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央視新聞推出了
#2019正能量天團#系列人物盤點
葉培建、孫家棟、戚發軔、龍樂豪
被評為“2019正能量天團·國士”
他們忠誠於祖國，奉獻於祖國
為祖國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風骨流芳，國士無雙
本期，讓我們走近4名“航天國士”
走近他們的光榮歲月
葉培建：探索太空步履不停
由於此前眼睛曾做過手術，為了保護視力，葉培建養成了“聽電視”的習慣。2019年9月17日，這位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空間科學與深空探測首席科學家從電視裡聽到自己獲得“人民科學家”國家榮譽稱號的消息。
聽到主席令那一瞬間，葉培建內心滿是高興和激動，但很快他又感到有點慚愧。“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們國家航天界有多少優秀人物，但這個榮譽給了我，我有點受之有愧。”
與葉培建一同被授予“人民科學家”這一稱號的還有數學家吳文俊、天文學家南仁東、醫學家顧方舟、核物理學家程開甲等四人。“5位‘人民科學家’，很遺憾，其他4位都去世了。”葉培建低下頭，沉默了幾秒鐘，“所以我還要替他們多做點事。”
1945年出生的葉培建，從事航天工作已有50多年，從探月工程到逐夢火星，他的大半輩子和中國航天緊密相連。
“責任比命大”
葉培建的航天生涯始於1968年，那一年他從浙江大學無線電系畢業，加入北京衛星製造廠，成為該廠的一名技術員，一路成長為空間飛行器專家。
2000年9月1日，資源二號01星順利升空。這顆衛星由葉培建及其團隊耗時10年研製而成，是中國自主研發的第一顆傳輸型遙感衛星，其發射對中國遙感事業意義重大。然而，正當葉培建帶領團隊從太原衛星發射中心轉戰西安衛星測控中心時，一個緊急來電打破了原來愉悅的氣氛。
“葉總，衛星丟了，信號沒了……”接完電話，葉培建頭腦一片空白。見葉培建不吭聲，車上同行的幾位主任設計師意識到出事了。
“我當時有個自私的想法，就是希望那時車從山頂上掉下去，把我摔死。”回憶起當年的情景，葉培建依然心有餘悸，“國家那麼信任我，讓我擔任總設計師兼總指揮。衛星造了10年，花了那麼多錢，在我手裡出了問題，我怎麼交代？”
不過很快，葉培建就冷靜下來。在得知衛星上的電池還能撐7小時後，他要求工作人員抓緊查出原因。等葉培建一行趕到西安，問題已經查明，原來是地面工作人員發出了一條不當指令，致使衛星姿態發生變化，失去信號。
隨後，葉培建指導地面工作人員迅速編寫了搶救程序。當衛星從東方進入中國國境上空時，技術人員及時上傳指令，讓資源二號01星“起死回生”。後來，這顆原本設計壽命為2年的衛星超期服役，在太空中遨遊了四年零三個月，順利完成了中國對地觀測衛星首次“三星組網”。
“責任比命大。”葉培建感慨道，“那次是我航天生涯經受最大的挫折，它讓我明白，航天真的是差一點點就成功，差一點點就失敗。”
“吃螃蟹”的航天人
儘管第一次“掛帥”就遭遇重大挫折，但這絲毫沒有影響到葉培建的信心。
2001年中國探月工程正式進入論證階段，葉培建作為首批核心人員之一參與其中。2004年，探月工程一期立項，葉培建擔任嫦娥一號衛星的總指揮兼總設計師。
中國探月工程立項之初便定下一條規矩，每一個嫦娥探測器型號都會同時生產兩顆衛星，單數編號衛星為主星，雙數編號衛星為備份星。如此一來，即便主星發射失敗，備份星也能在摸清並解決故障問題後，迅速實施發射。
嫦娥一號發射成功後，如何處置備份星嫦娥二號成為一大難題。
當時主要有兩派意見，一派意見認為嫦娥一號已經取得成功，沒必要再花費重金髮射一顆備份星；另一派意見則以嫦娥一號工程總師孫家棟和葉培建等人為主，力主發射。後來，在葉培建等人的堅持下，嫦娥二號成功發射升空，獲得了分辨率優於10米的月球表面三維影像、月球物質成分分佈圖等資料，並最終飛至1億公里以外，對中國的深空探測能力進行了驗證。
有了嫦娥二號“珠玉在前”，當2013年嫦娥三號探測器完成落月任務後，大家對發射嫦娥四號已經沒有什麼異議，但在任務內容和規劃上仍存在一定的分歧。當時很多人認為要見好就收，嫦娥四號落在月球正面更為可靠。
葉培建再次力排眾議，在他看來，遙感、氣象、通信等應用型衛星應該“力保成功”，但包括嫦娥系列探測器在內的探索性衛星，應該給予更多機會，去做“探索性的創新”。
在葉培建的堅持下，今年1月3日，嫦娥四號探測器成功著陸在月球背面的馮•卡門撞擊坑，中國也由此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登陸月球背面的國家。
對於嫦娥四號的創新之舉，美國宇航局一位專家由衷地讚賞道：“從今以後，我們不能再說中國只會跟著美國幹了，(登陸月球背面)這件事我們之前也沒幹過。”
深空探測的“定海神針”
深空探測，行穩致遠。對於未來，葉培建還有更多的期待。
在採訪中，葉培建告訴記者，2020年嫦娥五號將完成月球採樣返回，到2020年前後中國將完成探月工程“繞、落、回”三步走計劃。葉培建透露，“未來中國還將在月球建立科考站，初步形態將建在月球南極附近”，他希望在嫦娥六號、七號、八號以及日後的載人登月等任務中，各型探測器能落在同一個地區，互相配合、互相支持，從而建立真正的月球科考站。
探月工程之餘，葉培建還把目光放在火星探測上。“火星探測是中國第一次真正的行星探測。我們的第一次火星探測任務將一次性完成‘繞落巡’三步走。第一我們要能夠對整個火星進行全球觀測；第二要降落在火星；第三火星車要開出來，在火星上巡視勘測。這當中有很多難點，如果做成，這將是全世界第一次在一次任務當中完成三個目標。這個工程實現是個很大的創新。”葉培建說。
談及為何要進行月球、火星探測，葉培建解釋道：“人類在地球、太陽系都是很渺小的，要想了解宇宙的形成、地球的形成和人類的起源，不走出去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有人覺得探索太空如今看起來沒有用處，但未來的太空權益，我們現在就要開始爭取。”葉培建說，“宇宙就像是海洋，我們現在不去探索，將來再想去可能就晚了。”
近些年，葉培建更多是站在幕後，為年輕的航天工作者們撐腰。在發射現場，他喜歡這裡走走，那裡逛逛，跟大夥兒聊天，讓眾人放鬆心情。大家都說，葉總就是“定海神針”，只要有他在，哪怕一句話不說，心裡也踏實。
做好“人民科學家”
“敬愛的葉爺爺，您滿腔的愛國情懷，執著不棄的事業追求，敢為人先的擔當精神讓我們無比敬仰，您為我們種下的科學種子一定會茁壯成長。我們全體少先隊員會牢記著您給我們的題詞，仰望星空，探索未來。”
被授予“人民科學家”國家榮譽稱號後，葉培建收到了浙江省杭州市崇文實驗學校少先隊員們寄來的一份信。兩年前，葉培建曾在該學校為學生們上了一堂科普課，如今科學的“種子”已經在孩子們心中生根發芽。
今年已過七旬的葉培建，依然心繫中國航天事業。閒暇之餘，他會抽出時間去做科普演講，把航天知識和理念傳播給大眾。每當有嫦娥任務，他還是會衝到第一線，為年輕的科研工作者們加油鼓勁。
對於“人民科學家”這份榮譽，葉培建感慨地說道：““我只是千千萬萬箇中國航天人的代表之一，只有把今後的事情做好，把隊伍帶好，才能夠對得起這個稱號，無愧於人民。”
“這是人民給我的，我是人民的科學家，同時也是人民的一份子，我要繼續為人民服務，把航天的事情做好。”葉培建說。
孫家棟：造一輩子中國星
一個人一生能做多少事？這位航天大家的答案超出很多人的想象。在中國航天的絕大多數時間裡，他的名字從未間斷地閃爍著光芒。他是前不久獲得共和國勳章的孫家棟院士。
年輕時留學蘇聯，現場聆聽毛主席“你們是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一席話；回國後研製導彈，參與締造了我國最早的地地導彈；後來受命轉向衛星研製，捧出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接下來，返回式遙感衛星、東方紅二號衛星、第二代應用衛星……太空中前100顆中國星，1/3出自他的手；年過半百，他又作為航天工業部副部長，坐上談判桌，將我國航天發射服務推向國際；本可以安享晚年時，他卻返回技術戰線，接過北斗衛星導航工程總設計師和月球探測工程總設計師的帥印……
孫家棟的一生，就是一部中國航天史。
感動中國的航天泰斗
2017年2月8日，在中央電視臺播出的2016年“感動中國”頒獎典禮上，孫家棟榮獲了人生中一個意義不凡的榮譽。這個榮譽無關技術，卻飽含深情。
“這個獎非常重要，是對航天人幾十年在黨的領導下、在全國各個專業部門大力支持下取得的成果的充分肯定，”孫家棟不改謙遜，“老百姓稱讚航天搞得好，為中國爭氣，為經濟發展、國防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航天人應該說是達到了國家的要求和人民的期望。”
孫家棟一生擁有數不清的頭銜，個個分量非凡：“兩彈一星”元勳、中國科學院院士、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原航天工業部及航空航天工業部副部長、東方紅一號衛星總體技術負責人、月球探測工程首任總設計師、北斗衛星導航工程總設計師、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高級技術顧問……他自己最安心的稱謂，則是一句最普通的“航天人”，他希望將自己隱沒在無數航天科技工作者之中。
“每個航天人都起到了自己應該有的作用，但關鍵在集體，”他解釋，“這不是客套話，航天精神中有一句非常重要——大力協同，航天是高風險、高技術集成的事業，不是少數人能夠完成的任務，離開群體確實是辦不成事的。”
孫家棟的職業生涯尤其長，近乎常人的兩倍。他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工作，至今仍未完全歇下來，前幾年還不停地奔波在各大航天研製單位和發射場之間，老伴魏素萍每年給他買四五雙布鞋，他都能穿出洞來。
最近兩年，他患了腰疾，影響到腿腳，跑動不再那麼勤。即使這樣，在各大航天工程的評審現場和重要會議上，他依然經常笑容可掬地出謀劃策。“有事情就幹，沒事就看看報和航天技術材料。”這就是他的晚年生活。
笑容是孫家棟的標誌。老照片裡，不論是會議現場、談判桌上，還是同事身邊、錢學森的病床前，他總露出牙齒，笑得無比真誠。
他的笑容給人溫暖，也給人信心。作為我國航天史上諸多里程碑的直接締造者，哪怕在最艱難的時刻，他都用笑容面對。
國家任務：東方紅一號
孫家棟的職業生涯，充滿了意外。他總是臨時受命，然後在一片處女地裡做出開創性成果，震驚世界。
1958年，孫家棟從蘇聯茹科夫斯基空軍工程學院留學歸來，一心要為祖國造飛機。可是剛回國，他就被劃分到國防部五院一分院，從事導彈研製。
9年後，作為總體技術人員，他已經參與研製成功東風一號、東風二號等我國 最 早的導彈型號，並 實現 了導 彈核武器的 成 功試驗。就在這時，1967年夏天，他被直接調去即將組建的空間技術研究院，負責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的總體設計工作。
這顆衛星後來被命名為“東方紅一號”。一天之內，他從一個導彈專家變身為衛星專家——一位對衛星技術並不太精通的專家。
為了儘快組建起總體設計團隊，孫家棟親自確定了一個18人名單，從火箭研究院抽調這18名技術精英，與中科院的部分同志共同組建衛星總體設計部。
當時正處於文化大革命期間，派系鬥爭如火如荼，孫家棟一門心思從搞衛星的角度出發，將派系之爭擱在一邊，其實頂著巨大壓力。但讓他感動的是，當這18個人離開火箭研究院時，兩派人員高舉彩旗，各站一方，敲鑼打鼓，熱烈歡送，這在當時實屬罕見之事。領導和群眾不得不打心眼兒裡佩服，孫家棟這活兒幹得漂亮，開了個好頭。
孫家棟認為，這並不是他的功勞，而是當時毛主席親自拍板“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使得研製衛星廣受矚目，科技人員都以能參與其中為榮。
“文革”攪亂了當時的工業生產體系，製造衛星所需要的元器件經常找不到人去生產。孫家棟便親自去往有生產基礎的單位。於是，在外頭還吵得不可開交的兩派人員，一走進實驗室便擱置爭議，聯合起來搞攻關。
1970年4月24日，東方紅一號衛星發射上天併成功入軌，傳回人們熟悉的《東方紅》樂曲，舉國歡騰。中國從此邁入太空時代，成為世界上第五個能夠自主研製併發射衛星的國家。
如果按照原來的方案，東方紅一號衛星幾乎不可能在1970年發射成功，有人說，“沒有孫家棟的這兩下子，衛星發射可能還要再等幾年”。
守望在航天每一個關口
沿著東方紅一號開拓出來的道路，孫家棟又牽頭研製了一系列衛星，從通信到遙感，從不可回收到可回收，從國內到國外。滿天中國星，有三分之一來自於他領導的團隊。
孫家棟不僅是航天首屈一指的技術專家，也是赫赫有名的談判專家。上世紀80年代中葉，56歲的孫家棟被任命為航天工業部副部長，走上管理崗位。此前十多年對海外航天市場的關注和國際航天合作的探索，促使他決心拿下又一個重要任務：中國航天走向國際。
就在他被任命的同一個月，我國政府宣佈：中國長征系列運載火箭投放國際市場，承攬對外發射服務。
一個新面孔要闖入市場，這自然引起了傳統市場霸主的抵制，中國航天走向國際的道路，始終不平坦。尤其是美國，對美國衛星由中國長征火箭發射設置了非常嚴苛的限制條件，幾乎呈封堵之勢。
於是，孫家棟帶領代表團一次又一次與各國政府溝通、談判，有理有據有節，曾與之談判的美國時任助理國務卿邁考里斯特驚訝，一位研製衛星的科學家，怎麼會具備政策、外交、科技那麼多方面的談判技巧？
1990年4月7日，長征三號運載火箭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將美國休斯空間公司的亞洲一號通信衛星成功送入預定軌道。休斯公司此前已經發射同步軌道衛星67顆，中國火箭的這次發射精度是最高的。以此為起點，中國航天正式進入世界航天發射市場。
副部長退休以後做什麼？孫家棟的選擇是繼續搞技術。1995年，他被任命為北斗導航試驗衛星工程總設計師。2004年，我國航天繼人造地球衛星、載人航天之後的第三個里程碑——嫦娥工程正式上馬，75歲高齡的孫家棟再次披掛上陣，擔任探月工程首任總設計師。
從38歲受命主持東方紅一號總體設計，到75歲為我國奔月之旅掌管帥印，孫家棟就如中國航天的“定海神針”，在每一個重大關口指點方向。
“國家需要，我就去做”
一個人一生能做多少事？孫家棟從未想過這個問題，“國家需要，我就去做”。
如今我國在軌衛星已經超過100顆，如何用好這些衛星是孫家棟最關心的事。他認為，衛星工程不僅是天上的事，有了空間基礎設施，就像有了電和公路，但要真正用起來，還得空間信息落地，在地面上進一步開展大量研究。
“比如氣象衛星，大量氣象研究人員進行數據分析和預報，滿足各類專業需求。這是很長的產業鏈，航天人能做的不多，需要與全社會合作。”他說。
有人讓他給自己半個多世紀的工作打分，按5分制，他打3分。“這倒不是謙虛，航天是無止境的，每一個人對自己的要求都要精益求精。”
然而，幾十年的同事卻給他打了高高的分數。
神舟飛船總設計師戚發軔說：“孫家棟是小事不糾纏、大事不放過的人，跟他一起痛快！”
嫦娥一號衛星系統總指揮兼總設計師葉培建說：“孫家棟待人謙和，在工作中他總能抓住問題的要害，提出解決問題的點子，跟他在一起，心裡踏實！”
國家也給予他至高的認可。1999年，他被授予“兩彈一星”功勳獎章；2010年，他榮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以孫家棟命名的小行星第148081號正在太陽系中運轉不息；嫦娥二號衛星已經飛到1億多公里以外的深空，成為我國飛得最遠的航天器。孫家棟的一顆中國心，就像他灑向宇宙的顆顆中國星，閃耀在中國航天的璀璨蒼穹下。
戚發軔:神舟飛船的“總舵手”
他是中國工程院院士，也是神舟飛船的“總舵手”。他叫戚發軔。半個世紀的航天生涯中，戚發軔參與並創造了諸多“第一”：第一枚導彈、第一枚火箭、第一顆衛星、第一艘試驗飛船……神舟號飛船、東方紅二號、東方紅二號甲、東方紅三號等衛星等都與他的名字聯繫在一起。他以花甲之年執著地探索，忘我地付出，為中國航天史留下了一座不朽的豐碑。
“航天十八勇士”之一
“發軔”，《現代漢語詞典》裡這樣解釋：“拿掉支住車輪的木頭，使車前進，比喻新事物或某種局面開始出現。”我國的“神舟”飛船總設計師就叫戚發軔。當年給戚發軔起這個名字的先生，肯定沒有想到戚發軔會與中國航天史上的眾多“第一”結合得如此緊密，並最終成為中國載人飛船功臣簿中不可磨滅的名字。
戚發軔1933年出生在遼寧復縣（今大連市瓦房店市）。抗美援朝戰爭爆發時，已是高中生的戚發軔，一心要為保家衛國貢獻自己的力量，前線去不成，他就在後方參加了抬傷員的隊伍。
那些被美國飛機炸得血肉模糊的年輕戰士，讓他的心靈深受震撼。也正是這次刻骨銘心的經歷，使他萌生了一個強烈的願望，他要為祖國造飛機，讓誰也不敢欺負祖國！所以，高中畢業填志願時，他一口氣把3個志願全都填了清華大學航空系（此係後改為北京航空學院）。
從北京航空學院畢業後，戚發軔沒能去造飛機，而是穿上軍裝，當了一名導彈技術兵。雖然有點遺憾，但他還是服從分配，並很快成為一名技術過硬的骨幹。部隊本打算送他出國深造，但因為他報的“導彈火箭總體設計”專業，涉及到“國家機密”，未獲批准。也由此，他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由新中國自己培養起來的優秀工程師。
正當戚發軔打算在火箭研製的天地大幹一番時，1968年2月，專門負責衛星研製的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正式成立，聶榮臻元帥親自批准把戚發軔和另外17人調往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戚發軔成為中國自行研製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一號的“航天十八勇士”之一。
中國第一星的研製，充滿了難以想象的艱難。沒經驗，沒資料，每前進一步都要付出極大的努力。儘管如此，這些勇士依舊憑藉著自己的熱情和報效祖國的決心堅持著，直到1970年4月24日，誕生於艱難之時的“東方紅一號”衛星，終於在蒼茫大漠中的衛星發射基地，成功地飛上了浩瀚太空。
戚發軔回憶說：“1970年4月24日，那是我一生中最高興的時候，‘打上去了，入軌了，聽到樂曲了’，那些聲音至今還在耳邊。那一年，我37歲。”
11個月後的1971年3月，他和同事們研製的實踐一號科學探測衛星，又成功地飛上了太空。這顆設計壽命一年卻在太空翱翔了8年多的衛星，源源不斷地向地面發回了大量珍貴的科學實驗數據，為以後衛星的研製，立下了汗馬功勞。
神舟飛船的“幕後舵手”
在1999年神舟一號飛船升空後，國外的一個媒體曾將這艘船比喻為“上帝之舟”。在千千萬萬箇中國載人航天飛船的建造者中，戚發軔，無疑是站立在船頭的駕舟人。從1992年載人航天工程啟動，到飛船首飛，不過短短7年多的時間。回首這7年，戚發軔有著太多的感慨。
1992年9月21日，中央正式批准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計劃啟動。這一年，因為擔任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院長而剛剛卸下東方紅三號通信衛星總設計師的擔子，年已59歲的戚發軔，又走馬上任飛船總設計師之職。
載人飛船工程涉及技術領域的廣度、難度，若與我國以往研製的各類衛星相比，都有很大的不同，而最大的不同，說白了，就在於航天器上有了人。人命關天，豈敢兒戲。戚發軔深知其中的分量。在他的帶領下，所有參與研製飛船的科技人員踏上了漫漫求索路。
轉眼到了1998年。這時候，用4年時間建設的航天城———北京空間技術研製試驗中心，在北京西北郊的一片農田裡拔地而起，已經組裝起來的4艘供地面試驗用的初樣飛船已在裡面同時展開測試。
這年11月中旬，接連3天，江澤民總書記、李鵬委員長、朱鎔基總理等當時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先後視察航天城，並分別做出了重要指示。在巨大的鞭策與鼓舞下，戚發軔帶領團隊攻克了一個又一個難關。
1999年下半年，戚發軔率隊遠赴酒泉發射場，進行試驗飛船合練準備。在熱浪滾滾的沙漠中，隊伍用4個月時間，完成了飛船全部技術流程的演練，並與火箭系統、發射系統和測試系統進行了對接。
這年11月20日凌晨6點30分，新型火箭“長征二號F”託舉著神舟一號試驗飛船直上九霄。在太空飛行21個小時後，飛船返回艙平安降落在內蒙古中部草原。多年來一直秘而不宣的中國載人航天工程，通過此次飛天壯舉，一下震驚了國內外。
在戚發軔眼中，這次試驗，實際上是我國載人航天工程大系統一次真刀真槍的正式“演練”。雖然飛船隻在太空飛行21個小時，但其本身，已經體現了中國人的實力。
戚發軔從擔任總設計師開始，一刻也未停止對飛船研製工作的高標準、嚴要求。從神舟一號試驗飛船到神舟四號飛船，凡是能被人預想出來的可能會出現的問題，甚至是萬一的萬一，戚發軔都要求設計人員千方百計去發現和尋找，雖然這種發現和尋找有時就如同大海撈針，但戚發軔卻從不言放棄。
正是這種精益求精的態度，中國4艘無人飛船相繼經受了太空的洗禮，每一次發射都是一次新的跨越，航天員“一步登天”的天梯，在一次又一次的跨越中搭建完成。
許多“第一”都讓他趕上了
沒有刻意的追求，中國航天史上更是共和國的歷史上，許多的“第一”就這樣自然而然地融入到戚發軔的生命中：第一發導彈、第一枚運載火箭、第一顆衛星、第一艘試驗飛船，都讓他給趕上了。
作為我國空間技術專家，戚發軔現在是中國工程院院士，也曾是全國政協委員，但最引人注目的還是飛船總設計師的頭銜。
飛船總設計師，一個外人眼中光環籠罩的職位，可是有誰能夠想到，戚發軔卻並不渴望這個飛船總設計師的職位。
自1968年開始跨入研製衛星的行列，戚發軔不僅親自參加我國第一顆衛星———“東方紅一號”的研製工作，而且主持過“東方紅二號”“風雲二號”“東方紅三號”等6種衛星的研製，還親自組織了10餘次衛星發射任務。
多年的衛星研製工作，使他與衛星結下了不解之緣。他是親眼看著我國的通信衛星完全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使其誕生、發展繼而一步步走向成熟的。從第一顆試驗通信衛星到“東方紅二號甲”再到“東方紅三號”，設計壽命越來越長，通信容量越來越大，技術上不斷上臺階。
研製過程中，他和他的研製隊伍之間已經有了太多的默契，結下了太深的情誼。伴著淚水與歡笑，他們一起走過風風雨雨，以至於當上級領導讓他從東方紅三號衛星總設計師的角色轉換到飛船總設計師時，他竟有些難以割捨。他說，如果由他選擇，他寧願留在通信衛星的研製隊伍裡，繼續開展對通信衛星的研究。
歲月如梭，轉眼戚發軔已經是滿頭白髮的老人，他將自己半個多世紀光輝的航天生涯歸結為三件事：“我的一生可能有三件事兒吧，一個是我所參加的導彈核武器的研製成功，另一個就是中國第一顆衛星東方紅一號發射成功，再一個就是中國第一個航天員上天，也就是神舟五號，應該說這三件工作在我一生當中是非常難忘的。”
他說，“中國航天工程之所以能成功，還要看到前面有很多人做了很多事，就像餓了吃第一個饅頭沒吃飽，第二個也沒飽，吃第三個饅頭才飽了，我就是第三個饅頭，還上了天安門，但前面的這麼多人，都應該被銘記。”
“雖然我付出了很多，甚至我的老伴就是在我搞飛船最困難的時候去世的，但是我永不後悔，我感覺大有幹頭！不管從國家還是從個人，都是很有生命力的事情，假如說再有下輩子的話，我還要幹航天！”
龍樂豪：與火箭相伴的無悔人生
1970年4月24日，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開啟了中國航天事業的新時代。中國工程院院士，長三甲系列運載火箭原總指揮、總設計師龍樂豪曾深情地回憶道，當中國航天人取得這一歷史性成功之後，“我和戰友們開始向大推力火箭研製領域進軍”。
少年立志
早在少年時期，龍樂豪就立下了報國的志向。1938年，龍樂豪出生於一個農民家庭，在日寇橫行大肆搶掠中國百姓的戰亂中度過了少年時期。一次，為逃避日軍的掃蕩，年幼的龍樂豪藏在高粱杆垛裡，逃過了一劫。從那時起，龍樂豪的心裡就產生了一個朦朧的念頭——保家衛國，讓同胞不再受外敵欺凌。龍樂豪很早就意識到，只有國防強大，國家才能安定，人民才能安康，並由此產生了深深的國防情結。
讀高中時，龍樂豪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畢業後，被保送到上海交大。1956年，由於沿海地區有發生戰爭的危險，上海交大西遷到西安，也就是如今的西安交通大學。從此，龍樂豪踏上了國防之路。
1963年大學畢業的龍樂豪被分配到國防部五院。當時，中國正在 實施“兩彈一星”工程。
據龍樂豪回憶，當時他對星箭的概念還非常模糊，只看到過紙面上的圖形，沒有見過實物，更沒有參加過教學實習。只有1962年底，到瀋陽某廠參觀防空導彈展示時，他才接觸到了導彈自動駕駛儀及導彈核心控制設備等。
當時的科研和生活條件都很艱苦，六七個青年科技工作者擠在人 住一個套間，但他們卻樂在其中，通力合作、心無旁騖地從事著科研 工作。即使是在禮拜天，也少有休息，基本上每天都要工作十幾個小 時。為了一個共同的信念，他們忘我地工作著。
1969年，美國實現了“阿波羅”登月計劃，不由得讓龍樂豪感 嘆於美國的科技實力。當時的中國並不具備登月能力，需要航天科技工作者從現實出發、從頭做起，踏踏實實邁出第一步。要成功登月，必須擁有大運載能力的運載火箭，必須先從研製最基礎的近程導彈做起，再一步步向前推進。嫦娥一號、嫦娥二號的成功登陸就是這樣一步步紮紮實實過來的。而龍樂豪是每一個成功過程中的見證者與伴隨者之一。
箭指長空
長征三號是當前中國第一型高軌道運載火箭，也是中國航天乃至 國家科技實力的象徵之一。龍樂豪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出任長征三號火箭的總體主任設計師。
運載火箭作為複雜的機電綜合體，其研製對所有國家來說都是高 難度的工程。龍樂豪是如何把它從圖紙變成“飛天神器”的呢?
龍樂豪回憶，研製長征三號時，曾遇到過不少技術難題。最大的難題是研製低溫推進劑，這是研發高軌道運載火箭最基本、最基礎的工作。而當時國內技術積累很少，或者說基本空白。低溫推進劑用在火箭的第三級上，原料為液態氫氧。液態氫氧的沸點很低，液氧沸點約為零下182攝氏度，液氫的沸點為零下252攝氏度左右。為了防止液態氫氧結冰，儲箱裡不能有空氣和氮氣等雜質。如果混入雜質將導致結凍，產生渣子，使儲箱爆炸。因此，只能用氫氣和氦氣置換或增壓。當時科研人員還沒有掌握 氦氣的低溫物理性能，只能一點點摸索。因此，基礎研究工作難度很大。但龍樂豪帶著科研團隊，憑著一股不突破難關不罷休的精神，最終掌握了技術要領。
除了低溫燃料外，科研團隊還面臨著很多技術難題。譬如，發動 機“次同步振動”問題，因為它會導致發動機爆炸，有很大的危險性，還有動力系統試車中的“縮火現象”等。經過科研隊伍的不斷摸索，最終一一攻克了這些技術難題。
經過多年努力，1984年1月，長征三號終於進入試飛階段。龍樂 豪很想親臨現場，看著自己傾注了無數心血的火箭飛向天空。然而， 作為一號指揮員，他必須堅守崗位。每當指揮發射完畢，他走出山 洞時，火箭已經達到很高的位置，天氣晴朗時還能遠遠看到一個小黑點，有霧或陰雨天時就只能聽到半空中傳來的轟鳴聲。每次發射前，龍樂豪都會圍繞火箭轉一圈，向它告別。
失敗曾讓他“一夜白頭”
作為中國第一代航天人，龍樂豪提出的我國第一枚洲際導彈末速調節方案至今仍在沿用，提高了導彈命中的精度和火箭入軌的精度；用一發低溫推進劑火箭連續三次加註、兩次洩出、六次點火試車，龍樂豪在我國火箭研製史上的這一舉措，不僅為火箭研製縮短了一年左右時間，還為國家節約了數千萬元科研經費。
但是，龍樂豪的事業並非一帆風順，一個大的挫折轟然而至。
1996年2月15日，長征三號乙運載火箭點火起飛後約兩秒，火箭飛行姿態出現異常，火箭低頭並偏離發射方向向右傾斜。飛行約22秒，火箭頭部墜地，撞到離發射架不到2公里的山坡上，隨即發生劇烈爆炸，星箭俱毀，並造成人員傷亡。
這是長三乙首次發射國際通信衛星，長三乙是當時中國航天運載能力最大的火箭，捆綁了4個助推器。“我是長三乙的總設計師兼總指揮，我們的膽子也夠大了，首飛就承擔發射一顆國際衛星，全世界公開廣播，這在國際上也沒有先例。
但是，“火箭起飛22秒，就像運動員跳高，跨過一個橫杆不往上飛就斜掉下去了。”
那段時光是龍樂豪刻骨銘心的疼，也讓這位總設計師“一夜白頭”。他說，“那時才真正知道什麼叫痛苦。說實話，我沒想到失敗得這麼慘。”
因為承擔國外衛星發射，國際慣例是允許失敗的，但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內把失敗原因調查清楚。“改進措施是不是有效？你說了不算，要找第三方來評定。我們當時請了美、德、法、英的5個專家來，我跟他們報告了3天，他們非常認可。當時我從事火箭研究30多年了，從經驗來看，火箭的總體設計方案沒有問題。”
14年後，龍樂豪談起這次失敗時說，“我沒有灰心，問題不在於有沒有失敗，重要的是如何從失敗中吸取教訓，改進研製工作，最大限度地減少今後的失敗或避免失敗。”
後來，故障原因查明為一個電子元件失效。面對輿論的壓力，龍樂豪帶領團隊不斷推理，反覆試驗，全面審查了火箭總體技術方案，再次認定正確無疑，並在此基礎上，圍繞設計、生產、產品質量控制、研製管理等工作進行了全面的複查，完成了12類、122項試驗，提出44項、256條改進措施，從而確保了後續飛行試驗皆獲成功。
超大型火箭是攻關方向
1997年8月20日，我國自行研製、目前運載能力最大的新型捆綁式運載火箭“長征三號乙”，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成功地將美國勞拉空間系統公司為菲律賓製造的馬部海衛星送入預定軌道，這表明長征系列運載火箭具備了能把5000公斤的有效載荷送入高軌道的能力。
作為長征三號甲、乙、丙系列火箭總設計師兼總指揮，中國工程院院士龍樂豪是當之無愧的功臣。
中國到底需不需要載人登月，很多人有不同聲音。龍樂豪是載人登月的堅定倡導者和支持者，“或許今天你看不到它（載人登月）有什麼意義，但是當看到它的真正意義的時候就晚了。”龍樂豪在接受採訪時說。
要實現嫦娥奔月，離不開火箭技術研發。
龍樂豪認為，要加強和鞏固航天大國地位，使我國變成航天強國，就需要研製新一代運載火箭，發展重型運載火箭，探索重複使用運載火箭等。
“我認為載人登月是一個大的發展戰略。從2004年起，我就開始組織有關人員研究，如果將來要搞載人登月我們該怎麼辦？這是長遠發展。”龍樂豪說。
現在，除了登月，龍樂豪還有了一個新的願望：早日建成地球同步軌道空間太陽能電站，既環保又能解決資源短缺的問題。
“無論多麼困難，總是需要有人開頭去做。”龍樂豪說。
文/郭超凱 倪偉 周海濱 賀鵬梓 等
圖/央視新聞
審核/劉淮宇
監製/索阿娣
閱讀更多 中國航天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