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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時間，李亞偉出了本讀宋詞的書：《人間宋詞》。近年，不少當代詩人熱衷談論中國古詩傳統，在一系列閱讀和寫作中，于堅希望回到“仁者人也”的偉大文明傳統；西川則以一本《唐詩的讀法》，試圖回到唐人的寫作現場，同時不無自負地告訴新詩的批評者：咱不但可以談新詩，談古詩也可以！
那麼李亞偉呢？那個在1980年代以飛舞的銅錘和一百多斤的情詩，冒犯著朦朧詩以來的詩歌口味，試圖掀起一場詩歌革命的一度以來的詩壇消失者呢？李亞偉告訴人們，這本書原是組詩《河西走廊抒情》的副產品。據稱，在組詩寫作期間，他曾查閱了大量資料，包括各種版本的宋詞資料，發現沒有宋詞南方氣質的遙遠支撐，自己無法完成顯然更吻合於唐詩的對河西走廊的宏大書寫。
2018年7月15日，成都寬窄巷子，李亞偉《人間宋詞》新書籤售會現場。（成都商報 王紅強/視覺中國）
我寧肯把當代詩人對傳統的回望，視為在更寬深尺度上對歷史想象的某種借用，只是，這種借用，終於超越了上世紀三十年代現代派詩人發現的意象，或者1980年代那批詩人談論的文化，試圖以活著的語言和經驗，重構歷史，激活現實。明此，慣出風頭的李亞偉，又怎能不將文學史擱置一邊，盡情販賣私貨呢？
果然，李亞偉在書中選了兩個非主流詞人：宋江和陳克，用他的話說，一個是職業大盜（政治賭徒），一個是業餘軍事家（民科），“這兩首詞都很好玩，增加了全書的生氣，而且，非常容易讓讀者感受和了解宋朝的民間與政治的距離，戰爭與和平的關係。”
生氣勃勃，才是其中的關鍵詞。昔日的莽漢，雖由少年變成大叔，但一口精氣全在詩中。李亞偉笑著告訴我，“有一次，他在上海民生美術館做《河西走廊抒情》的專場朗誦，批評家朱大可來了，他說，他來聽我的朗誦，主要是想觀察我的詩歌中還有沒有荷爾蒙，如果缺乏荷爾蒙就不用再寫了，去玩兒別的吧，這是他的理論，詩歌是荷爾蒙的事業。聽完朗誦，他說荷爾蒙很足，滿意地走了。”
莽漢：打倒全中國的媽媽詩
如果說當代詩是在食指、北島等一批沒有受過太多教育的人，在一種個人與政治激情的辨析中得以確立，那麼它的真正成熟，則由一大批後來被命名為“第三代”的大學生，在元氣淋漓、社團林立的八十年代校園逐步推進。
在八十年代初的詩歌版圖上，北京的高地之外，成都、重慶、昆明、上海、南京這些外省的礁石逐漸冒出水面，並在不斷的流動與激盪中，發出越來越大的聲響。
四川的校園詩歌，氣氛空前濃郁。李亞偉告訴我，早在1982年，四川大學、成都科大、西南師大和南充師範學院的廖西、胡冬、趙野、萬夏、朱志勇、唐亞平、白望、鄧翔等在校學生便聯絡各校詩社，準備做一個四川的校園詩歌聯合體。正是在西南師大的那次討論會上，有人提出了詩歌“第三代人”的概念。
南充師範學院中文系的大三學生李亞偉，那時剛剛開始學寫新詩，並沒有參加這次討論會。一年之後，他到老家酉陽縣的丁市鎮當了中學老師。事後來看，討論會上“這幫18到20來歲的小孩顯然還是一幫烏合之眾，幾天爭吵無任何結果，作鳥獸散，但這個文學事件是有歷史意義的，之後產生了一輪一輪的波紋，首先波及的是與會者們的大學同學、中學考往各地大學的同學、同學的同學和鄰居發小等。”
李亞偉和後來被稱為“莽漢”詩人的群體，正處於這樣的波紋中。馬松、胡玉是李亞偉的同級同學；萬夏則比他們低一級，是80級；就讀四川大學歷史系的胡冬，經由萬夏的介紹與李亞偉認識；就讀涪陵師專的二毛則是李亞偉的中學同學。
“‘莽漢’詩派成立於1984年1月，算是‘今天派’之後最早有流派樣的詩歌團體。”李亞偉向我明確了莽漢的成立時間。在2003年與楊黎的一次聊天中，他追憶了更多有趣的細節。1984年春節，已經畢業的李亞偉和胡玉返校玩耍，在路上碰到宣稱正在寫莽漢詩的萬夏，很快撞出火花。對“莽漢詩”的由來，李亞偉稱：“其實最早是胡冬說的，他們兩個在成都。但胡冬說的是‘好漢詩’，‘媽媽的詩’。後來萬夏給我說的時候，就說的是‘莽漢詩’了。萬夏的那種方式你知道的，他就跟你講，我們現在在寫這種詩，莽漢詩，胡冬就說是‘好漢詩’，‘媽媽的詩’。我覺得，錘子，我覺得是‘莽漢’。萬夏是說‘猛漢’，我寫成草莽的‘莽’，莽漢。我說如果要搞一個詩歌流派，發音可以叫‘猛漢’，但是事實上是‘莽漢’。呵呵，老子有點咬文爵字了。後來大家還是叫莽漢，萬夏一直叫‘猛漢’。”
回中學後，李亞偉開始大量寫作，最初的詩歌就是《我是中國》、《硬漢們》等。寫好之後，便將詩抄給胡玉和馬松，並催促他們寫詩。在3月2日給胡玉的信中，李亞偉的語調變得激昂：
“把你的長篇大哭放下，寫一點男人的詩，兄弟們一起在這個國家復辟男子漢，從而打倒全國人們寫的媽媽詩。名字暫定為莽漢，這種鳥詩我們暫訂半年合同，簽到人都是些還來不及和鬍鬚的男人，把一切都弄來下酒!
你我都是羅馬角鬥士是復辟古風的韓愈和一些奇怪的硬東西硬玩意。媽媽的口紅詩媽媽農民詩，媽媽的哲理，媽媽的編輯部，媽媽的讀者和稿費！”
不久，胡冬寫出了《我想坐一首慢船到巴黎去》，馬松寫出了《咖啡館》、《我們，流浪漢》，萬夏拿出了《打擊樂》，李亞偉後來的代表作《中文系》也寫作於同年十月。那是“一詩定天下”的時代。多年之後，楊黎這樣回憶最初的閱讀體驗：“你讓我抒個情好不好，那真是中國詩歌最重要的早晨。我從萬夏家出來時，我覺得成都那天的太陽太亮了。”
在那個時代，詩人之間相互傳抄交流著最新的試驗品，形成一片隱秘卻可供清晰辨認的地下詩歌江湖。那些後來被李亞偉目為“革命性”的作品中，除了莽漢詩人的代表作，還有楊黎的《怪客》、《十三個時刻和一聲輕輕尖叫》，于堅的《羅家生》、《尚義街6號》、趙野的《河的抒情》組詩。
革命，究竟在革誰的命？在弒父與開創未來的豪情中，李亞偉們的筆鋒指向的正是當時如日中天的朦朧詩。“當時，我們如此地迫切地交流學習，非常想要和傳統詩人相區別。交流中，我們愈發認為那會兒的主流詩人是不會寫詩的，寫得是虛假的詩歌，我們要修理一下他們。還有，‘朦朧詩’的寫作被文青們學習成了‘夢’、‘小花小草’、‘眼淚’等好孩子的玩意兒，我們要嚇唬一下這些孩子。那時，所有的文學作者都好像知道什麼是詩歌，我們要捉弄一下這些自信的文學工作者和文藝愛好者。”李亞偉說。
“自在、歡樂、幽默、口語創作曾經是莽漢的詩句配置”，相似的創作方案，其實為整個第三代詩人所分享。你只要比較一下李亞偉與于堅在那一時期，就會完全明白這一點。李亞偉在《中文系》中寫道：“萬夏每天起床後的問題是/繼續吃飯還是永遠不再吃了/和女朋友賣完舊衣服後/腦袋常吱吱地發出喝酒的信號”，于堅在《尚義街6號》中則寫道：“于堅還沒有成名/每回都被教訓/在一張舊報紙上/他寫下許多意味深長的筆名”。
讓莽漢詩人真正凸顯出來的，還是那種建立在“反文化、反崇高”基礎上的冒犯性寫作，換句話說，它們比起昆明的于堅、南京的韓東，要野得多。詩歌的野性，來自於生命的蠻強與張揚。莽漢詩人一起醉酒、打架、找女友，在不無策劃與表演痕跡的設計中，將寫作與生活做派集於一身，很快聲名遠揚。
在寫作“世界，女人，21歲或者/大哥老大姐等其他什麼老玩意/我舉著旗幟，發一聲吶喊/飛舞著銅錘舉著百多斤情詩衝來了/我的後面是調皮的讀者、打鐵匠和大腳農婦”（《二十歲》）、“再不揍這小子/我就可能朝自己下手/我本不嗜血/可我身上的血想出去/想瞧瞧其他血是怎麼回事”(《打架詩》)前，李亞偉從來不是好學生。如他所說，這些後來的莽漢詩人，“當時就是曠課，耍女朋友，打架。在學校好像都各自在各自的圈子裡比較有名。比較有名是什麼也說不清楚，就是操社會那種。”
作為一個詩歌流派，莽漢詩歌雖然影響大，但存在時間很短。且不說萬夏、胡冬只當了3個月的莽漢便改弦易幟，進行新的寫作試驗，就算李亞偉和馬松，也在兩年後便宣告了莽漢的解散。在李亞偉看來，聚散本就自然，“繼續玩流派覺得枯燥乏味。
而且我們當時都只有二十三四歲，每個人都很勇猛不羈，不可能寫成一個模樣的詩歌，而獨特才是詩歌創作最可靠的路徑。”書商、酒徒與美食家
“一個詩人如果沒寫出讓人深深記住的詩句，他就永遠不是一個時代的好詩人。”李亞偉在《人間宋詞》中談及晏殊時，這樣說。
如果說，在八十年代的詩歌狂飆中，莽漢詩人們留下了各自或深或淺的時代印痕，那麼在90年代初的全民下海潮中，他們紛紛轉場商圈，卻並非趕時髦那麼單純。除了解決生計問題，更多考慮則是離開體制的桎梏，追求自由與新的可能。
1993年，李亞偉赴京做圖書出版。做生意對他來說是一個艱難的學習過程，李亞偉告訴我，儘管經商多年，自己並沒有賺到多少錢。“很多詩人下海都選擇了出版，但詩人是樂天派，平時都很好玩。雖然大家都放下了詩歌，如同揖別了青春，但是，每年幾次全國各地的圖書會，桂林、長沙、石家莊、長春、深圳、西安等等訂貨會，我們基本上還是以前的詩人聚會。白天開書會，晚上開詩會。”
中途，李亞偉也試圖繼續寫詩，發現很難進入狀態。後來，他才發現，“我在寫作上並不具備放下折扣、碼洋就可以押韻、抒情的稟賦。剛算完成天本、放下計算器，就謀篇佈局、筆走龍蛇，我絕對做不到。我的創作很緩慢，要整塊的時間和清淨的空間，真的像種莊稼一樣，需要時間和氣候。”
與往日朋友的醉飲與漫遊，依然是他重要的精神生活方式。詩、酒、美食，在四川詩人那裡，從來都是一體。一次在北京美食家黃珂的流水席上，李亞偉碰到詩人張棗，對方建議在座的烹飪愛好者開一家賣河鮮的酒館，店名就叫漁家傲。席間沒人響應，回家後李亞偉卻拿起宋詞，重讀了一遍范仲淹的《漁家傲》。
1999年，曾與李亞偉一起寫詩做書商的四川詩人劉太亨，向他提議兩人分別在重慶、成都開設川菜館：香積廚酒樓，以便朋友們在兩地都有聚會歡樂的場地。舊事再提，這次李亞偉沒有猶豫，兩人一拍即合。
開飯館後，他像那年的詩友、後來開餐館的二毛、宋瑋、石光華等人一樣，開始研究美食。不但從一些民間食譜中找到早年的川菜記憶，而且每在其間與詩歌相遇。例如他在閱讀宋詞資料時，發現宋祁曾擔任蜀地地方官，並寫作記錄四川物產與烹飪方法的《益部方物略記》，有趣的是，仁宗皇帝派宋祁到成都上任時，有朝臣反對：成都本是著名的喜歡吃喝的地方，調宋祁這樣一個貪圖享受的玩家去管理，會耽誤政事。但仁宗皇帝根本不予理會，事實上，宋祁到了成都，不但如魚得水，而且與民同樂。
我曾問李亞偉，你覺得做生意和寫詩相比，哪個更過癮？他告訴我，做生意對於多數人來說，可能都不是最好選擇，每個人應該做最適合自己的事情，與是不是詩人無關。
李亞偉曾在一次訪談中說：“我是一個一玩就要玩幾年，一寫就拉開架勢寫的那種人，如果我是民工，我會是猛幹幾年，然後拿著錢到處旅遊、走遍天涯、吃香喝辣的那種民工，如果我是農民，別人每年要種兩季、三季稻子，而我可能是隻種一季，然後穿著新衣服進縣城去吃喝嫖賭的那種農民。”
對他來說，做書商、開酒樓無疑還是穿著新衣服進縣城，寫詩倒更應該是種稻子一樣的農民本行。有段時間，詩刊社的老前輩王燕生，隔三差五約李亞偉喝酒，老先生當時快60歲了，酒量還很大，喝一斤二鍋頭面不改色。一次，他對李亞偉說：“你李亞偉賺100萬有勁嗎，中國多少人能賺100萬？（要知道在上世紀90年代，100萬絕非小數目）但詩歌寫作你可是獨一無二的。”
也許正是前輩當年酒桌上半開玩笑的勸誡，讓李亞偉在十多年後，重新堅定了寫作的信心。
莽漢老去，詩仍寫進命裡
2005年，李亞偉動手寫了四首小詩，正是《河西走廊抒情》的開篇四首。再次寫作，他萌生了寫部大作品的想法。
知名出版人張小波曾在李亞偉詩集的序言中，寫過李亞偉那段時間的生活狀態。當時的李亞偉，據說在雲南香格里拉盤下一處面積頗大的旅館，準備離開北京。
“他說，張哥，我要賣掉房子，遣散人員；他說，我要快點離開這狗日的北平，轉到哪裡是哪裡，看到美女就停下來，看到美食就停下來，看到美景就停下來。”
張小波問他：“就一點正事都不想做了？”
李亞偉罵了一句粗口，振振有辭地反駁：“張哥，人一生沒有什麼是正事。魚有正事麼？蛇有正事麼？它們一輩子就那麼遊手好閒。”
圖 | 攝圖網
那時，李亞偉心裡的正事，便是寫作一部大作品。生活雖然寫意，但寫作對他來說是需要規劃的嚴肅之事。只是因為別的事情，組詩寫作被一再耽擱。這讓他想到1992年時未完成的寫作計劃，當時他曾計劃寫100首關於辛亥革命到文革的“革命的詩”，以反思東西文化交融背景下中國人的生命狀態，結果只寫完18首，便遭擱淺。
拖到2011年春天開始再寫，寫到第15首時，李亞偉覺得越寫越難，再寫下去無疑屬於強姦詩意，而創作本應是愉悅生動的。為此，他查閱了大量資料，並在秋天到河西走廊實地晃悠了一大圈，坐在那完成了後面的9首詩。
“一個男人應該當官、從軍，再窮也娶小老婆，/像唐朝人一樣生活，在坐牢時寫唐詩，/在死後，在被歷史埋葬之後，才專心在泥土裡寫博客。//在唐朝，一個人將萬卷書讀破，將萬里路走完，/帶著素娥、翠仙和小蠻來到了塞外。/他在詩歌中出現、在愛情中出現，比在歷史上出現更有種。”
詩中不變的仍是帶有莽漢標籤的力度與質感，但此時的李亞偉，顯然有了更大抱負。換言之，歷史不再像《中文系》、《蘇東坡和他的朋友們》等詩中那樣，成為調侃與宣洩情緒的對象；作為想象力的援助，它們最終指向對文明的反思與生命意義的追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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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便有了這樣的句子：“我只活在我自己部分命裡，我最不明白的是生，我最不明白的是死！/我有時活到了命的外面，與國家利益活在一起。”“但是，在去和來之間、在愛和不愛之間那個神秘的原點，/仍然有令人心痛的裡和外之分、幸福和不幸之分，/如果歷史不能把它打開，科學對它就更加茫然。//那麼這個世界，上帝的就歸不了上帝，愷撒的絕對歸不了愷撒。/只有後悔的人知道其中的秘密，只有往事和夢中人重新聚在一起，/才能指出其中十萬八千里的距離。”
比起當年的橫衝直撞，李亞偉的寫作變得玄虛、深奧起來。他解釋道：“我在詩中涉及了一些大的材料，與其說我在詩中涉及了世界觀、生命觀的講述，還不如說，我被我自己對生命的思考生生地牽扯進了一個詩歌不太應該染指的領域。既然是被自己的內心牽扯進去的，那就不得不把它用詩歌描寫出來。可以說，這樣的寫作風險是在詩中自然出現的，所以我緊張害怕都沒有用，還不如直面它，老老實實下功夫。”
只是，對於當年那個後面跟著“調皮的讀者、打鐵匠和大腳農婦”的李亞偉來說，他“一直希望詩歌能夠被儘可能多的人讀懂——包括不愛讀書看報、也不喜歡上網查資料的讀者。”為此，李亞偉破例在組詩後面，寫下一系列簽註。
在其中一句“而當飛鳥想起自己是一隻燕子，那麼此刻，/祁連山上正在下雪，燕子正在人民公社的大門前低飛。”後，李亞偉註解道：“劉禹錫詩《金陵五題》的第二首：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烏衣巷地處金陵南門朱雀橋附近，為東晉王、謝等世家巨族聚居之處。記得美國當代詩人肯尼斯·雷克斯羅斯（中文名王紅公）曾將此詩的後二句譯寫為：‘從前公爵府門前的燕子，如今飛進了石匠和伐木工家中’。”
這首組詩，為李亞偉贏得了第四屆華語文學傳媒盛典“年度詩人”等諸多榮譽，彷彿標識著當年那個叱吒一時的地下詩人，從此浮出水面。回頭再看，少年雖成大叔，生猛不羈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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