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到大，我們每個人在學校，在媒體，在社會上都見過無數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南京大屠殺紀念活動，類似“暴行”，“三十萬”，“屠城”之類的字眼充斥著每一本教科書和每一篇介紹文章，以至於一些人已經麻木甚至厭煩。網絡上開始出現這樣一種聲音：
“南京大屠殺和我有什麼關係？”
今天，主頁君就為大家介紹一名華裔女子，她的一生，幾乎都是為了這個問題給出一個屬於她的答案。
她就是張純如，如今她已經離開我們整整15年了....
01 出身中產的華裔高材生
張純如，英文名Iris，1968年出生於美國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
張純如的家庭是標準的書香門第，外公張鐵君在民國時期是《中華日報》的總主筆，抗戰時期在國民政府內任職。張的父母1949年離開大陸，1962年移民美國。父親是理論物理學博士，母親則是生化學博士。
張純如（右一）全家福
張純如是一個文靜的女孩，從小就熱愛閱讀和寫作。長大後，她考入了伊州大學香檳分校（UIUC），儘管一開始選擇了計算機系，
她在大二時還是遵循自己的愛好轉到了新聞。畢業後，還曾進入著名的霍普金斯大學寫作研討班就讀，獲得了文學學士學位。從大學畢業後，張一度在美聯社和芝加哥論壇報工作，積累了作為媒體人和自由撰稿人的經驗。1995年，張純如出版了第一本書《蠶絲——錢學森傳（Thread of the Silkworm）》，記錄了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在中美兩國的經歷，獲得廣泛好評。
然而在張純如的心裡，有一個小小的火花一直暗暗燃燒著—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首都“南京”。
張的父母在抗戰時期長大，曾隨著祖父顛沛流離，目睹無數苦難的故事。張純如在小時候，就曾聽父母無數次提起那座被血洗的城市，她說，南京大屠殺在她的童年時代是“一個無法言明的邪惡代名詞，一直深深地埋藏在腦海中”。張純如曾試圖在美國學校和圖書館中尋找相關資料，卻連一本專門描述南京大屠殺的書籍都找不到。
在七八十年代的歐美國家，關於納粹種族屠殺的研究書籍和記錄汗牛充棟。幾乎每個西方人都知道發生在奧斯維辛，達豪集中營的大屠殺行為。英語世界甚至專門發明了“Holocaust”一詞用於專門描述針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行為。然而與此相反，由於種種原因，同時代發生在中國南京的日軍暴行長期以來在西方鮮為人知，不僅普通西方人無甚瞭解，連在美國長大的很多華裔年輕人對此也是非常懵懂和模糊。
張純如對此非常震驚。
“這樣一個驚駭的事件，在亞洲以外的世界裡並沒有像廣島核爆，或是猶太人大屠殺那樣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在美國，知道的人更是寥寥無幾。”
1994年12月，在加州庫比蒂諾的亞洲二戰史研討會上，張純如第一次看到了南京大屠殺的圖片資料展覽，給她的內心帶來了巨大震動。
“我忽然產生了一種恐慌：這樣如此可怕的對死亡和生命的不尊重，這樣的人類文明的倒退，早晚會被簡化為歷史的一個小小的腳註，或是電腦中一個可有可無的 bug。我認為在這樣的事情發生之前，需要有人來提醒世界，永遠記住它。”——張純如《南京浩劫》
張純如終於下定了決心，她要填補英文世界的史料空白，她要對西方講出這段往事，她要讓世界記住1937年的南京，記住那裡曾經發生過什麼。
要知道，那年她只有27歲。
1997年，在歷經長達兩年的調研，取材，蒐集和整理後。
張純如在美國正式出版她的著作《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02 孤身抗爭的女戰士
為了寫成本書，張純如可謂殫精竭慮，廢寢忘食。
1995年夏天，她隻身來到南京，在當地學者幫助下，頂著炎炎酷暑用25天時間翻閱了大量資料，走訪了多位當年的倖存者。每一處與大 屠殺有關的南京遺蹟，張純如都跑遍了。那段時間，張純如得了感冒，一度發燒到38°，但為了節省時間，她只休息了半天就繼續投入到工作中。
1995年，張純如（右二）與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夏淑琴（左二）等人見面。
江蘇省社科院歷史學者王衛星迴憶了當時，
“她不僅重視文字材料，也注重到現場實地體驗和感受當年所發生的事情。 在當年南京大屠殺所有重要屠殺現場和叢葬地，她都拍攝、攝像或是陷入沉思中。”
張純如常常把自己代入到倖存者當時所處的環境中，儘量讓自己置身於內。
“她的問題常常具體到幾時起床，早餐吃什麼，穿什麼樣的鞋，走路的模樣，以及當時的天氣等。”
張純如在寫作中也重新發現了很多珍貴的第一手史料，有很多都是塵封數十年，連相關學者都不曾知曉的。例如被稱作“東方辛德勒”的約翰·拉貝（John H. D. Rabe）留下的《拉貝日記》，以及美國女傳教士明妮·魏特琳（Wi
lhelmina "Minnie" Vautrin）的《魏特琳日記》。
拉貝和魏特琳
張的努力最終得到了回報。1997年9月，《南京浩劫》一書在美國出版，不到一個月時間即登上了《紐約時報》暢銷書榜，隨後更是保持了長達14周，初版在美賣出了近50萬冊，最終銷量達到了百萬。讀書人書評稱之為年度最佳書籍，它也是1997年美國最暢銷的非小說類書籍。
張純如一夜之間成了美國家喻戶曉的名人。《讀者文摘》將她作為封面人物；早安美國，吉姆·萊赫新聞時間等電視節目紛紛邀請她出席；時任美國第一夫人希拉里請張純如做客白宮；她還獲得了麥克阿瑟基金會“和平與國際合作計劃”獎，以及“國家科學基金會”、“太平洋文化基金會”與“哈利·杜魯門圖書館”的贊助。
《南京浩劫》一書實現了張純如“向西方人講述南京大屠殺故事”的夙願。從1998年到2003年，張純如幾乎每個月都有一兩場在大學，學術研討會上的演講，討論日軍暴行和人權以及人類社會的不公等話題。而各種籤售，巡迴宣傳，宣講活動更是數不勝數。
在西方觀眾紛紛為她的作品和行動鼓掌時，一些心懷叵測之人也開始蠢蠢欲動。張純如生前日記和她的生前好友，都證實張在人生最後的幾年長期被日本極端右翼分子騷擾。她收到過威脅電話和郵件，她的車上被人貼過紙條，甚至有一次張純如還收到了含有兩顆子彈的信件。
但這些都沒有嚇倒這位女戰士。父親張紹進回憶，在《南京浩劫》出版之後，張變得越來越自信，曾和張純如合作的歷史學者朱成山則稱之為“敏銳而堅毅”。
1998年5月，日本駐美大使齊藤邦彥召開新聞發佈會，汙衊張純如的書“是非常錯誤的描寫”“曲解日本”。為此，張和齊藤在“吉姆·萊赫新聞時間”中當面對質，面對齊藤的表態，張純如干淨利落地以流利的英語回擊道
“你說日本已經道歉，但我只聽到你的話裡充斥著‘遺憾’‘不幸的事’之類模稜兩可的字眼。你根本沒有道歉！”
駁的齊藤張口結舌。
2001年，張純如參加在舊金山舉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會上做了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演講。當場就有兩個日本人向他發難，張立即引經據典一一反擊，與會專家大部分站在張純如一邊。兩個日本人招架不住，屢屢掏出手帕擦汗，最後不得不在眾目睽睽之下夾起公文包灰溜溜退場。
03 不堪壓力走上不歸路
或許是造化弄人，這樣一位堅韌，頑強，博學又勤奮的奇女子，沒有被敵人打倒，卻最終自己選擇走上了不歸路。
早在蒐集《南京浩劫》資料期間，張純如就因大量接觸各種血淋淋的關於日軍殘暴獸行的文字描繪和照片而“氣的渾身發抖”，“失眠噩夢、體重減輕、頭髮掉落”成了那段時間張純如的家常便飯。
在成名之後，來自日本右翼的騷擾和威脅也成了張純如的心頭病。此外，在《南京浩劫》之後，張又接連做了兩個書稿，分別是記錄華裔在美遭受歧視歷史的《美國華裔史》和關於日軍虐殺美軍戰俘的《巴丹死亡行軍》。在自殺前幾個月，張純如剛剛從菲律賓巴丹戰俘營遺址遊歷回來。
這些涉及到人性和歷史黑暗面的紀實類文學創作，很可能也進一步加劇了女作家的心理疾病。張純如的母親張盈盈說，在女兒自殺前幾個月，她的心理疾病已經達到了非常嚴重的程度，而她服用的藥物的副作用反而加劇了病情。
“她身體不好，晚上睡不著覺，一週去看兩次心理醫生，但是沒有用。我們覺得他們給她吃的藥都是錯的。”
而親生兒子得自閉症的事情或許成了壓垮張純如的最後一根稻草——2004年11月9日，在《南京浩劫》出版七年後，張純如在美國加州的車中開槍自殺，年僅36歲。
這就是張純如短暫卻不平凡的一生。
她本可以有很多條人生路可以選擇：或是趁著《錢學森傳》的餘熱繼續做人物傳記，成為小有名氣的作家；或者去給美國的各大報刊寫專欄做報道，一樣可以成為令人仰慕“資深記者”。
可是她沒有。只是因為童年父母的幾句“嘮叨”，只是因為研討會上的一組圖片，這個年輕女孩就選擇了把自己近乎畢生的心血，獻給了半個多世紀前一群無辜受難的同胞。
她不是南京人，她不是中國人，她甚至連中文都講不利索。
如果仔細論起來，她和南京大屠殺的關係比我們中的絕大部分人都遠。
所以，回到開始的問題，南京大屠殺和你我究竟有什麼關係？
張純如給出了她的答案：確實沒有什麼直接關係，但“需要有人去提醒世界，永遠記住它”。
記住，在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的同時，還有一場相似的暴行在東方上演；
記住，在僅僅八十多年前，有三十餘萬無辜的人類在一場侵略戰爭中被殘忍殺害；
記住，在八十多年後的今天，那個一手製造了這起慘案的國家，至今連一個“對不起”，都還沒有說出口。
約翰·拉貝在日記中曾寫下這樣一句話：“可以寬恕，但不可以忘卻”。奧斯維辛集中營倖存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埃利·威塞爾在回憶錄中也有這樣一句話：“忘記大屠殺，就等於第二次屠殺。”
為什麼？因為忘卻，是對殘酷暴行的掩蓋；而紀念，是為了時刻提醒人們，戰爭會讓人泯滅人性，此時置身事外冷漠旁觀的你，彼時未必就能倖免。
記住，就是最好的紀念了。
千萬！千萬！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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