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來源於長江宏觀固收 ，作者趙偉團隊

貿易不確定性背景下，電子零部件加工企業向東南亞加速轉移產能，其中外企調整較多、本土企業較理性。不管從轉出規模還是承接國體量來考量，對我國總量經濟短期影響可控。2011年起中國開啟全球第4輪產業大遷移，部分中低端產業向東南亞地區等梯度遷移。在外部不確定性影響下，2018年起部分企業向東南亞國家產業加速轉移產能，在投資和貿易結構上均有體現。當前產業外遷以中低端電子零部件加工為主，外企調整較多、本土企業較理性，與前期徵稅等因素關聯較大。外資企業遷出較多，以臺資企業最為敏感；相較之下，大陸企業產業遷移較理性，更加註重技術和市場等。短期產業外遷仍將存在，影響可控；中長期來看，加速國內產業升級才是正途。

來源: 長江宏觀固收（ID：macro-cj）

作者: 長江證券 趙偉團隊

我國處第四輪產業遷移浪潮，近期出現加速跡象

我國處第四輪產業遷移浪潮，低附加值製造業梯度轉出

受益於1980年代第三輪產業大遷移，我國成為世界製造中心

產業隨經濟發展水平“梯度轉移”，是全球產業格局演變的一般規律。20世紀50年代以來，先導型經濟體產業結構加快轉型升級、傳統產業外遷明顯加速，催生數輪全球大規模產業遷移浪潮。總體來看，全球產業遷移呈現出共同特徵：分區域來看，產業從發達經濟體向發展中經濟體進行“梯度轉移”，其中投向亞洲地區發展中經濟體的佔比趨勢性上升；分產業類型來看，產業轉移從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進而到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標準化生產流程。20世紀50年代以來，全球已經歷3輪完整的產業大遷移。

20世紀80年代起，中國憑藉“人口紅利”和改革紅利，承接第三輪全球產業遷移，融入全球分工體系。20世紀80年代前後，亞洲“四小龍”地區勞動力成本快速增長，逐漸喪失勞動密集型製造業領域的比較優勢，並陸續將低端製造業向周邊經濟體遷移，在本土大力發展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這一階段，中國恰好處於“嬰兒潮”人口的“黃金年代”，勞動年齡人口占比快速攀升、勞動力成本低廉。憑藉“人口紅利”和區位優勢，中國承接全球勞動密集型製造業，融入全球分工體系，實現貿易和經濟的快速增長。

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到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我國承接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助力工業體系的進一步完善。20世紀80年代，中國主要承接紡織等勞動密集型製造業，並以加工貿易方式融入全球分工體系。20世紀90年代以來，發達經濟體信息技術快速發展、產業結構加速高度化，開始向中國等發展中經濟體轉出資本與技術型產業，以電子產品的加工組裝、非核心技術工序和零部件生產等為典型代表，此外部分企業開始在中國設立研發中心，極大地促進了中國高科技產業發展。以半導體為例，1990年代以來，中國承接美、日等半導體產業（尤其是封裝測試和製造環節），實現半導體產量的快速增長。

近年我國傳統要素紅利逐步削弱，開啟第四輪全球產業大遷移

近年來，伴隨我國人口結構變化、勞動力成本快速上漲，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逐步削弱。

我國承接全球產業、融入全球分工的同時，經濟水平的提高也推升勞動力成本上升；1995-2015年間，我國製造業勞動力成本上漲10倍，同期印度僅上漲1.4倍。當前，我國勞動力成本雖仍低於發達經濟體，但已經是越南、柬埔寨等國的數倍之多。此外，2011年起我國人口結構也發生明顯變化，勞動年齡人口占比自2011年開始下滑、絕對數量從2015年開始減少，進一步削弱勞動力要素優勢。

2012年以來，以紡織、製鞋等為代表的部分低附加值製造業，向勞動力成本更加低廉的東南亞地區快速轉移，開啟全球第四輪產業大遷移。近年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製造業規模快速增長，每年對外投資淨額從2008年的17.66億美元增加至2017年的295億美元，佔全部對外直接投資比重也從3.2%升至18.6%。其中，以紡織為代表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主要向越南、緬甸、柬埔寨和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地區轉移。與此同時，部分全球佈局的外資企業也在重新調整生產佈局，比如全球最大的鞋類代工廠之一的寶成集團正將部分產能陸續遷至越南和印度尼西亞，在大陸地區的產量份額持續回落。

外部不確定性影響下，2018年起產業向東南亞外遷加速

2018年起，我國對東南亞投資高增，引發產業加速外遷的擔憂

東南亞是我國傳統制造業外遷的重要去向，主要承接傳統資源和勞動密集型產業。東南亞國家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是我國製造業投資的重要去向。2010-2017年間，東盟國家佔我國製造業對外投資的14%左右。從承接產業類型來看，東南亞國家由於自然資源豐富、勞動力成本優勢顯著，主要承接我國木材和食品加工等資源密集型、紡織和服裝等勞動密集型產業，此外也承接電氣機械和設備製造等的標準化生產環節等。從主要去向來看，我國對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越南等地的投資，普遍超出50億美元。

2018年以來，我國對東南亞多個國家的投資高速增長，產業外遷或呈現出一定的加速跡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越南等國，是我國對東南亞製造業投資的主要去向。2018年中以來，我國對馬來西亞、印尼、泰國的直接投資，均出現爆發式增長；2019年起，對越南投資也出現快速增長，產業遷移趨於加速。一方面，這類國家勞動力、土地等要素價格相對較低，有助於從成本端緩解加徵關稅對我國出口競爭優勢的削弱；另一方面，這類國家對外商直接投資稅收減免等優惠政策 ，加大對外商投資吸引力。

貿易層面也存在跡象，美國進口“貿易替代”明顯、越南等大增

今年以來，中國在美國進口中的份額快速下降，而越南等份額快速抬升，“貿易替代”特徵明顯。

中國作為美國最大的貨物進口來源國，佔美國進口總額的比重，長期維持在20%左右的水平。然而，今年初以來中國對美國負增出口明顯、佔美國總進口的比重也較去年同期快速下降，與此同時，墨西哥、越南和中國臺灣地區佔比明顯抬升，“貿易替代”特徵較為明顯。這一現象，一方面反映加徵關稅導致的貿易轉移，另一方面或隱含著產業遷移加速的風險。

以“貿易替代”最為明顯的越南為例進行分析，可發現“貿易替代”或並非可完全由轉口解釋，產業鏈遷移的邏輯或在加速演繹。越南對美國出口商品，以電機電氣、針織服裝、鞋靴、非針織服裝、傢俱等五大類產品為主。今年前7月，越南對美國出口金額增長最為明顯的產品，包括電機電氣、傢俱、服裝等產品，其中電機電氣佔越南對美出口總額比重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8.1個百分點至29.4%。從絕對金額來看，美國從越南進口絕對金額增長較多的前五大產品中，中國對越南出口增加的金額並非能完全覆蓋、甚至是同比負增，或意味著越南對美國出口並不能由中國轉口完全解釋。

產業遷移結構特徵顯著，以低端電子、外企為主

電子製造行業受外部不確定性影響較大，遷移明顯加快

從傳統紡織服裝到電子製造，我國產業遷移結構發生明顯變化

與過往不同，2018年以來對東南亞地區的產業遷移，主要集中在電子製造領域。以上市公司為樣本進行觀察，可發現對外投資確有一定的加速跡象。2018年，年約40家上市企業發佈公告，計劃在越南、馬來西亞、泰國和柬埔寨4國通過設立子公司、跨國併購等方式進行投資；這一數據，較2017年增加兩倍多；2019年前3季度，已有33家上市公司計劃在這4個國家進行投資。對外投資企業加速增加的同時，產業結構也有明顯變化；以越南為例，2018年前上市公司在越南投資多為紡服等勞動密集型產業，而2018年起對外投資加速的上市公司主要分佈在電子元器件、計算機和機械製造業等。

微觀層面，也可以觀察到部分電子產業的產能遷移的跡象。以蘋果產業鏈為例，2018年，蘋果手機在全球的前200大供應商中，已有14家公司在越南建廠，2019年進一步上升至15家。其中，蘋果最大供應組裝廠（臺灣鴻海集團旗下的富士康），也計劃於近期在越南建立蘋果組裝廠。代表性城市數據也可以看到電子產業外遷的現象，例如深圳市近三年外遷的192家企業中，電子信息製造企業共計72家，佔全部外遷企業的37.5%，電子信息等高技術行業成為外遷新領域。

電子製造業遷移階段性加速，與前期加徵關稅等因素密切相關

2018年以來，前三批次共計2500億美元商品徵稅清單，以電子零部件等中間品為重點徵稅領域。

橫向對比來看，過去幾輪徵稅清單，以電子零部件等中間品為徵稅重點領域，對這類行業出口衝擊較大。例如，美國對華340億美元徵稅清單中，徵稅涉及金額最高的前10大產品，9個是電子、機械零部件類產品；160億美元徵稅清單中，前10大產品中有8個是電子和機械零部件類產品；2000億美元清單中，計算機中央處理器和自動數據處理設備中的電子零部件，也是徵稅重點。

我國電子製造業對出口依賴度較高，伴隨徵稅對部分商品出口影響逐步顯現，相關企業存在一定遷移動機。我國電氣機械、金屬製品和計算機電子製造業，出口交貨值佔營收比重均處於較高水平，其中計算機電子製造業該比值更是高達50%，對出口依賴度較高。去年中以來，伴隨不同批次清單商品徵稅陸續落地，我國在清單內的商品對美出口增速大幅下挫，電子產品作為徵稅重點領域、出口受影響也相對較大。為緩解徵稅、貿易政策不確定等因素的影響，部分電子信息製造類企業外遷動機相對較強。

外遷電子產業以低端加工裝配為主，外資較內資更敏感

電子產業外遷以加工環節為主，其中外資企業較內資更為敏感

2018年以來，外遷的電子製造產業，以中低端加工、組裝等環節為主，附加值相對較低。2018年以來，公開宣佈外遷部分中國大陸產能、調整產能佈局的電子製造企業，多數為電子零部件的加工生產和組裝等低附加值環節。例如，鴻海富士康、仁寶等代工廠，在越南建立組裝等代工生產線；國光電器在越南設立子公司，建立音響生產線，和而泰在越南設立製造基地，生產家庭用品智能控制器。總體看來，近期加速外遷的電子產業多為附加值相對較低的加工組裝等環節。

分企業類型來看，臺資和美資外企調整產能佈局的行為相對較快，與其服務於美國市場比例較高有關。外商投資企業佔我國出口比重高達4成左右，在我國對美國出口零部件等電子產品中佔比或將更高。我國對美出口TOP50企業中，25家為臺資企業，遠高於大陸企業數量（14家）。結合不同類型外資企業調查結果來看，在華美資企業和大陸臺資企業，服務於美國市場的比例高於在華歐盟和日本企業。從企業調研結果來看，在華美企和臺企受貿易爭端影響相對較大、產業外遷意願也相對較為強烈。

內資企業的遷移更為理性，綜合考量成本、技術和市場等因素

2018年以來，部分內資電子企業在越南加快建廠投資，較多是隨終端國際客戶而轉移的上游電子配件生產企業。

2018年以來在越南加速建廠或擴大產能的中國電子類上市公司，部分企業投資主要目的的表述中提及“受主要終端客戶國際轉移的影響”、“為國際大客戶提供更加優質的服務”等，為隨終端外企客戶而遷移。此外，部分對美國市場依賴度相對較高的消費電子產品生產廠商，也出於“減少和規避國際貿易形勢及匯率波動的影響”而轉移部分產能，例如2018年11月計劃在越南設立子公司生產音響的國光電器，產品直接出口美國產品比重為23.29%

部分內資半導體企業在馬來西亞、手機制造企業在印度投資也在增加，但並非單純成本導向，而是考慮技術、市場等綜合因素。2018年以來，通富微電、華天科技等半導體廠商宣佈併購馬來西亞的封測廠。馬來西亞是東南亞的後端半導體制造中心，我國半導體廠商併購當地企業，在對沖貿易環境不確定性影響的同時，獲得先進封裝技術並提升國際影響力或也是重要考量。此外，丘鈦科技等智能手機零部件的生產和組裝廠商，更多選擇在印度建廠，則是更加看重當地快速擴大的智能手機市場（小米和oppo等銷量領先，均已在印度建廠）

產業遷移短期仍將持續，中期關注產業結構變遷

產業外遷短期內或仍將繼續，對總量經濟影響相對可控

產業遷移短期內仍將繼續，低端電子加工和輕工或是重點領域

未來一段時間，若3000億美元商品徵稅全部實施，部分消費電子鏈企業存在繼續外遷的可能。過去幾批美國對華徵稅清單，美國首先對中間品進行徵稅、對消費品徵稅意願相對較弱。3000億美元徵稅清單中，手機、筆記本電腦、玩具、枕頭等多種終端消費品，成為美國徵稅的主要對象；其中，手機和筆記本電腦等終端電子消費品，或將於12月落地實施。伴隨終端消費電子產品納入徵稅範圍，未來一段時間部分消費電子組裝和零部件生產企業，或仍存在繼續外遷的可能。

玩具、枕頭等勞動密集型輕工產業，也存在加速外遷風險。勞動密集型產品，前期並非徵稅重點領域，但已徵稅部分貿易受影響也十分明顯。例如，我國鞋服類製成品整體出口在2014年－2018年間就以年均3.8%的速度持續下降，今年上半年這些產業外遷有所加速，其中已被徵稅的皮革製品（箱包袋、手套、鞍具等）和帽類產業外遷明顯較快。今年上半年，這兩類產品對美出口減少9.4億美元，在美市場份額下滑11個百分點；相對而言，未列入關稅清單的鞋服制品受影響較小，市場份額下降2.4個百分點。

結合轉移規模和承接國體量來看，產業外遷對短期經濟影響可控

當前，產業外遷加快更多是結構性現象、主要發生在部分電子加工生產領域，總量層面尚未出現大規模外遷現象，對短期經濟影響也相對可控。

對外直接投資，可在一定程度上衡量產業遷移行為。可以發現，2018年以來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總投資增長減慢，產業外遷並未出現總量層面的加速特徵。這與我國對外投資的行業結構存在較大關聯。從產業類型來看，我國對外投資以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為主，流向製造業佔比不足20% ；從投資去向來看，對外投資主要流向中國香港，流向含東南亞多國在內的“一帶一路”國家佔比僅一成左右。

從東南亞主要承接國體量來看，短期大規模產業轉移或也較難發生。當前，我國不管是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還是電子零部件生產環節等，仍以東南亞作為我國產業遷移的主要去向。然而，從製造業生產能力來看，東盟五國加在一起的製造業增加值，佔我國比重不足兩成，單個國家的投資總量也僅僅是我國單個省份的水平，承接我國產業遷移的能力較為有限。這也意味著，我國產業遷移或出現階段性加速的現象，但短期大規模遷移較難發生。

長期來看，穩步推進國內產業轉型升級，才是突圍之路

從紡服到標準化電子零件生產，符合國際產業遷移的一般規律

20世紀50年代以來，發達經濟體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往往伴隨著中低附加值產業的外遷。以美國為例，20世紀50年代以來，美國經歷過2次重大的轉型升級。第一次是二戰結束後的經濟整合階段，面對國內勞動力成本的快速上升，美國於20世紀50年代前後將紡織等低端製造業向外轉移（主要是日本和德國等），在國內發展半導體、通信和電子等技術密集型製造業。第二次是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爆發後，為降低經濟對石油的依賴程度，疊加上當時日本和德國製造業崛起對美國製造業造成影響，美國繼續轉出重化工業，經濟重心逐漸由製造業向服務業轉移。

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到標準化生產流程的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業，符合國際產業遷移的一般規律。相對於國內封閉的產業結構調整而言，國際產業轉移使得一國產業結構升級的效率迅速提高。伴隨一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至更高階段，產業轉出的結構也有所變遷。以韓國為例，20世紀80、90年代，韓國率先將紡織服裝等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外遷至中國沿海地區；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韓國產業結構高端化，產業轉移的內容也發生一定變化。這一階段，以現代技術為基礎的下游產業陸續向中國轉移，如電子產品的加工組裝、非核心技術的工序和零部件的生產環節等。

近年來，伴隨我國工業體系不斷完善、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機械和電子產業部分生產環節已經發展較為成熟，具備一定的轉移基礎。2010年前後，我國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競爭優勢已經逐步削弱，而電機、機械等技術複雜度相對較高的產品，競爭優勢逐步顯現。例如，紡織品和傢俱類、石和玻璃以及運輸車輛類具有顯性比較優勢的產品數量增長放緩，而金屬、機械、電器以及化學品和塑料產品具有顯性比較優勢的產品明顯增多，意味著我國產業結構沿著複雜度更高的路徑不斷演進。這一背景下，將發展較為成熟的標準化零部件生產環節轉出，有助於為產業結構進一步轉型升級騰出空間。

長期來看，加速國內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才是突圍的真正道路

以日本為例，有序轉出本國低附加值產業的同時，政策引導技術和創新驅動型產業順利向中高端轉型升級，才是強化產業競爭力和國家經濟實力的關鍵所在。20世紀60、70年代後，隨著國內勞動力成本提升、高能耗產業導致的環境問題凸顯，日本先後將勞動密集型、低技術和高能耗行業向周邊東南亞國家轉移，將電子工業、信息工業、航空、原子能等知識與技術密集型行業制定為國家的主導產業，加速推進技術創新和資金支出。這一階段，日本率先研製出全集成電路大型高速電子計算機，並在家用電器工藝技術上取得巨大突破，達到世界一流水平。隨著政策引導產業結構持續升級，日本精密儀器等高技術產品競爭力大幅提升。

對我國而言，密切關注產業外遷風險的同時，政策合理搭配、製造業加速向高端邁進，才是經濟突圍的真正道路。中低端產業外遷，有助於釋放要素和金融資源，為國內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騰出空間。與此同時，國內新興產業的加速培育和崛起，才能真正實現“騰籠換鳥”，釋放新的經濟增長潛力。近年來，國內產業、財稅、金融等政策引導下，先進製造業和高技術製造業生產和投資快速增長，工業機器人、集成電路、新能源汽車等先進製造產品產量高增；但橫向比較來看，我國半導體、系統軟件、航空等核心技術和關鍵領域，與發達國家仍存在明顯差距。未來一段時間，加速新興產業培育、助力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才是突圍的真正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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