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川思享號特約撰稿 | 葉克飛
日前，德國東部城市德累斯頓市議會通過決議，宣佈進入“納粹緊急狀態”。
該市議會聲明表示，“持有反民主、反多元化、反社會和極右極端思想的活動，包括暴力行為，發生頻次正在（德累斯頓）增加”，號召德累斯頓市民和社會團體共同保護少數族群，幫助極右翼暴力的受害者。
即使在德累斯頓，這一決議也並未得到一致認同。儘管發起者表示這一緊急動議法案僅僅具有象徵性意義，不會有任何實質性措施，但仍有議員認為決議的措辭有待商榷，有過分誇大之嫌，影響城市形象。
有趣的是，與德國總理默克爾同屬基民盟的議員也投了反對票，因為他們認為這個法案“僅僅是一種象徵”。
▲德國總理默克爾
當然，不管是贊同者通過的決議，還是反對者認為的“誇大”，更多地說明了德國的責任感，對極端主義的高度警惕，而不是“德國亂了”。
今年以來，德國發生數次極右勢力襲擊事件，引發民眾擔憂。尤其是10月9日，哈雷市那場發生於猶太教堂外、造成兩死兩傷的恐怖襲擊，矛頭直指猶太人，觸動了許多德國人的痛苦記憶。
在這一系列動盪中，德累斯頓乃至其所在的薩克森州首當其衝，甚至有人將德累斯頓稱作“極右勢力大本營”。
之所以有此判斷，與歷史有關，也與近年來的現實有關。而對於德國政府來說，面對極右翼勢力的騷動，僅有警惕還不夠，或者還需要反思。
01
德累斯頓因歷史成為極右翼的“燈塔”
作為千年古城，薩克森州首府德累斯頓堪稱易北河畔的明珠，也被譽為“德國最美的巴洛克城市”。
1945年2月13日，二戰已近尾聲，盟軍已掌握制空權，但卻在此刻集中轟炸德累斯頓，將整座古城毀於一旦。
直至今日，這場空襲仍被視為二戰史上最受爭議的事件，是一個“帶有懲戒意味的悲劇”。
▲2017年，德國民眾手牽手組成“人鏈”，紀念德累斯頓大轟炸72週年
二戰後的德累斯頓人體現了德意志民族登峰造極的嚴謹和韌性，在前東德時代，人們自發保護廢墟的一磚一瓦，兩德統一後更是進入快速重建期。德累斯頓人利用舊時磚瓦，修舊如舊，重建了一座與昔日一模一樣，甚至看不出重建痕跡的古城，堪稱二戰後重建史的奇蹟。
與此同時，德累斯頓也吸引了英飛凌、大眾汽車和空客等大企業的投資，成為德國經濟增長最快的城市之一，被稱作“德國硅谷”。
▲德國德累斯頓市
從地緣上來說，它臨近捷克和波蘭，又扼守易北河要道，堪稱區域經濟中心。
但也正因為區域經濟的話語權，加上作為薩克森王國首都的政治底蘊，德累斯頓難免成為政治勢力競逐的舞臺。
極右翼的NPD（德國國家民主黨）始終以德累斯頓大轟炸為政治由頭，德累斯頓每年大轟炸紀念日的示威遊行也成為其發展土壤。
二戰後，新納粹主義逐漸誕生，在上世紀90年代的俄羅斯更是壯大，但在納粹的“老家”德國，早已法律禁止納粹崇拜，民眾也痛定思痛，極度反對納粹乃至新納粹。但兩德統一後，新納粹組織有所發展，他們往往以德累斯頓大轟炸作為切入點。
02
新納粹集中於前東德地區並非偶然
這些年的德國新納粹主要以前東德地區的年輕人為主，這跟兩德統一後的地區經濟不平衡有關。
兩德統一後，前東德人告別了大鍋飯時代，投入了市場經濟懷抱。但經濟轉型從來不是一蹴而就，前東德儘管曾是前東歐世界的明珠，但生產力遠遜於前西德地區，而且企業效率低、積弊多，必然要經歷一個痛苦的調整過程。
▲德國柏林，國會大廈附近的柏林牆
在這個過程中，許多落後產能被淘汰，大量工廠被關閉，不少前東德人失業。有些人等到了經濟重回正軌，並通過自身努力在之後的崛起期裡分享經濟紅利，但也有一些人開始反社會，成為新納粹。
但要看到的是，兩德統一後，新德國走出了一條相當精彩的崛起之路。東西德經濟差距不斷縮小，德累斯頓的經濟復甦就是明證。在觀念上，無論是對二戰的反思，還是前東德的反思，都可以說做到了最好。在這種情況下，新納粹並沒有什麼民意基礎，掀不起任何風浪。
這種穩定局勢於近年被撼動，固然有德國乃至歐盟經濟停滯的因素，但更重要的還是難民危機給了極右翼可乘之機。
在薩克森州，極右翼勢力除了德國國家民主黨之外，近年來又有PEGIDA（歐洲愛國者抵制西方伊斯蘭化運動）興起，後者的指向顯然是這幾年的難民問題。
在難民危機中，德國是歐洲敞開門戶的急先鋒，這的確體現了高度的責任感和包容性，稱之為歐盟之光毫不為過。但不可否認的是，德國乃至歐盟在難民問題上始終是空有大愛，缺少足夠策略，導致不少社會問題的出現。
在這個過程中，前東德地區受到的影響更明顯，反應也更大，這並非偶然。
03
不能忽視東西德地區的經濟和觀念差異
這幾年來，德國極右翼勢力的主要擴張區域就是前東德地區。
前幾年的德國地方選戰中，基民盟在梅克倫堡-前波莫瑞州一度落後於極右翼的德國選擇黨，引發諸多猜測與不安。之所以反應強烈，是因為梅克倫堡-前波莫瑞州曾是默克爾的重要票倉，她所在的基民盟也隨之沾光，
票倉的動搖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當時的難民危機。
▲2019年6月16日，德國總理默克爾所屬的保守派政黨基民盟打敗了反移民極右翼政黨德國另類選擇黨，在德國格利茨市長選舉中獲勝
地屬前東德地區的梅克倫堡-前波莫瑞州是德國經濟最為落後的一個州，因此對難民群體的接受度和承受力也相對最弱，也最容易成為右翼政黨的突破口。
另外，相比前西德地區民眾，前東德地區民眾的民主浸淫時間相對較短，教育水平和修養也略有不及，因此對待難民的態度難免有些不同。
這幾年來，國內知識圈對於難民問題一直有爭論。一方擔心歐洲“綠化”，認為歐洲應該封閉，另一方則認為歐洲人自己都選擇了接納而非歧視，我們有何資格歧視其他種族。
我認為兩種思路都有狹隘一面，前者漠視價值觀，後者同樣沒有價值底線。以道義和情懷衡量問題的話，以默克爾為首的歐洲政治家們當然值得推崇。但無論是當下歐洲，還是我們，都往往習慣只用道義和情懷來看待問題，這種政治小清新的思維，壓根無助於解決實際問題。
難民問題與經濟問題的疊加，在近年來產生了越來越大的效應。就在前段時間，德國選擇黨在圖林根州選舉中擊敗了默克爾所在的基民盟，成為該州第二大黨。以埃爾福特為首府的圖林根州，同樣屬於前東德地區。
此外，基民盟雖然在薩克森州議會選舉中拿下，但得票率繼續明顯走低。
▲2015年9月7日，德國柏林，大批難民持續湧入德國
其實類似情況不僅僅發生在德國，極右翼政黨在其他國家的崛起，往往都以經濟相對落後的地區為根據地，如西班牙南部和意大利南部。
正因為經濟落後，加之難民政策帶來的經濟壓力，使得這些地區的人們更容易被極右翼的反移民口號所蠱惑。
04
德國政府需要反思什麼
德累斯頓宣佈進入“納粹緊急狀態”，儘管只是象徵性做法，但也說明了德國對極右翼的高度警惕，是德國主流價值觀的體現。
但僅有警惕性遠遠不夠，德國政府必須面對一個事實：
極右翼正在崛起，並試圖挑戰傳統主流政黨，經濟停滯和難民危機等問題的疊加，使得民眾有了更多不安全感。
如果不能打消這種不安，那麼問題就無法解決。
▲2017年，二戰後首次有極右翼政黨進入德國國會
在難民危機出現後，默克爾那句“我們能做到”確實激動人心，但一年後，德國《明鏡》週刊就以“我們做到了嗎”為題審視難民政策，並認為“難民危機分裂德國社會”。
即使是當時默克爾的執政盟友加布里爾也認為，默克爾低估了難民危機的挑戰，比如難民湧入使得德國多出三十萬學童，德國無力將之納入教育體系。
至於德國人與移民之間的複雜關係，以及衍生的種種社會問題，雖然短期內仍不會動搖德國社會根基，但確實埋下了讓人擔憂的種子。
很明顯，德國僅僅擁有開放多元的價值觀和豐沛的人道主義，但卻不具有與之匹配的機制和能力，也因此常在政治正確的小清新和現實殘酷中陷入兩難。
前兩年，巴伐利亞州財政部長馬庫斯·索爾德曾說過一句話：“即使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善意，我們也無法融合那麼多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這句話其實也給德國政府提了一個醒：如果能夠更妥善有序的接納難民，而不是大門一開了之，許多民眾或許不會被推向極右翼的懷抱。
當然，二戰後的德國社會始終以反思為導向，已形成高度社會共識，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裡，人們對極右翼和民族主義仍會持高度警惕態度。
德累斯頓的“納粹緊急狀態”，不過是一個象徵性的提醒。但比這類提醒更重要的是德國政府能否解決民眾所面對的問題，從而消除極右翼擴張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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