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說明：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袁鋼明
回顧上世紀90年代初經濟環境，我們會首先想起在改革開放大潮下，中國經濟衝向新一輪高峰。全國大幹快上，各地興起投資熱潮，人們紛紛下海，投入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撈金。然而，問題很快便產生了。1993年，經濟過熱勢頭出現：房地產泡沫、高達兩位數的通貨膨脹……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果斷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治理經濟過熱，寧可經濟增速慢一點，也要讓中國經濟平穩著陸。最終，成功實現了經濟軟著陸。
就今天的年輕人來說，“經濟軟著陸”只是簡單的字眼。但對於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袁鋼明，這是一段親身經歷過的中國經濟史：通貨膨脹得到了治理、房地產過熱勢頭得到了有效遏制......
而作為經濟學家，袁鋼明關心的則不止於此：當時的決策層是如何通過擴大供給的方式解決城市生活資料供應不足的問題？如何充分發揮各種機制，使得金融機構能在整體緊縮的背景下獲得充裕的資金支持？這些不為人知的歷史細節，都在近日《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NBD”）對袁鋼明的專訪中，得到了完整重現。
那時經濟投機現象嚴重
NBD:當時，為什麼要強調“經濟軟著陸”的必要性？中國經濟面臨著怎樣的局面？
袁鋼明：從背景上看，1992年的南巡講話提出了發展是硬道理，中國還是要快速發展的觀點。我國經濟一下子就爆發式地增長起來，為了經濟增長，採取了很多手段，比如說擴大貸款、放鬆貸款等等。但是同時採取了一些過度的手段，這種過度的手段造成了經濟過熱。什麼是過度的手段？比如說採取金融自由化，不管是對地方政府、企業還是市場經濟活動的主體，都開放各種各樣擴大貸款和融資的手段。
這使得經濟不僅是快速上升，而且出現了升溫和高熱的現象，造成了經濟風險的急劇加大。在開啟“經濟軟著陸”的1993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已經主持了經濟工作。他首當其衝的任務，就是如何應對中國經濟快速上升導致風險急劇加大的局面。
現在看來，這個局面有好的地方，也有危險的地方。好的方面在於，中國經濟從之前低迷和下滑中走了出來。與此同時，中國的經濟“發高燒”了。到了什麼程度？那時，中國GDP的增速達到了14%以上，相比之前來看，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的GDP增速一般在10%左右。
經濟過熱的現象還有哪些？主要是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得太快了，老百姓承受不了。此外，在1992年的快速增長後，到1993年，出現了爆發式的高速增長。比如說，固定投資的增速能夠達到60%以上的水平，工業和一些行業的投資也出現了爆炸性的膨脹。這種膨脹對中國經濟帶來了很危險的衝擊。
這種衝擊不僅體現在經濟方面，還體現在金融方面。那時，金融領域到處出現了亂融資、亂投資、亂貸款的情況，以前，銀行放貸困難，而現在大家都認為機會來了，因此銀行也開始了放貸。而伴隨著一下子放鬆，出現了從來都沒有過的火熱局面。最重要的是，1992~1993年，當時的深圳和海南都出現了嚴重的房地產泡沫。
多措並舉防止經濟大起大落
NBD:當時，中國政府採取了哪些措施，促進經濟軟著陸？除了傳統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在那輪宏觀調控中，我們又採取了哪些新措施？
袁鋼明：剛剛我們談到的這些現象意味著，從朱鎔基主持經濟工作以來，他的任務就轉變成了防治過熱、防治金融風險，進行宏觀調控。要從過熱回到正常平穩增長的局面上來。同時。不能出現一熱就調控、一調控經濟就往下掉的情況。不能一調控，就把經濟“壓下去”，經過改革開放的幾次實踐，人們形成了這樣的思維：既要採取有效的措施，但是又不能過度地造成經濟的大起大落。這對後來整個調控的平穩實現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從之前的經驗看，1985年出現過經濟過熱的情況，那時的通貨膨脹一下子上升到很高，有關方面採取了很嚴厲的調控措施和行政手段，到了1986、1987年，經濟增長又掉下去了。發現掉下去了後又馬上開始推，這樣一來又出現了通貨膨脹的狀況。再加上1988年，我國又面臨著“價格闖關”，當然，“闖關”有利於激發市場和企業的活力，價格的上升有利於提高效益和收益，但它也會帶來增長與通脹並存的循環。在這種情況下，又要對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進行調控，後來卻又造成了經濟明顯的下滑。
不過，當時的形勢已經比較嚴峻。1993年，在對上半年的形勢分析完成之後，就採取了一些“緊急剎車”的做法。國務院形成了一整套的全面宏觀調控的政策，也就是控制過熱、控制膨脹的措施。從投資、消費、信貸、財政、外匯全方面一整套的措施來看，對於之前一些擴張過猛的行業進行整治。受到打擊最明顯的行業就是房地產。
在實體經濟方面，我們採取了一些比較緩和的措施。這與對參加房地產領域投機活動等金融“一刀切”的做法有所不同。首先，對沒有銀行支持的、過度擴張的實體經濟部門，要採取有力的手段進行阻止。
不過，對於需要扶持的實體經濟部門，還要根據情況繼續支持。對於需要發展的薄弱行業、中西部地區經濟和基礎設施還要保障資金供給，在整體的宏觀政策上，我們是要收縮的。但是在關鍵、重要、薄弱的環節，還是要給予支持。也就是“有壓有保”。
所以說，在這個時候我們的調控強調“結構性”。當時提出，要對一些過剩的產品、不對路的、不適合發展方向的投資要堅決控制，堅決下馬；但對於一些薄弱的，需要補充的（行業），我們要充分支持。這樣一來，就給了銀行和貨幣政策部門一個結構性的框架。這也是後來宏觀調控的做法：不能光強調總量，還要強調結構性和區別性。“緊中有松、鬆緊配合”。
對於貨幣部門來說，整體上貨幣總量要收緊。但是對於需要資金的一些部門要給與支持。這一精神從總行被下達到了分行時候，提出在銀行安排信貸的時候，要有一定的選擇性，這個選擇性，體現在幫助我們要發展支持的產業。
在金融方面，當時提出了放開民間信貸、信託公司、委託貸款、民間金融機構等新的融資方式。這些方式在國有銀行也出現了，比如說銀行間的拆借，這一措施也是在那段時間出現的。在各個銀行的資金被收緊的時候，資金怎麼來？可以通過銀行間的調劑、拆借解決，這一措施就是在那段時間內發展起來的。這也說明，在貨幣開始緊縮和調控的時候，也發展和保留了銀行和金融之間一些調節資金的方式，以便預防在貨幣緊縮時可能出現的資金鍊斷裂情況。
在調控的時候，當時我們就已經考慮到以前出現的一調控就會大起大落的情況。所以不追求馬上見效，速度的減緩要分散到隨後的幾年中去。後來就總結出了“軟著陸”這個詞。也就是慢慢回覆正常狀態，防止經濟突然下滑帶來衝擊。
我之前調研的很多汽車和家電企業，在經濟增長的時候大幅度擴張，結果資金一收縮，這些企業都全面倒閉了，失業也很嚴重。這輪調控中，著重防止了突然收縮貨幣貸款使企業陷入倒閉破產的狀態。所有的緊縮措施要慢慢的來，給受到壓縮的行業調整的空間。因此，在1993年調控的時候，就沒有出現大規模的融資鏈斷裂和企業倒閉的情況。
反過來，還出現了一種情況：由於調控是緩慢的，導致經濟還在繼續升溫。這樣一來，到了1994年，那一年反而成為了中國通貨膨脹最高的一年。在1993年調控開始的時候，通貨膨脹率還不到20%，結果到了1994年年底，全年的通貨膨脹率達到了24%。這樣一來，就有人產生了懷疑，為什麼通貨膨脹反而高了？這其實是說明了，採用“軟著陸”策略，不追求調控指標在調控一開始就突然下降，而之前的慣性還一直存在。
這時，面對通貨膨脹上升的考驗。在調控上不光是做緊縮貨幣的動作，還採取了一些加強供給和改革的措施。有一件事我印象比較深，因為當時菜價比較高、漲得也很明顯，對消費和物價影響的權重也比較大。由於之前蔬菜的供給比較薄弱，因此，各個地方都採取了多管齊下的措施。比如推行“菜籃子工程”，地方政府開始重視對蔬菜種植的支持。以增加供給的方式來促進通貨膨脹問題的解決。
中國經濟成功軟著陸
NBD：那一輪經濟軟著陸採取的措施，最後是在什麼時候全面見效的？軟著陸成功的標誌又是什麼？
袁鋼明：從當時（1994年）的宏觀數據看，貸款和投資的增長速度以及通貨膨脹相比1993年都在往上走。而宏觀調控真正起作用，是在啟動宏觀調控的第三年，也就是1995年才開始的。調控比較緩和，也不會造成以前調控過猛對經濟造成損害的情況。
我當時調研了不少企業，一開始（面對調控）他們適應不了，但是他們採取了各種各樣的調整措施，渡過了難關。調控是要付出代價的，一些企業發現自己沒有訂單了，過去的貸款變成了壞賬。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就會另尋出路，比如另外尋找一些產品，這也得益於調控所給出的空間。最後，除了一些泡沫比較嚴重的行業，像家電、汽車等一些實體經濟產業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泡沫破裂和毀滅的情況。
從1995年開始，經濟正式顯現出了調控見效的效果，經濟過熱情況出現了明顯的下落。到了1996年，我們的經濟增速就從14%下調到了10%左右。通貨膨脹率也下降到了老百姓滿意的程度。價格慢慢下落，供給側也得到了調整的機會。從1995~1997年，我們可以看到貨幣增長速度開始走向合理，大約是16%~20%之間；通貨膨脹和物價水平也比較合理，物價上漲水平也回到了5%~10%之間，極端情況都沒有出現。
每日經濟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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