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特琳與金陵女子大學的故事

今天是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

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不要忘了我們曾經受到的傷害,也不要忘了我們曾經得到的幫助。

在南京大屠殺期間,一批外國友人堅守在南京,為救助難民勞心勞力,為這座傷痕累累的城市帶來了許多安慰。這其中,有我們熟知的約翰·拉貝,有留下南京大屠殺唯一動態畫面的約翰·馬吉,還有一位傑出的女性——明妮·魏特琳。

今天讓我們聆聽魏特琳的故事,以銘記一段歷史。——編者

永生金陵 | 魏特琳与金陵女子大学的故事

魏特琳像

清晨的隨園,陽光和煦,書聲琅琅。

校園內明妮·魏特琳女士銅像前,又被不知名的愛心人士堆滿了鮮花。

陽光穿透樹葉,清風輕拂起經年塵埃在歷史的光柱中紛揚,一位美國女士與金陵女子大學(後更名為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以下簡稱“金女大”)的往事記憶慢慢開啟……

1.牽手

1886年9月27日,明妮·魏特琳出生在美國伊利諾伊州的一戶貧困人家。她自幼勤奮好學,聰穎過人,半工半讀唸完了大學,隨後在工作中繼續尋求學習的機會,獲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碩士學位。

1912年的秋天,魏特琳來到中國。當時的中國社會仍有許多人持“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偏見,女子教育尚在沉睡之中。魏特琳決心為改變這種情況盡力做些事,於是來到了安徽合肥,管理三育女子中學。在她的精心管理下,“校務蒸蒸日上,成績卓越,備受外界讚揚推崇”。兢兢業業的六年時光,魏特琳不僅積累了豐富的教育教學經驗,更播下了矢志推廣中國女子教育的種子,也為後期效力金女大奠定了堅實基礎。在此期間,她取了中文名——華群,意為“融入華人群眾中,為中華群眾服務”。正如她名字的寓意一樣,自踏上中國的土地那一刻起,魏特琳的命運就與中國人民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1918年,來華六年的魏特琳第一次獲得回國休假的機會,並打算在此期間與未婚夫正式走進婚姻殿堂。正在這人生的關鍵時期,魏特琳收到了一封來自金女大的邀請書。在這兩難的抉擇面前,魏特琳經過幾番思考,決定將婚期延後,接受金女大的聘請。不久,婚約宣告解除。此後,魏特琳在金女大服務了二十二年,她將自己的全部精力奉獻給了教育事業,終生未嫁。

1919年秋,魏特琳受聘為金女大教育系主任兼教務主任,並代理校長職務。初入金女大,魏特琳便憑藉過硬的專業素養和豐富的實踐經驗,很快融入了新的教學環境中,並雷厲風行地進行了一系列科學有效的改革措施。

她認為在中國推廣女子教育,首先得加強女子中學教員及行政人才的培養訓練,必須學習教育原理、教學法、心理學和實習教學等科目,並且主張學生在學習教育學之餘必須熟悉一門中學科目,為此,她專門設立附屬實驗中學,在教育系建立起學生教學實習制度,使學生在附屬實驗中學中鍛鍊,將所學的書本知識運用到教學實踐中。金女大的師範性質由此也得到了完善。那時的魏特琳恐怕也沒有想到,多年之後,師範之花在隨園這片熱土上盛情綻放。

當時的金女大正在籌建新校園,魏特琳熱心參與其中,大到選址建房,小到花草種植,皆親力親為。1923年,新校園落成使用,人們對這座“中國宮殿式”的現代校園讚不絕口。

遷入新校園後,魏特琳鼓勵學生髮揚金女大校訓“厚生”精神,通過開展為貧困家庭募捐,設立家政學校、樂群社與診療所等形式服務社會大眾。在此期間,她與周邊百姓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大家對她都很敬重和愛戴,見面後都親切地稱呼她“華小姐”。

正所謂“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金女大的人文環境,如幽蘭之室,無形中薰染著每一位金女大人。

2.去留

1928年北伐戰爭後,舉國上下掀起了收回教育權的浪潮,國民政府要求教會學校校長及校董事會董事長都必須由中國人擔任。大量外籍教員紛紛離開,時任金女大校長德本康夫人也自行辭職,由金女大的首屆優秀畢業生吳貽芳任新校長,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女性大學校長。

金女大正進入一個關鍵的轉折期,魏特琳在回國的浪潮中堅定地選擇了留下,並與吳貽芳校長默契搭檔,並肩作戰,成功確保了金女大的穩定運行與發展。

在此期間,魏特琳生活得充實而又快樂。她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我希望你也能從我現在寫這封信的窗口看到(外面)的景緻,在東邊我可看到紫金山上漂浮著迷人的紫色雲霧,在正前方我看到我們的學生在荷花池畔漫步……”字裡行間都透露出對金女大的濃濃愛意。

1929年初,一封希望她回家奉養父親的家書打破了魏特琳的平靜生活。一面是與自己相依為命的至親;一面是自己心心念唸的金女大,何去?何從?魏特琳再次陷入矛盾之中。後經金女大委員會多方勸說,深明事理的父親終於同意讓魏特琳暫時留下。得到老先生的答覆後,金女大委員會及吳貽芳校長都鬆了口氣,還特別緻函感謝,說他做了這個決定,等於是贈與金女大一個“貴重的禮物”。等到1931年魏特琳回國休假時,77歲的老父親再一次殷切期望女兒能常伴身邊,然而,魏特琳依然選擇回到金女大。而這一別,竟成永別。

選擇金女大,魏特琳放棄了自己的愛情;留在金女大,魏特琳又為此放棄了親人。在以後的時間裡,魏特琳一心撲在學校教育和社會公益事業上。她真正把金女大當成了自己的家,把金女大的師生當成了自己的親人。

然而,最為嚴峻的考驗才剛剛開始……

1937年,日軍侵華戰爭全面爆發。南京上空陰雲籠罩。往日寧靜祥和的校園也被緊張與不安所取代。由於日軍的空襲不斷加劇升級,金女大被迫西遷成都華西壩,直至抗戰結束後的1946年初,學校才又重新遷回南京。

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黑暗前期,吳貽芳讓教職員工自由選擇去留,並告知大家,因經費少的原因,僅能支付半薪。在此情形下,外籍教員中僅有兩位選擇留下,魏特琳就是其中之一,而另一位美籍教員也在後期去了金女大在武漢的分部教書。

隨著南京的局勢越來越緊張,美國大使館先後四次派人來力勸魏特琳撤離南京。她選擇了留下。對於魏特琳來說,南京已經不是異國他鄉,而是與自己血肉相關的港灣和孩子,是她無論如何也不能捨棄的地方。她在日記中這樣寫道:“就像在危險之中,男人不應棄船而去,而女人也不應丟棄她們的孩子一樣”。當美國大使館最後一次召集所有尚滯留南京的為數不多的美國公民併發出警告:“再不撤離,以後我們將無法保證你們的生命安全”,魏特琳的回答是:“我不能在這個時候拋開中國!”並在大使館出示的“無論如何也不離寧”的文件證書上鄭重地簽上了自己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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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與金女大難民營的職員及志願工作人員

3.堅守

選擇留下,就意味著危險與犧牲。此時的魏特琳,像一名即將征戰的女戰士,迎著風暴邁出了堅定的步伐。魏特琳率先倡議並與十五位國際友人自發組織了“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這一委員會由德國人拉貝先生擔任主席,魏特琳主動提出將學校作為難民安全中心。

戰爭中安全區的二十五家難民所收留了二十多萬名難民,金女大難民所作為唯一一個專門收容婦女兒童的避難所,最高峰時收容了13000名婦女和兒童。

留在金女大是艱難的,守住金女大則更是艱難。魏特琳為此付出了太多的心血,乃至生命的代價。1937年12月13日,南京歷史上最為慘痛的一天,“今天,世上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這座城市裡找到。”槍聲震醒了南京的長夜,尖刀刺破了南京的黎明,長達六個多星期的南京大屠殺在血淚與哀號中開始。

為了保護難民,魏特琳與日軍鬥智鬥勇,像母雞護小雞一樣守衛著前來避難的婦女兒童。面對不斷增加的難民,魏特琳利用有限的校園資源,儘可能多地騰出教室,讓避難者有一席安穩的落腳地,並將年輕的女難民安置到學校最隱蔽的文理大樓的大閣樓裡。

魏特琳組織校內教職員工巡邏校園,並請來為“國際安全區”服務的外籍男士輪流守夜;而她自己則連軸轉地四處奔波,與日本兵進行生命賽跑,爭奪著可能生存的姑娘和更多的南京市民;日軍咒罵她,用血跡斑斑的刺刀在她眼前亂晃,甚至打她耳光,但魏特琳毫不退讓,她已然將生死置之度外。為了保護前來避難的中國士兵,魏特琳急中生智,讓收容在金女大校園內的婦女難民出面相認父兄,救下了百餘人。

為了幫助婦女尋找失蹤的親人,魏特琳多方蒐集形成了一份長達1800多人的名單,通過使領館與日軍斡旋進行營救。因日軍阻擾,最終實際解救釋放的僅三十餘人。但哪怕只有一人,這也是一條鮮活的生命;哪怕只有一線希望,魏特琳都傾盡全力。

為了救濟難民,她千方百計多方籌集資金與物資。她將學校的存糧拿出來分發給難民,由紅十字會粥廠每日供應難民兩次米粥,並在校內裝了兩個大爐子整日供應難民熱水;天氣嚴寒,難民傷員逐漸增多,魏特琳組織人手趕製棉衣,救助患者。

為了讓眾多失去經濟來源的婦女和年輕姑娘能夠擁有一門生活技能,魏特琳組織了一些家政班和技能培訓班,幫助大家共渡難關,以期災難結束後每一個人都能正常地生活下去。正因為如此,魏特琳被眾人親切地稱作“活菩薩”。

更難能可貴的是,在這樣一段血雨腥風黑暗無光的日子裡,魏特琳白天為難民忙碌奔波,夜晚以筆為書,冒著生命危險,留下了五十多萬字的《魏特琳日記》。

該日記起自1937年8月12日,至1940年4月14日,記載了日軍從轟炸南京、進攻南京到南京大屠殺及日軍在南京進行殖民統治的全過程,成為揭露南京大屠殺真相的第一手原始資料。1995年,美籍華裔作家張純如閱讀該日記,利用其中重要內容撰寫了《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該書一經發行舉世轟動。

身體的創傷可以治療,但精神的痛苦卻更加深重並持久。面對越來越龐大的求助群體,越來越緊缺的學校資源,魏特琳不得不做出艱難的取捨。

為了將校區留給更多更需要的難民,她不得已勸送回部分已婚有家可歸的年長婦女。可是很多次,當婦女剛離開金女大,就慘遭日本兵的蹂躪殘害。這種情形使得魏特琳的內心備受煎熬,她一刻也不敢安歇,以至於整個身心都疲勞到了極點。她在日記中寫道:“今夜我太累,不想寫了。每天都承受著許多必須完成的任務的重壓,還有更多我似乎根本無法完成的事。”一個學校的空間能有多大,一個人的精力能有多充沛,都不足以承受如此高壓的重負,而在殘酷戰爭中親眼目睹了日軍慘絕人寰的種種暴行,更是不斷刺激著魏特琳的神經。

愛是一切力量之源,魏特琳的內心滿懷正義,她始終相信中國不會滅亡,正義不會失敗。大屠殺期間,許多人為了躲避日本兵的殘害,不得已佩戴上象徵親和的太陽臂章,魏特琳對此深惡痛絕。

有一天,一名少年進入難民區給姐姐送飯,忘記將太陽臂章取下,魏特琳喊住他:“你不用佩戴這個,你是中國人,你的國家並沒有亡。你年紀很輕,你要記著,是哪一年哪一月戴的這個。你看見些什麼,永遠不要忘記!”說完她幫少年取下了太陽臂章,拋在地上。即使在最絕望的時刻,她仍反覆告訴大家:“中國沒有亡,中國不會亡,日本一定會失敗!”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授予魏特琳外僑的最高榮譽——三色襟綬採玉勳章。

4.永生

1940年,由於長期勞累及強烈精神刺激,魏特琳罹患嚴重抑鬱症,不得不返美治療。1941年5月14日,魏特琳逝世,享年55歲。在生命的最後一刻,魏特琳依然不忘金女大:“多年來我深深愛著金陵女大,並試著盡力幫她”,“倘若有第二次生命,我仍願為中國人服務”。魏特琳的墓碑是在生命末年自己設計的,墓碑造型為中國建築輪廓,大屋頂、圓廊柱,金女大建築的經典風格。墓碑上在最醒目的地方刻下了四個漢字——永生金陵。

有人說:“戰爭讓女人離開。”魏特琳作為一名女性,作為一名國際友人,在南京最危難的時刻,選擇留在炮火紛飛的戰爭中,哪怕只有半薪、哪怕忍飢受凍、哪怕經受辱罵毆打,都絲毫沒有動搖她為正義事業而奉獻的決心。她和金女大一起勇擔道義,用自己柔弱的身軀撐起一片天空,用善良和智慧拯救了無數鮮活生命,直到拼儘自己最後一絲氣力。

金女大校訓是“厚生”——“人生的目的,不光是為自己活著,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來幫助他人和造福社會,這樣不但有益於別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豐富”。魏特琳正是用生命踐行著“厚生”精神,她向人們詮釋了人性的光輝,也告訴了我們什麼是勇氣、責任、擔當。

1943年,林學家凌道揚等人在重慶發起成立了“華群紀念基金”。1987年,南京師範大學在金女大舊址——隨園(即現南京師範大學隨園校區)成立金陵女子學院。2002年,隨園內豎立起明妮·魏特琳紀念銅像。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擔當。從金女大到南師大,“厚生”精神薪火相繼,隨園兒女初心不改。銘記歷史,珍愛和平。傳承“厚生”精神的新隨園人,必將凝聚起更多力量,在新時代的舞臺上放射奪目光芒。

正義不滅,金陵永生!

◎鏈接

《魏特琳日記》是一部反映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真相的珍貴史料,它已由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譯成中文,編者從中選擇了一些片段,讓我們直面歷史現場吧——

1937年9月26日 星期天

今天凌晨3時-4時,我們是在防空洞裡度過的。飛機並沒有來,但我們還是睡不安穩。

今天上午下雨了,朋友見面打招呼的時候都面帶微笑,因為人們肯定日本飛機不會蠢到在這麼低的氣壓下飛來。我們不再喜歡繁星閃爍的夜晚,或是陽光明媚的白天。

……

日本人正在讓中國人作為一個民族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團結得更緊密,他們要是明白這一點就好了!以前我從未見過中國人的這種勇氣、信心和決心。在街上走一走,看到許多新挖的防空洞,這使你感到中國正在深挖洞,並決心在必要時,準備犧牲一切而不屈服。

……

晚上11時。當我快要寫完這些時,我能聽見抬水的苦力們喊號子的聲音。他們正在不遠處修建防空洞。中國首都的確將其基礎建造得越來越深。中國不會輕易屈服。

1937年12月13日 星期一

在經歷了猛烈的炮擊與轟炸後,城市異常平靜。三種危險已經過去——士兵的搶劫、飛機的轟炸和大炮的轟擊,但我們還面臨著第四種危險——我們的命運掌握在取得勝利的軍隊手中。今晚人們都十分焦慮,因為不知道未來會怎樣。

下午7時30分,食堂負責人報告說,日本兵正在強佔我們校門對面存有大米的房子……門口的衛兵凶神惡煞,我真不願意看到他。後來,我為此事見了安全區委員會主席,他們說明天來解決這個問題,但所有的人都一致認為,在處理這個問題時必須謹慎從事。

今晚,南京沒有電燈,沒有水,不通電話和電報,沒有報紙,沒有廣播。我們與你們所有的人確實被一個無法穿透的區域隔開了……迄今為止,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員工及建築物均安然無恙,但我們對今後幾天的命運毫無把握。大家都疲倦到了極點。幾乎在所有場合,我們都發出低沉疲倦的呻吟——周身的疲憊。

1937年12月16日 星期四

上午10時。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經歷了一次官方視察——徹底地搜查中國士兵。一百多名日本兵來到校園,首先搜查了一幢大樓。他們要求我們把所有的門都打開,如一時找不到鑰匙,日本人就很不耐煩,其中一人備有一把斧頭,以便強行劈門。當徹底搜查開始時,我的心便沉了下來,因為我知道,在樓上地理系辦公室裡放著數百件為傷兵做的棉衣,這些棉衣是婦救會做的。我們還來不及處理這些棉衣,我們不想把它燒掉,因為我們知道,今冬許多窮人非常需要棉衣。我把日本兵帶到那個危險房間的西面房間,日本人想從一個相鄰的門進去,但我沒有鑰匙。幸運的是我把他們帶到閣樓上,閣樓裡有二百多名婦女和兒童,這分散了日本兵的注意力。

……

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無辜、勤勞的農民和工人被殺害。我們讓所有40歲以上的婦女回家與她們的丈夫及兒子在一起,僅讓她們的女兒和兒媳留下。今夜我們要照看四千多名婦女和兒童。不知道在這種壓力下我們還能堅持多久,這是一種無以名狀的恐怖。

……

要是日本有良知的人知道南京發生的一切就好了!噢,上帝!阻止日軍兇殘的獸性,安慰今天無辜被屠殺者的父母們破碎的心,保護在漫漫長夜中備受威脅的年輕婦女和姑娘吧!願沒有戰爭的日子早日到來!

(以上錄自《魏特琳日記》,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翻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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