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各大城市在陸續發佈幸福指數。
但這些發佈很健忘——忽略了“死亡質量”也是幸福指數的核心指標。
“科技發展到今天，醫生面對最大的問題不是病人如何活下去，而是如何死掉。”
不得“好死”——這可能是現在最被我們忽略的幸福難題。
1
1999年，巴金先生病重入院。一番搶救後，終於保住生命。但鼻子裡從此插上了胃管。
“進食通過胃管，一天分6次打入胃裡。”胃管至少兩個月就得換一次，
“長長的管子從鼻子裡直通到胃，每次換管子時他都被嗆得滿臉通紅。”
長期插管，嘴合不攏，巴金下巴脫了臼。
“只好把氣管切開，用呼吸機維持呼吸。”
巴金想放棄這種生不如死的治療，可是他沒有了選擇的權利，因為家屬和領導都不同意。
“每一個愛他的人都希望他活下去。”
哪怕是昏迷著，哪怕是靠呼吸機，但只要機器上顯示還有心跳就好。就這樣，巴金在病床上煎熬了整整六年。
他說：“長壽是對我的折磨。”
2
“不要再開刀了，開一個，死一個。”
原上海瑞金醫院院長、中國抗癌協會常務理事朱正綱，2015年起，開始四處去“攔刀”。
他在不同學術場合央求醫生們說，“不要輕易給晚期胃癌患者開刀。”
現在中晚期胃癌患者一到醫院，首選就是開刀，然後再進行化療放療。
“就是先把大山（腫瘤主體）搬掉，再用化療放療把周圍小土塊清理掉。”
晚期腫瘤擴散廣，轉移灶往往開不乾淨，結果在手術打擊之下，腫瘤自帶的免疫系統受到刺激，導致它們啟動更強烈的反撲，所以晚期胃癌患者在術後幾乎都活不過一年。”
3
美國是癌症治療水平最高的國家，當美國醫生自己面對癌症侵襲時，他們又是如何面對和選擇的呢？
很多美國醫生遭遇絕症後都作出了這樣的選擇，“醫生們不遺餘力地挽救病人的生命，可是當醫生自己身患絕症時，他們選擇的不是最昂貴的藥和最先進的手術，而是選擇了最少的治療。”
他們在人生最後關頭，集體選擇了生活品質！
“在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被東開一刀，西開一刀，身上插滿各種各樣的管子後，被掛在維持生命的機器上……
這是連懲罰恐怖分子時都不會採取的手段。
為了避免這種噩夢的發生，很多美國醫生重病後會在脖上掛一個“不要搶救”的小牌，以提示自己在奄奄一息時不要被搶救，有的醫生甚至把這句話紋在了身上。
“這樣‘被活著’，除了痛苦，毫無意義。”
4
羅點點發起成立“臨終不插管”俱樂部時，完全沒想到它會變成自己後半生的事業。
十幾個老人便發起成立了“臨終不插管”俱樂部。
隨後不久，羅點點在網上看到一份名為“五個願望”的英文文件。
“我要或不要什麼醫療服務。”
“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支持生命醫療系統。”
“我希望別人怎麼對待我。”
“我想讓我的家人朋友知道什麼。”
“我希望讓誰幫助我。”
這是一份叫作“生前預囑”的美國法律文件，它允許人們在健康清醒時刻通過簡單問答，自主決定自己臨終時的所有事務，諸如要不要心臟復甦、要不要插氣管等等。
羅點點開始意識到：“把死亡的權利還給本人，是一件意義重大的事！”
於是她攜手陳毅元帥的兒子陳小魯，創辦了中國首個提倡“尊嚴死”的公益網站——選擇與尊嚴。
“所謂尊嚴死，就是指在治療無望的情況下，放棄人工維持生命的手段，讓患者自然有尊嚴地離開人世，最大限度地減輕病人的痛苦。”
開國上將張愛萍的夫人李又蘭，瞭解羅點點和陳小魯倡導的“尊嚴死”後，欣然填寫了生前預囑，申明放棄臨終搶救。
2012年，李又蘭病重入院，家屬和醫生謹遵其生前預囑，沒有進行過度地創傷性搶救，李又蘭昏迷半日後飄然仙逝，身體完好而又神色安寧，家人傷痛之餘也頗感欣慰。
“李又蘭阿姨是被生前預囑幫到的第一人。”羅點點很感動。
5
經濟學人發佈的《2015年度死亡質量指數》：英國位居全球第一，中國大陸排名第71。
英國為什麼會這麼高呢？
英國建立了不少緩和醫療機構或病房，當患者所罹患的疾病已經無法治癒時，緩和醫療的人性化照顧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基本人權。
當面對不可逆轉、藥石無效的絕症時，英國醫生一般建議和採取的是緩和治療。
緩和醫療有三條核心原則：
1、承認死亡是一種正常過程；2、既不加速也不延後死亡；3、提供解除臨終痛苦和不適的辦法。肝癌晚期老太太維多利亞問：“我可以去旅遊嗎？”
醫生亨利回答：“當然可以啊！”
於是維多利亞便去了嚮往已久的地方。
6
中國的死亡質量為什麼這麼低呢？
一是治療不足。“生病了缺錢就醫，只有苦苦等死。”
二是過度治療。直到生命最後一刻仍在接受創傷性治療。尤其是後者，最讓人遭罪。
北京軍區總醫院原腫瘤科主任劉端祺，從醫40年至少經手了2000例死亡病例。
“錢不要緊，你一定要把人救回來。”
“哪怕有1%的希望，您也要用100%的努力。”
每天，他都會遭遇這樣的請求。
還有病人說：“就像電視劇，每一集演完，都告訴我們，不要走開，下一集更精彩。但直到最後一集我們才知道，儘管主角很想活，但還是死了。”
病人不但受盡了罪，還花了很多冤枉錢。
數據顯示，中國人一生75%的醫療費用，花在了最後的無效治療上。
有病人感嘆住院的生活：“在那裡，分不清‘那是人，還是實驗動物’。”
花那麼多錢、受那麼多罪，難道就是為了插滿管子死在ICU病房嗎？
7
穆尤睿做夢都沒想到，自己的文章會在美國造成如此大的影響。
這篇文章讓許多美國人開始反思：“我該選擇怎樣的死亡方式？”
當我們無可避免地走向死亡時，是追求死亡質量，還是用機器來維持毫無質量的植物狀態？
英國人大多選擇了前者，中國人大多選擇了後者。
8
這是上海“麗莎大夫”講述的一件普通事，之所以說普通，是因為這樣的事每天都在各大醫院發生——一個80歲老人，因為腦出血入院。
家屬說：“不論如何，一定要讓他活著！”
4個鐘頭的全力搶救後，他活了下來。
不過氣管被切開，喉部被打了個洞，那裡有一根粗長的管子連向呼吸機。
偶爾，他清醒過來，痛苦地睜開眼。
後來，他腫了起來，頭部像是吹大的氣球，更糟糕的是，他的氣道出血不止，這使他需要更加頻繁地清理氣道。
每次抽吸時，護士用一根長管伸進他的鼻腔。
只見血塊和血性分泌物被吸出來。
這個過程很痛苦，只見他皺著眉，拼命地想躲開伸進去的管子。
治療越來越無奈，他清醒的時間更短了。
而僅剩的清醒時間，也被抽吸、扎針無情地佔據。
十天後，他死了。
他死的時候，膚色變成了半透明，針眼、插管遍佈全身。面部水腫，已經不見原來模樣。
這十天裡，他沒有享受任何生命的權力，生命的意義何在？
9
2005年，80出頭的學者齊邦媛，離開老屋住進了“養生村”，在那裡完成了記述家族歷史的《巨流河》。
《巨流河》出版後好評如潮，獲得多個獎項。
但時光無法阻止老去的齊邦媛，她感覺“疲憊已淹至胸口”。
一天，作家簡媜去看望齊邦媛。
兩個人的對話，漸漸談到死亡。
“我希望我死去時，是個讀書人的樣子。”
最後一刻仍然書卷在手，
最後一刻仍有“腹有詩書氣自華”的優雅，
最後一刻眉宇間仍然保持一片清朗潔淨，
以“讀書人的樣子”死去，這是齊邦媛對自己的期許。
你呢？
如果你是絕症患者，當死亡不可避免地來臨時，你期待以什麼樣的方式告別人世？
如果你是絕症患者家屬，你期待家人以什麼樣的方式告別人世？
不久前，浙江大學醫學院博士陳作兵，得知父親身患惡性腫瘤晚期後，沒有選擇讓父親在醫院進行放療化療，而是決定讓父親安享最後的人生——和親友告別，回到出生、長大的地方，和做豆腐的、種地的鄉親聊天。
他度過了最後一個幸福的春節，吃了最後一次團圓飯，7菜1湯。
他給孩子們包的紅包從50元變成了200元，還拍了一張又一張笑得像老菊花的全家福。
…………
最後，父親帶著安詳的微笑走了。
父親走了，陳作兵手機卻被打爆了，
“很多人指責和謾罵我不孝。”
面對謾罵、質疑，陳作兵說：“如果時光重來，我還會這麼做。”
尼采說：“不尊重死亡的人，不懂得敬畏生命。”
我們，至今還沒學會如何“謝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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