珍寶

四、實際上儒家學者和統治者大都極力反對厚葬之風

儒家主張葬制以禮，更講究慎終追遠，強調喪事應以心哀為主，反對徒具表面形式的厚葬之風，對逾禮的厚葬行為更是持強烈批判的態度。如《禮記·檀弓上》中有孔子倡導薄葬行為，主張“死欲速朽”的言論，明確表示了對厚葬行為的否定。

儒家抵制厚葬之風的傳統在漢代得到了繼承。漢昭帝時，賢良文學對厚葬風氣就有著比較清醒的認識。他們很深刻地把握到當時厚葬的實質，知曉與孝道無關，僅是由統治集團所倡導的淫侈之風的一部分，於是加以嚴厲的譴責。

當時朝廷中斥責厚葬之風的，正是這些以經學起家的儒吏，他們對敗壞社會風俗的外戚和宦官恨之入骨。有學者甚至認為，東漢名士堅持薄葬，其深層的文化意蘊是清流階層對濁流階層的反動，是一種非暴力不合作運動。

提倡節儉，反對厚葬也是兩漢政府引導風俗的重要內容之一。漢代厚葬風氣很濃，面對厚葬奢侈之風以及這種風氣所引起的一系列社會問題，統治者深感憂慮。為改變這一風氣，他們甚至身體力行，以自身行為作為榜樣，提倡節儉和薄葬。

如漢文帝一生儉樸，他本人常穿綈袍，所寵愛的慎夫人也只穿較短的衣裙，臨終前，文帝又下薄葬遺詔，明確喪事從簡。

霸陵薄葬，在中國古代喪葬史上被傳為千古佳話，也成為帝王節儉的著名典範。不過，對於霸陵是否真的堅持了薄葬原則，爭議也千古未息。事實上，不管漢文帝霸陵是否薄葬，均不可否認其所下薄葬遺詔更多的是一種政治宣傳，其目的自然是為了倡導薄葬之風。

霸陵

隨著社會奢靡之風的盛行，兩漢統治階層在文帝安葬後不久就已開始為矯正當時厚葬奢靡之風而大力稱頌和宣揚文帝的“薄葬”了。如針對漢成帝大起山陵而靡費天下的情況，宗室大臣劉向在上書勸諫中，就明確提到文帝“薄葬，不起山墳”。可見，在西漢後期時人的觀念中，文帝的“不起山墳”已是屬於薄葬。

東漢時期，厚葬之風較之西漢有過之而無不及。建武七年，由於王侯外戚們“葬埋僭侈”，導致社會風俗敗壞，為此光武帝亦曾詔令薄葬。受文帝影響，光武帝遺詔也力主薄葬。值得注意的是，在薄葬詔令中，光武帝不僅沒有感覺到孝子和薄葬之間存在衝突，而且反倒認為薄葬是孝子所應當貫徹執行的一種行為。

如果我們認識到儒家思想是反對厚葬的，那麼對光武帝薄葬詔令中孝子、薄葬並提的現象就不難理解了。由此看來，認為光武帝薄葬詔令“用所謂的忠孝之義來勸導，無異於揚湯止沸”的觀點或許還需要再慎重考慮。

其後，漢明帝永平十二年、章帝建初二年、和帝永元十一年以及安帝永初元年、元初五年，都曾下詔禁止厚葬。在皇帝不斷髮布詔令禁止厚葬、要求薄葬的倡導下，兩漢眾多深受孝觀念薰陶的文人或士大夫也反對厚葬之風，而且身體力行，崇尚薄葬，表明薄葬之風已越來越為一些明達官員所認同。

結語：<strong>通過小編前面的講解，大家可以看到儒家孝觀念本身是反對厚葬的，漢代厚葬之風的形成並非由統治者倡導的孝觀念所導致，而是多種原因共同作用而產生的結果。

光武帝劉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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