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降，在西方民族主義思潮與本土經驗的結合下，民族國家建構逐漸成為近代中國社會的核心話語與集體訴求。[1]然而，面對傳統中國多元族群並存的現實環境，近代中國的國族建構一開始就與民族、領土問題相互糾纏。因此，有學者認為：近代中國民族國家建構的核心內容就是確定中國的“民族”疆界，對人而言是建設“中華民族”，對空間而言是確定“中國領土”。[2]為構建全新的中華民族國家認同，知識界在近代中國“舊邦新造”的學術轉型話語中，在時間層面，透過浸染民族主義與啟蒙思想的“現代史學”話語，從而建構一套新型的共享民族歷史知識與記憶，以確定“中華民族”的同一性；[3]在空間層面，則通過大規模的近代地理志書編寫與地圖測繪，以確定近代中國的領土空間。這種詳細劃分的民族國家知識建構，力求將中華民族在時空上整合為一體。換言之，在近代中國民族國家話語的建構中，往往通過歷史記憶與地理陳述持續互動的方式，共同論證傳統中國經過漫長的“領土歷史化和歷史領土化的過程”，[4]最終走向成熟的民族國家。
在新學術風氣的影響下，歷史地圖編繪以其連接歷史學與地理學的優勢，逐漸成為近代中國民族國家學術話語中最重要的空間體驗與知識符號。自清末開始，通過設計新的歷史地圖論述，藉以證明中國現實疆域空間所具有的歷時性的深度聯繫，這種視覺化的歷史空間書寫逐步成為近代中國培養民族感情與國家觀念的關鍵之舉。近年來，地圖學史的研究越來越注重從“知識史”的路徑闡釋地圖編繪背後的文化權力運作與知識建構方式，然而，目前我們對近代中國歷史地圖編繪史的研究過多聚焦於編繪技術的演變方式，特別是圖繪內容的準確性與科學性，未能將歷史地圖這一獨特的地圖文本放置於近代中國民族國家建構的社會語境中。[5]在本文中，筆者旨在考察清末民國中國歷史地圖編繪的知識建構過程，通過比對不同歷史地圖文本論述中的持續性與斷裂性，找尋近代中國領土空間建構與歷史空間書寫之間的糾葛關係，進而反思歷史疆域與現實領土、國族建構與學術話語之間的相互作用。
九州圖式與近代困境:
傳統王朝國家語境下的歷史地圖編繪
在中國傳統“王朝國家”時代，通過歷史地圖考證古代地理問題一直是個傳統。一般而言，通過考證《禹貢》經典文本，進而梳理王朝疆域版圖內的政區沿革，以確定王朝國家時空秩序的法統性，這成為歷代王朝對疆域空間進行控制的主要手段之一。[6]自漢晉以來，歷代王朝知識階層所編繪的各類歷史地圖層出不窮，或為解經之用，或為讀史之助。這種基於“王朝地理學”話語體系中的歷史地圖編繪，往往帶有論證傳統政治空間秩序的意義，成為王朝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7]特別是在晚清危殆的政治局勢下，通過對古今政區沿革空間的刻繪，總結其中“治化興替，利病之由，形勢輕重，兵家勝負之跡”，[8]進而鞏固王朝統治，這不僅是19世紀後半期中國歷史地圖編繪的主要目的，亦是傳統中國沿革地理學興盛的標誌。其中，楊守敬等人編繪的《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圖》與《歷代輿地圖》，在遠紹道鹹學風之基礎上“創為讀史地圖”。[9]該圖比此前任何一套歷史地圖都更為詳盡準確，堪稱是傳統王朝國家語境下最權威的歷史沿革地圖集。[10]
細究以楊圖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歷史沿革地圖文本，可知其編繪方式有如下三個特點：一是首崇“九州”，即在開篇闡釋《禹貢》九州的大致範圍，並以山川為綱，“茫茫禹跡，畫為九州”，作為華夏地域空間的法統性開端。二是以朝代為綱，以歷代正史《地理志》所載王朝政區疆域作為圖繪內容，通過描繪歷代王朝版圖內地理沿革的空間過程，來確認王朝空間秩序由高到底的層次性。三是附以歷代“四裔圖”，通過對古今“華夷秩序”的描繪，來確定“中心一邊緣”文明圈層的差序格局。換言之，中國傳統歷史沿革地圖的編繪，作為王朝國家疆域秩序與政區定位的時空檔案，其上溯九州是為說明王朝疆域的法統背景；正面標示歷代正史地理志所繪疆域則是象徵王朝正統性的地理框架；對歷代周邊蠻夷分佈的描繪則是王朝“大一統”背景下“天朝萬邦”政治秩序的有力體現。這種基於王朝國家話語下的中國傳統歷史沿革地圖編繪，通過對華夏空間“正統性”與“華夷秩序”的強調，進而建構出以中原王朝為核心的“九州圖式”，這成為帝制時代評價王朝“疆域空間”正統性的核心話語。[11]
應該看到，上述以楊圖為代表的傳統歷史沿革地圖編繪，往往重點描繪長城以內中原王朝的疆域空間，而對周邊民族地區的描繪甚少涉及，即使偶有論說，亦是一種陪襯與點綴，[12]故王朝國家語境下歷史沿革地圖的編繪雖蔚成大觀，隱含的卻是中國傳統士大夫階層的“漢族空間”中心意識。然而，在晚清業已開始的民族國家建構中，這種基於王朝國家秩序的歷史沿革地圖編繪，不可避免地走向近代困境。這種困境表現在時間層面，就是要突破傳統王朝國家承續的歷史循環結構，展示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必然性；表現在空間層面，就是要突破傳統疆域敘述中有邊無界的“疆域空間”論證現代中國“領土空間”主權建構的合法性；表現在主體層面，就是要突破以漢族為中心的主體敘述模式，展示中國境內各族群經歷了怎樣的融合過程，最終成為統一的“中華民族”的主體過程。
支那歷代沿革圖有我安政中二宮氏校刊《唐土歷代州郡沿革圖》及彼土明末王光魯撰《閱史約書》，清同治中馬徵麟撰《李氏歷代地理沿革圖》，光緒五年楊守敬、饒敦秩同撰《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圖》等。然詳略不一，且止於長城以內，不能知塞外形勢。楊撰末附四裔，亦概略而已。抑如漢唐其版圖，遠及四邊，又塞外諸國為歷代通患，竟至遼金元清，皆進取本部，尤不可不審其形勢。故此圖以清國版圖為基，詳載塞外諸國沿革。[13]
這種基於現代民族國家語境下的歷史地圖編繪，首次將中國周邊民族地區置放於與內地對等的空間格局之下，進一步打破了中國傳統歷史沿革地圖編繪的等級化特徵。在時間之維上，這部歷史地圖第一次將清末中國地圖納入歷史地圖的寫作中，並將中國臺灣畫入日本版圖，以凸顯“日本進步一中國停滯”的二元時空結構。同時，作者以中國曆代疆域興衰為參照系，認為中國在漢唐元清時代之所以版圖廣大，是因為皆以武力立國，而近世中國之所以割地日衰，就是因為兵勢不振，徒興文治。因此，作者在書中斷言：“凡建國本於武則強，基於文則弱”，[14]以符合當時日本急於武力擴張的現實形勢。
值得注意的是，這部由日本人編繪的新式中國歷史地圖集，在清末民初中國知識界頗為流行，箇中原因除去其體例之新、印刷之精外，當與其編繪內容符合當時中國社會現實有關。例如夏曾佑在編寫《中國古代史（上）》時，在敘述三國疆域與兩晉疆域沿革時，就直接抄錄了《支那疆域沿革圖》及其略說。[15]光緒三十一年（1905)，武昌中國輿地學會即將此書翻譯為中文，題為《校譯支那疆域沿革圖》。清末出版的《譯書經眼錄》一書也評價道：“(此書）銅版著色，精細可玩……俾讀者左圖右史，互相發明之用。”[16]民國時期何多源編著《中文參考書指南》，對此書更是讚譽：“所繪之圖，不以中國本部為止，其塞外諸國形勢亦收在內，而以顏色分別之，讀中國歷史輿圖，此為較善者。”[17]
然而，伴隨近代日本對外武力擴張的過程，日本急需擺脫在東亞範圍內以中國為中心的歷史空間書寫，以樹立其在東亞的領導地位。《支那疆域沿革圖》這種以“支那帝國”為範圍的歷史空間書寫，儘管是以中國曆代疆域變遷為參照系，以支持日本“以武立國”的國策，但隱含的卻是對歷史上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秩序的認可。因此，這種以中國為中心的歷史地圖編繪不足為甲午戰後日本樹立東亞“霸主”地位提供新的支持。同時，為對抗西方世界在東亞範圍內的力量存在，日本學界進一步創造出包括中國、朝鮮、印度等東亞諸國在內的“東洋”概念，[18]以抗衡“西洋”世界秩序。在這種歷史條件下，日本的“支那史學”開始向“東洋史學”轉變，[19]日本對中國歷史地圖的編繪也逐漸擺脫“支那疆域沿革圖”的範式，逐步向“東洋歷史地圖”或“東洋讀史地圖”轉變。
聯繫日本“滿蒙回藏鮮”之學興起的背景，可以看出近代日本學者力求破除以中國為中心的歷史空間敘述，特別注意中國周邊民族地區歷史地理形勢的學術旨趣，其背後所蘊含的是日本知識界對“東亞”知識霸權的覬覦。這種在東洋史背景下的歷史地圖編繪，將傳統中國解釋為不同的王朝，而現實中國只應是“漢族為主體，居住在長城以南、藏疆以東的一個國家，中國周邊的諸多民族不僅不是一個共同體，滿蒙回藏朝等都在中國之外”，[20]以符合日本帝國主義向東亞周邊地區進行空間擴張的現實需求。換言之，諸多版本的“東洋歷史地圖”或“東洋讀史地圖”通過論述東洋歷史空間中各民族的消長關係，特別是通過強調異民族統治漢族的歷史，從而暗示現代中國“不是一個連續的民族主體，而是被世界不同列強所瓜分的領土”，並以此來論證“中國民族主體的不完整性及其早喪”。[21]
因此，在近代中國民族國家建構的語境下，傳統王朝地理學語境下的歷史沿革地圖，顯然無法滿足“改造國家”歷史作用；[22]而近代中國自日本譯介的諸多東洋為背景的歷史地圖，儘管為晚清士人暫時提供了“回答現實中人種/民族競爭的歷史文本”，[23]卻無法真正解決近代中國“疆域空間”向“領土空間”轉型的合法性問題。有鑑於此，自清末開始，由本土知識分子編繪的新式歷史地圖從無到有，逐漸成為一項專門之學。這些新式歷史地圖在編排結構、內容敘述文本形式上，都與傳統歷史沿革地圖有較大的區別，不僅賦予了“民族主義”的政治訴求，還成為向“國民”灌輸新式領土觀念與主權意識，構建多民族國家認同的重要方式。
“疆域空間”與“領土空間”：
清末民初國族建構下的中國歷史地圖編繪
清末民初，現代中國的“領土空間”與傳統中國的“疆域空間”開始發生交錯，而如何論證傳統中國“疆域空間”向現代中國“領土空間”轉型的合法性，如何重新界定這兩者的關係，並以此重建多民族的現代中國國家認同，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特別是辛亥革命前後，由於滿漢對立，族群界限與國族界限相互糾纏，這種困境不僅成為現代中國多民族國家建設的內在起點，同時也預示著中華民國的領土空間與族群關係直接繼承於滿清政權。[24]因此，在民族主義作為原生動力的刺激下，依託於清末民初新式出版機構的普遍建立以及西方繪圖技術的廣泛傳播，中國本土學者編繪的新式歷史地圖相繼出現，日益呈現多元化的中國歷史空間論述。
1、以“尚武”為歸旨的歷史軍事地圖編繪
20世紀初年，在救亡圖存與富國強兵的思潮下“軍國民教育”與“尚武精神”相互結合，成為新式知識分子建構國家認同的主要話語之一。[25]對此，梁啟超就說：“尚武者，國民之元氣，國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賴以維持也。”[26]劉師培亦言：“我們中國的百姓，不曉得尚武的道理，就一天不能立國了。”[27]在這種情況下，為表彰中國歷史上開疆拓土、平亂禦敵之光輝業績，建構一整套的戰爭英雄譜系，激發民族自豪感與愛國精神，以“尚武”為中心的歷史軍事地圖首先成為新式歷史地圖編繪的主要內容。
據現有資料來看，清末以來最早編繪中國歷史軍事地圖的是湖南瀏陽人盧彤。早在清末宣統年間，盧氏就編繪了一套以“中國”為圖名的《中國歷史戰爭形勢全圖》，開創近代中國歷史軍事地圖編繪之先河。全圖採用現代西方繪圖技術，彩色石印，另附圖說一冊，以“黃帝破蚩尤涿鹿”圖始，至“左文襄公由陝甘定新疆”圖結束，共有正圖44幅，附圖132幅。[28]從圖集中對戰爭英雄的譜系敘述來看，繪者多奉黃帝、岳飛等漢族英雄為圭臬，故仍有較為狹隘的“種族民族主義”情緒。[29]此套圖集繪成後，先後呈報晚清學部與北洋政府，經審定後頗具好評。如1913年北洋政府陸軍部就批示道：“該著考據確鑿，圖說詳明，誠為考古史學之階梯，以之列於文武各學校，不獨開治史之門徑，兼可收尚武之精神。”1915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亦評價：“(此書）採輯淵富，刻印精密，點綴行軍之標記及小注戰史之原委，提要鉤元，瞭然在目，其於各學校生徒及地理歷史教員習史志深程時，有關於歷代用兵成跡者參互考證，獲益良非淺顯。”[30]
民國初年，盧彤又在此書的基礎上，進一步編繪《中華民國曆史四裔戰爭形勢全圖》，全書有正圖48幅，附圖136幅，另附圖說1冊，亦為彩色石印，同年由南京同倫學社出版發行。在近代中國“英法啟釁，禍變旋生。琉球滅、安南亡、臺灣割，藩籬盡失，門戶洞開。東則老林窩集不足限戎馬奔馳，西則喜馬拉雅不足絕強鄰之窺伺。美雨歐風，實逼處此”的邊疆危機下，作者進一步“編次是圖，啟第便學子之推崇，抑亦當世外交之殷鑑”，實寓“對外禦侮”之經世精神。[31]不唯如此，面對近代西方地圖學與軍事學日新月異的情況，作者更是感慨：“夫泰西圖繪戰績，於兩軍駐地兵線進行，歷歷如指掌。披其圖者，較諸親歷戰線為更悉。……吾國軍事學方始萌芽，自不逮泰西之翔實，此尤私心之隱恨耳。”[32]因此，在戰例選擇上，與前述《中國歷史戰爭形勢全圖》注重王朝內部戰爭勝跡不同，《中華民國曆史四裔戰爭形勢全圖》以國史上“邊地之夷險、外情之變幻，與夫英主傑士籌防應敵之得失”為主，以求“對內必有褒貶之微詞，對外尤有激厲之遠旨”。[33]同時，此圖所宣揚的戰爭英雄譜系，已經超越單純的漢族英雄敘述，轉以歷史上開疆拓土、揚威異域，增進國家光榮、促進國民進步者為依歸。[34]從上述譜系結構的轉變來看，可以看出辛亥革命後，一般知識階層已逐步認識到單純漢族國家建國的侷限性，開始認同於多民族國家的建國模式。[35]
承其餘緒，1920年，湖南邵陽人歐陽纓也編繪了一套《中國曆代疆域戰爭合圖》，並於同年由亞新地學社出版發行。是圖“上起五代，下迄民國，殿以古今世界參照圖，於我國五千年曆史搜採靡遺，專餉中學以上之留心史地者”，[36]圖中先列疆域之廣袤，次詳戰爭之得失，故定名為《中國曆代疆域戰爭合圖》，共有正圖46幅，是目前所見第一部縱貫古今的歷史疆域與軍事地圖合集。儘管圖中對中國歷史“疆域空間”的描繪，大致以正史地理志所載王朝政區版圖為準，然而，作者著力刻繪傳統中國“四裔”空間的範圍，對非漢族中國的王朝疆域版圖亦予以重點強調。如對元清兩朝均冠以“極大版圖”或“大一統圖”，以表彰其建構多民族國家“疆域空間”的合法性。同時，作者還將近代列強對華侵略戰爭繪製成圖，以增強國民之“國恥”意識，激發讀者“還我河山”的強國意志。此外，作者還對中華民國“領土空間”進行描述，對建構新的多民族國家之合法性進行論證。特別是新增之“中華民國五族共和圖”意義極為深遠，圖中文字記注：
五族分佈地域，特據大勢略為區別。至語其詳，滿洲、內蒙、新疆、川邊等處，漢族之移殖者既多，甘肅、陝西等處，回胞之移入者亦不少，而新疆、青海之北部又早為蒙族所蕃滋，且地域接近、交涉繁殷，經數千年之化合，勢難強為區分。閱者心識其意可也。[37]
歐陽纓的這番論述，從空間佈局上闡釋數千年來中華民族“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態勢，這就對清末民初邊疆獨立傾向提出強有力的質疑，也進一步論證了現實中國“領土空間”繼承的合法性。同時，鑑於傳統歷史沿革地圖“皆詳於域內，至於先民推測而得之大九州，足跡多經之三州五海，兵力所及之歐北非東，未有入於圖者”，[38]故在疆域戰爭而外，作者特意加繪“工程如夏禹之平水土，秦皇之築長城，隋煬之治運河；交涉如甘英之臨四海，玄奘之使天竺，鄭和之下西洋等。或存利濟紀念，或開拓殖先聲，必特別紀念以表先賢遠略，而喚起國民雄偉之精神”。[39]
從歷史記憶的角度看，在民族主義的推動下，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開始建構新的國族主義化的“新史學”，其核心內容就是對國史上開疆拓土、宣揚國威之“民族英雄”進行建構，使之轉化為國族認同的文化符號。應該看到，《中國曆代疆域戰爭合圖》亦是在此思路下對傳統話語資源的再創造，儘管作者仍浸染傳統王朝地理學的“華夷”觀念，但在民初多民族國家建構之大背景下，作者一方面通過“表揚我國雄才大略、長駕遠馭、包舉宇宙之奇偉俊傑”的光榮戰績（包括非漢族英雄），以寓“往哲保存國土之思”；一方面通過對歷代王朝“大一統”疆域之頌揚（包括少數民族王朝），來提醒國人現代中國“領土空間”維持之不易。[40]
換言之，此圖編繪的根本出發點，就是為論證“五族共和”背景下，傳統中國“疆域空間”向現實“領土空間”之合法性，故其積極意義自不待言。正是適應民族國家建構的現實需求，故《中國曆代疆域戰爭合圖》在當時流傳甚廣。如《南開中學史地學科教學綱要說明（1929年）》中，就明確規定“佐以武昌亞新印行歐陽纓所制之《中國曆代疆域戰爭合圖》及歷史掛圖”。[41]上述以“尚武”為中心的歷史軍事地圖編繪，在對傳統中國“疆域空間”向現代中國“領土空間”轉型的敘述中，實際上已表明軍事手段是維護現實中國領土主權的直接動力，其本質則是以歷代王朝開疆拓土之戰爭得失為學術資源，推動清末民初中央政府建設強大武力，喚醒國民“尚武”精神，以此維護現代中國的“領土空間”。
2、以“疆域沿革”為主題的歷史政區地圖編繪
辛亥革命後，民國政府面臨的最大問題之一，就是如何保全清王朝統治下的全部領土，在多民族國家建構的語境下，經梁啟超等知識精英的積極倡導“中華民族”觀念日益深入人心。[42]同時，伴隨“新史學”的發展與新學制的建立，“製造國民”亦成為新式史地教科書編纂的政治訴求。為響應這一號召，民初以來國民教育中有關歷史疆域與沿革地理的內容，無不以統合中華民族、振興愛國精神為歸旨。這一時期歷史疆域地圖的編繪，也已開始擺脫“漢族空間”主義，注重邊疆歷史地理的書寫，呈現出民族化與多元化的風格。
為提供符合現代中國實際的歷史疆域沿革地圖，民國三年（1914)，童世亨專門編繪《歷代疆域形勢一覽圖》一冊，成為民國肇興以來第一部以歷代疆域變遷為主題的新式中國歷史地圖集。全圖採用現代西方繪圖技法，彩色石印，由上海中外輿圖局初版發行，後經多次再版。[43]書中首列“禹跡圖”與“華夷圖”拓片，其後依次為禹貢至清各代疆域圖，共計18幅，其末則附“歷代州域形勢通論”10篇。民國五年（1916)，作者又以前書為藍本，另行編繪《中國曆代疆域圖》一套，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以供中學、師範各校歷史科講授之用。全圖依朝代先後順序編制，分為21圖，合成12幅，凡歷史上重要地名變遷形勢，皆選載無遺。
就內容而言，上述兩圖詳載“塞外民族之盛衰，江淮河濟之變遷，長城運道之興廢”以求“養成國民沿革地理之常識”。[44]其編繪特徵有二：
一是對清以前中國傳統“疆域空間”的空間書寫，則是在傳統中國“天下”觀念的表皮下，隱藏現代中國民族國家建構的內核。具體言之，各圖題名為“某代疆域及四裔圖”，圖中分別以純黃色表示“本部中國”，而對“周邊中國”的四裔民族，則多以不同顏色線條區分，以符合現代中國對“中華民族”主體的界定。例如對唐代疆域的空間書寫，一方面以純黃色表示實行郡縣制的“本部中國”，另一方面則以黃色線條對“四裔”空間加以內外區分，如吐蕃、突厥、回鶻等，則被畫入當時中國的“內藩”版圖，而朝鮮等則被認為是“外藩”。對明代疆域的空間書寫亦是如此，除去對傳統漢族空間的標示外，亦將韃靼、吐蕃、畏兀兒、女真諸部納入“內藩”版圖，而將朝鮮、緬甸等納入“外藩”。
二是對清代前期“疆域空間”與後期“領土空間”進行區分，並不再使用傳統“四裔”話語。特別是在清末疆域圖中，作者還附繪遼東半島圖、香港九龍圖、澳門圖、威海衛圖、膠州灣圖、廣州灣圖等殖民地租界圖。對於這種區分，《中國曆代疆域圖》“凡例”中就明言：“有清二百六十年，其初至開疆拓土，與其季之割地開埠，盛衰強弱，關係最為切近。故特分繪二幅，俾閱者比較而知國勢之日非也。”[45]從某種程度上講，上述對清代疆域空間的兩分繪法，不僅有助於激發青年學子的國恥意識，同時也適應了清末民初領土屬性轉型的現實需求。
迨至1922年，北京大學學生蘇甲榮（字演存）亦編繪《中國地理沿革圖》一套，於當年交中國輿地製圖社初版發行。該書封面洋裝金字，由梁啟超題簽，裝幀考究。復經張相文、楊敏曾、朱希祖、白眉初、梁啟超等名家作序，極顯氣派。同時採用現代西方繪圖技術，所繪時段上起禹貢下迄民國，為圖大小凡百，附圖二十，彩色石印。其內容隨時局而新，古今對照，相得益彰，可供中等以上學校歷史學科之參考及研究地理考古學之用。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04年，京師大學堂《大學堂章程》就規定：中國史學門在主修課中應修“中國曆代地理沿革略”一課，其要義就在於明瞭中國曆代疆域統系。[46]北大史學系成立後，1917—1920年間，隨即延聘張相文主講中國沿革地理史課程。受上述學術氛圍的影響，蘇甲榮“於輿地之學尤深嗜若渴，課餘輒據講習所聞，集近出諸圖，悉心研究而手繪之，而久之成圖”。[47]同時，當時北大沿革地理學的知識圈中，已經有人注意到傳統沿革地圖的弊端，如楊敏曾在此書序言中就稱：
圖古今沿革者近亦有人，而莫備於宜都楊氏。第楊氏長於考古，短於徵今。書中於內地各行省確鑿可據，而以邊徼諸地尚嫌疏略，而又不諳繪圖之術，分折多卷，不便省覽，蓋猶不能無待於後人之改訂焉。[48]
受此影響，蘇甲榮在《中國地理沿革圖》的圖目安排上，對歷史中國的“四裔”空間多有注意。如在古代疆域圖中，作者特意在兩漢圖組中加入匈奴圖、西羌圖、古代印度及西亞圖、西南夷閩粵南粵圖、古朝鮮並三韓圖、匈奴鮮卑消長圖等分圖；在隋唐圖組，加入高句麗百濟新羅鼎立圖、柔然圖、突厥未興以前西域圖、突厥圖等；明代圖組則加入明代亞細亞形勢圖、明末滿洲圖等。從圖名上看，這種將正統王朝空間與周邊少數民族空間並立的繪圖方式，實際上表明作者已經突破了傳統王朝地理學的“四裔”話語，轉從歷史上各民族平等的角度展開論述，極具開創意義。同時，在對中華民族起源問題的書寫上，作者在《禹貢九州圖》之後，還特意加入一幅《古代世界圖》，此圖重點描繪的是“黃種人”自巴比倫、中亞等地遷入中國之路線，即所謂的“中國人種西來說”。[49]換言之，這種描述的背後實則是對中國人“久居其土”起源上的疑問，這就打破了傳統中國歷史地圖“九州”空間的法統神話。同時，認可“西來說”，本身就是在民族危機下希望中國與西方同源，通過重構“民族一元論”，借西方文化資源來論證中華民族復興的可能。
3、以“春秋戰國”為中心的斷代歷史地圖編繪
在斷代歷史地圖的編繪方面，最主要的就是鄒興鉅編繪的《春秋戰國地圖》，此圖於1912年由武昌亞新地學社出版發行，朱墨釐然，圖說相輔，圖凡12幅，內有春秋圖、戰國圖各6幅，末附《春秋戰國地名釋》一卷。春秋戰國時期是國史上最為紛擾的時期，其時地域分合，名稱歧異，均極難考索。[50]故晚清以來，對於春秋戰國的斷代歷史地圖編繪一直是中國歷史地圖編繪中的學術興奮點。此圖經鄒氏“研摩五載，為擴斯圖，補闕訂訛，殆無一字無來歷”，當時就有學者評價道：“圖說皆較楊氏為詳，後作勝於前事，於此亦信。雖未能遍及秦漢以下，然寥寥一冊亦足以惠多士矣。”[51]作者在自序中坦承：
餘少時讀乙部書，上自三代下及有明，其間成敗興衰粲然可考。而疆域沿革、山川形勢輒苦其舛紛轇輵，亟欲有以梳理之。於是為之圖以核其舊位，為之說以釋其今名。……古之秦，今之俄也。英法德美與同種同文之日本，即春秋之齊晉秦楚吳越。而韓則地跨歐亞之土耳其也。上下三千載，縱橫二萬里，其形勢相若焉，其攘奪相若焉，其強弱相維之故，亦匪弗相若焉。嗚呼，抑可怪也已。今日之中國，其長處於列強勢力平均之下，為春秋之宋衛曹鄭。以淪於印度、波蘭、埃及猶大之城耶，抑將奮發有為、勵精圖治以日，即於盛強而使人不可及耶。[52]
不難發現“春秋戰國”是中國歷史上最具活力的時代，也是兼併戰爭最為頻發的時代，這與近代世界體系有著驚人的相似性，即列國競爭就是基於各國之間力量的角逐。因此，在列強環伺的現實環境中，作者藉助中國歷史上的“春秋戰國”話語，以此作為對現實世界體系進行闡釋的依據與資源。換言之，在作者對“春秋戰國”的歷史空間想象中，中華民族要圖謀自全與發展，就必須“尚力”，而這也是日後“戰國策”派的核心文化主張。[53]
民族主義與科學追求:
20世紀30年代國家危機下的中國歷史地圖編繪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以漢族同化為中心的“中華民族”理論成為官方意志，並在“黨化教育”的支持下得到廣泛傳播。特別是“九一八”事變後，在邊疆危機與時局變動的影響下，以發揚“中華民族”精神為宗旨的新史學逐步確立。在此基礎上，以顧頡剛為首的禹貢學人，漸次湧動起強烈的學術民族主義潮流。[54]在現代性與民族性的緊張之中，學者關注亦從漢族中國擴展到周邊中國，即通過“民族主義”的詮釋策略和“科學主義”的研究方法，以求掌握對中國歷史地圖編繪的話語權力。同時，為構建統一的民族國家認同，國家力量開始強力介入各類歷史地圖的編繪過程。
1、學術與國家：禹貢學會與新式歷史地圖編繪計劃
自1931年日本學者矢野仁一拋出“滿蒙非中國論”後，怎樣論證歷史中國“疆域空間”與現代中國“領土空間”，歷史中國“民族構成”與現實中國“多民族國家”建構的合法性，再次成為中國學術界關心的焦點。受此影響，在繼承“古史辨”學術傳統的基礎上，禹貢學派從沿革地理考辨入手，—方面，通過禹貢學會的體制化運作，“糾集同志從事於吾國地理之研究，藉此以激起海內外同胞愛國之熱誠，使於吾國疆域之演變有所認識，而堅持其愛護國土之意向”；[55]另一方面，通過對中國疆域沿革的專門研究，把“我們祖先努力開發的土地算一個總賬，合法地繼承這份我們國民所應當享有的遺產，永不忘記在鄰邦暴力壓迫或欺騙分化下所奪的是自己的家業”。[56]換言之，禹貢學人通過梳理歷代疆域沿革與邊疆民族問題，以求論證現代中國對古代中國疆域繼承的合法性，進而喚起國民覺悟，維護現代中國的統一與領土主權的完整。
1934年禹貢學會成立後，即提出編著《中國地理沿革史》、編繪《中國地理沿革圖》、編纂《中國歷史地名辭典》、考訂校補歷代《正史地理志》以及輯錄各類專題史料等5項研究計劃。其中，第二件工作就是用最新式的繪圖法，繪成若干種詳備的而又合用的地理沿革圖。由於歷史地圖可以直觀反映歷史中國的空間過程，因此，禹貢學會研究疆域沿革的最終計劃，就是要用現代歷史地圖的手段表述出來。在《禹貢半月刊》發刊詞中，顧頡剛對清末以來中外歷史地圖編繪情況做出一番總檢討：
我們也還沒有一種可用的地理沿革圖。稅安禮的《歷代地理指掌圖》早已成了古董，成了地圖史中的材料了。近三十年來中國、日本兩方面所出版《中國地理沿革圖》雖然很多，不下二三十種，可是要詳備精確而合用的卻一部也沒有。日本人箭內亙所編的《東洋讀史地圖》很負盛名，銷行甚廣，實際錯誤百出，除了印刷精良之外一無足取。中國亞新地學社所出版的《歷代戰爭疆域合圖》遠比箭內氏圖稍高一籌。至於上海商務印書館等所出版的童世亨們的《中國地理沿革圖》，固然最為通行，但其訛謬可怪卻尤甚於《東洋讀史地圖》者。比較可以稱述的，只有清末楊守敬編繪的《歷代輿地圖》。此圖以繪錄地名之多寡言，不為不詳，以考證地名之方位言，雖未能完全無誤，亦可以十得七八，可是它有一種最大的缺點，就是不合用。一代疆域分割成數十塊，驟視之下，既不能見其大勢，又有翻前翻後之苦。[57]
綜上所述，禹貢學人對於已有的各種中國歷史地圖皆有所批評，其原因大致分為三類：一是地圖內容上，多數地名考證不準確；二是在繪圖技術上，未能採用科學方法；三是在書籍裝幀上，未能方便讀者。換言之，對傳統中國歷史地圖的檢討，本質上是基於科學水平與地圖技術的內在評判，即“以今日之眼光視之，其弊在不合科學方法”。[58]基於上述認識，禹貢學會的新式中國歷史地圖編繪計劃，就是要在科學性上超越前者。這種“科學主義”的學術追求，也反映出禹貢學人繼承清儒“樸學考據”的新出路。同時，為提高新式歷史地圖的科學水平，禹貢學會進一步籌繪《地圖底本》，作為編繪歷史地圖的草圖底稿。這套地圖底本分為甲、乙、丙三種，其中甲、乙兩種均採用經緯線分幅，可分可合，同時加以最新式的繪圖方法。[59]同時，禹貢學會還制訂了系統的歷史地圖編繪方案，擬以“楊氏之沿革圖為底本，除重以科學方法繪製外，並就會中同人研究之所長，分別時代而考訂之，凡楊氏所遺漏或錯誤者，均為修補改正”。[60]這種以學會運作、集體分工、專題繪製的工作流程，對於此前個人化的編繪方式、教科書式的編繪目的而言，顯然在學術水平與運作模式上多有超越。
此外，在籌繪新式中國歷史地圖的過程中，本著“求真”的學術態度，禹貢學人還以問題討論的形式發表自己的見解。如王育伊《歷史地圖製法的幾點建議》、鄭秉三《改革歷史地圖的計劃》、蔡方輿《繪製〈清代歷史地圖〉報告》王育伊《鄭秉三先生〈改革歷史地圖的計劃〉讀後記》等文章均在《禹貢》上陸續發表，以收集思廣益之效。從討論的問題焦點來看，多集中於歷史地圖編繪的技術性問題，或提出古今地圖分立的模式，或建議採用復頁地圖的方法，或討論全圖與局部圖的拼合等。然而，就在上述工作積極開展之時，限於經費和人力，特別是抗戰的全面爆發，使得新式歷史地圖的編繪工作難乎為繼，最終胎死腹中，實為遺憾。但是，需要思考的是，除去對科學標準的學術追求外，禹貢學會籌繪的新式中國歷史地圖，在20世紀30年代中國民族國家建構的新形勢下，如何設定歷史上的中國“疆域空間”？
作為禹貢學會的創建者與支持人，顧頡剛對於新式中國歷史地圖編繪的態度十分重要，而其自身關於歷史中國“民族”與“疆域”的觀念，亦可以置放於學術民族主義的脈絡中加以追尋。在《禹貢半月刊》發刊詞中，顧先生就說道：
民族與地理是不可分割的兩件事，我們的地理學既不發達，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樣可以取得根據呢？試看我們的東鄰蓄意侵略我們，造了“本部名來稱呼我們的十八省，暗示我們的邊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們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們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書上都這樣地叫起來了。這不是我們的恥辱？《禹貢》列在書經，人所共讀，但是沒有幽州，東北只盡於碣石，那些讀聖賢書的人就以為中國的東北境確是如此了。不蒐集材料作實際的查勘，單讀幾篇極簡單的經書，就註定了他的畢生的地理觀念，這又不是我們的恥辱?[61]
從上述所言來看，顧頡剛已經明確認識到在現代中國“領土空間”建構的形式下，對歷史中國“疆域”與“民族”的理解，必須將非漢族的“周邊中國”納入歷史中國的疆域範疇。在抗戰前夕，顧頡剛又連續發表《“中華民族”的團結》《“中國本部”之名應早日廢除》《“中華民族”是一個》等文章，積極提倡廢除“中國本部”與“五大民族”的詞彙。[62]同時，他還提出新的歷史中國“疆域空間”劃分標準，即以“西比利亞以南至陰山以北稱為華北，陰山以南至淮河、秦嶺、崑山一帶稱為華中，自此以南直到南海稱為華南，從阿爾泰山至喜馬拉雅山稱為華西”。[63]換言之，在中國歷史疆域空間的設定上，顧頡剛將“漢族中國”與“周邊中國”同等對待，通過抹殺其中的族性與空間差異，進而創造出一個融合性、統一性的“中華民族”概念。由此，我們可以推斷出：在顧頡剛看來，新式中國歷史地圖中的“疆域”畫定，必須是超越傳統中國“九州”模式的“大中國”版圖，同時，在現代中國的版圖裡只有一箇中華民族，是“歷史中國”走向“現代中國”一脈相承的民族聯合體。
無獨有偶，在禹貢學會“地圖底本”的編繪中，特別是丙種第二號的《全中國及中亞細亞地圖》，“歷史中國”的範圍東至朝鮮半島和臺灣，南到中南半島南部、西南到現在的阿富汗、西到帕米爾高原西部、北到外蒙古北部國境。除中南半島、朝鮮半島和印度以外，還包括庫頁島、臺灣、中亞東部在內，與現行的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基本一致。[64]對此，禹貢學人解釋道：“因為我們打算研究民國以前各朝各代的疆域史，或其他關於地理的沿革考證，因於各朝各代所轄的疆域不同，設用現代中國來作底本，有許多朝代，就以疆域擴展較廣，不敷應用了。設或再找比較中國疆域廣闊一點的地圖，只好就用亞洲圖了。”[65]由此可以肯定：以顧頡剛為首的禹貢學人對傳統中國“疆域空間”的規劃，不僅包括“周邊中國”的“四裔”空間，甚至包括傳統“朝貢”體制下的鄰國。換言之，只要認可於傳統中國的“天下”秩序，均可納入“歷史中國”的範疇加以考察。
總體而言，禹貢學人對歷史中國“疆域空間”的構想，實質上是試圖構建“中華民族”相互融合的地理背景，這一空間版圖往往以“大一統”的方式存在，特別是新興民族所建立的“征服王朝”，成為歷史中國“疆域空間”擴張的主要方式。對此，童書業就說道：“元清以新興民族之勢，利用中國天然富源，故能保持極盛大之疆域；次則唐漢，秉本族極盛之勢，外徵四夷，疆域亦廣；而以分裂時代之五代疆域為最小。此實可證一國之宜統而不宜分裂也”。[66]這種自覺批判所謂“本部十八省”的思維模式，加上科學化的地圖繪製基礎，為日後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從中亦可看出，禹貢學派正是將中國歷史地圖編繪作為其學術民族主義思潮的象徵，並以此作為宣傳與喚起國族認同的工具。[67]
2、地圖與政治:抗戰初期“中國文化館”歷史地圖查禁案
伴隨20世紀30年代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相關《國恥地圖》的編繪成為此期歷史地圖事業的重點。如河北省工商廳繪《中華國恥地圖》反映出近二百年來中國國土淪喪的經過。武昌亞新地學社繪《中華國恥地圖》詳細註記了近代中國失地的沿革與經過。[69]商務印書館《中國疆域變遷圖》、建新輿地學社《中華疆界今昔圖》以及各類國難掛圖的內容亦大致相同。上述國恥地圖的大量發行，多有激發同胞愛國情懷的相同動機，特別是為喚起中國民眾對日抗戰的堅強意志。1935年，正是因為《國恥地圖》的政治指向性，引發了日本政府的外交抗議。然而，在當時“攘外必先安內”的綏靖政策下，南京方面屈從於日方壓力，下令“取締本京南洋、大東兩書局販賣五彩國難掛圖”，甚至“通飭各警局密飭本京各書店，對於陳列容易刺激情感之此類圖畫，隨時注意改善在卷”。[70]
與此同時，為構建統一的國家版圖意識，南京國民政府逐漸加強對地圖編繪的政策控制，專門成立水陸地圖審查委員會，並制訂出《水陸地圖審查條例》。在“領土主權”的話語塑造下，任何不符合官方標準的各式地圖，均在查禁之列。此後，國民政府內政部發布訓令：“在此抗戰期間，各書局出版之地圖，多有未經送審，擅自發行者，此等地圖一有錯誤，關係於國防、軍事、外交、文化等，至為重大。……對於該地業經發售，未曾依法送經審定之地圖，務須嚴加查禁。”[71]在國民政府強化地圖出版控制的情勢下，1937年6月4日就發生了一起“中國文化館”歷史地圖查禁案，成為國家力量介入歷史地圖編繪的典型事例。
1935年，中國文化館出版魏建新編繪《中國歷史疆域形勢史圖》《日本在華勢力史圖》《帝國主義在華侵略史圖》等歷史地圖三種，“以資喚起民眾走向自救救國的道途”。[72]其中，《中國曆代疆域形勢史圖》，上起“夏代疆域形勢圖”，下迄“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三次瓜分中國圖”，以圖解的形式簡略表現了中國曆代的疆域變遷情況。《帝國主義在華侵略史圖》則關注近代列強在華勢力的變遷過程。在《日本在華勢力史圖》一書中，作者更是寫道：“(本書）的寫出，其目的在使中國的大眾們，知道日本在華勢力的龐大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悠久底歷史。……日本在華勢力底樹立，不是善意換來的，乃是高壓迫來的。”[73]由此可見，魏建新編繪上述歷史地圖，其目的就是要揭穿當時日本宣揚的“中日親善”騙局。1937年，上述三種歷史地圖均於南京鼓樓街民眾館國恥展覽會公開陳列，隨即遭到南京憲兵司令部的查禁。首先被查禁的是《日本在華勢力史圖》，禁令如下：
查此次鼓樓街民眾館國恥展覽會所製圖表，內有魏建新所著之中國文化館二十四年九月初版《曰本在華勢力史地圖》，內容有欠妥實，如第四圖《日本對華領土的侵略》，著黃色等列為中國本部，而將東北四省列為“強佔地”，貫滿紅色橫條紋，顯分為另一版圖，不啻承認偽滿組織，日後難免不貽人口實。……又第十二圖“日本在華的領事館”竟以成都列有領事館。竊以蓉市設領，我方絕對不允許，偏此圖輾轉流入敵人之手，寧不增我外交以困難？……似此作為史地圖書，貽誤讀者。何異間接利敵，似此類地圖……（當）嚴加查禁，以杜流傳為妥。[74]
應該看到，歷史地圖作為國家歷史疆域的象徵符號，本身就具有政治宣傳的複雜角色。特別是在1937年對日全面抗戰的新形勢下，南京國民政府的政治訴求必然反映在其對歷史地圖的管控之中。從上述國民政府查禁理由來看，主要聚焦於兩點：一是《日本在華勢力史圖》中對偽“滿洲國”的標繪，難免貽人口實；二是圖中成都領事館的標繪，多與實際不符，由此可能釀成外交糾紛。如果聯繫1931—1937年中國民族國家建構危機中的“日本”問題，不難發現圖中對東北“滿洲國”問題與成都“領事館”事件的強烈抗議，正是基於國民政府開始對日抗戰的現實政治考量。[75]這種民族主義話語下的地圖政治運作，實際上與魏建新編繪此圖的目的形成一體兩面的效果。此後，伴隨對日抗戰的全面爆發，國民政府對歷史地圖編繪的控制越發嚴密，中國文化館刊印之歷史地圖遭到全部查禁：
《日本在華勢力史地圖》《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圖》《中國曆代疆域形勢史圖》，均為魏建新新著，……同系中國文化館民國二十四年九月新版。查其內容……將本國版圖四分五裂，宛如只有外國勢力之存在，而無本國政治之統治，影響民族尊敬祖國、復興祖國之思想及本國在國際上之地位甚巨。……足見該作者不顧對於民族國家影響之大，改頭換面，任意撰著騙錢。總之，該項《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圖》《中國曆代疆域形勢史圖》與前令查禁之《日本在華勢力史圖》同一謬妄，直接影響國家地位，間接作利敵宣傳……（故）予以查禁，以正視聽。[76]
分析上述所言，可知後兩種中國歷史地圖的查禁理由，與前述《日本在華勢力史圖》多有相似之處。抗戰爆發後，中國的民族國家建設走向最為緊要的關頭，受其影響，國民政府對於法理上中國現實版圖的宣示，不僅關乎國民黨統治的合法性，更是中國民族國家建構的現實需求。因此，在抗戰初期民族主義情緒更加高漲的情況下，上述三種歷史地圖遭遇查禁也就不難理解。這種地圖政治的廣泛運作，就其性質來講，則是南京國民政府以民族國家之名，通過對民間編繪歷史地圖事業的強力管控，進而表達中國政府對日抗戰的決心與意志。換言之，查禁歷史地圖只是一個藉口，其背後則是戰時國民政府對“領土空間”合法性的政治考量。因此，作為民族國家的版圖象徵，抗戰前夕的歷史地圖編繪浸染強烈的現實政治話語。而南京國民政府泛意識形態化的解讀，亦使得歷史地圖成為國家實現其政治訴求的重要工具。
結語
近年來，近代中國的民族國家建構日漸成為學界研究的主要課題。基於上述問題意識，研究者開始關注國家儀式、象徵體系、紀念景觀對喚醒民眾國族認同的建構作用。然而，作為近代中國領土空間具象化的地圖生產，特別是其與清末民國民族國家建構的關係問題，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應該看到，清末民國作為中國民族國家建構的發軔期，在特定的歷史社會條件下，作為領土識別標誌的地圖開始進入個可以無限再生產的系列之中，能夠被轉移到海報、官式圖記、有頭銜的信紙、雜誌和教科書封面、桌巾還有旅店的牆壁上”。[77]同時，地圖以高度辨識性與隨處可見性等特徵，開始深深滲透到民眾的國家想象之中，成為孕育近代中國民族國家認同的強有力的象徵。正如抗戰時期一位普通知識分子所言：
地圖是國家形狀的縮影，我們不能把它當作一種平常的圖表來看，我們要特別加以尊敬和愛護，我們要時時拿來看，愈熟悉愈好。……我們打開地圖一看，便覺得我們的國家，是無比的美麗，實在太可愛了。但是現在被萬惡的倭寇來踐踏，已經變了顏色，這是我們的奇恥大辱，我們看了地圖，都要切齒痛恨，我們今後應該加倍愛護我們的地圖，不讓它破損，有了破損，立刻要修補，使它永遠完整。[78]
在諸多地圖類型中，歷史地圖對近代中國民族國家認同的形塑，作用往往不可替代的。從清末開始，特定的、被緊密畫出領土單元古老性的中國歷史地圖，通過這些地圖的歷時性的敘述框架，進而賦予傳統中國“疆域空間”向現代中國“領土空間”轉型的合法性。因此，根據這些歷史地圖“中國”這一地理實體的版圖記憶，有力論證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線性發展路徑。從上述歷史地圖對傳統中國“疆域空間”的論述出發，可以看出民初以降一般知識階層已經形成較為明確的國家領土意識，對多民族國家建構條件下“領土空間”格局亦有突破性的理解，而不囿於傳統王朝地理學的話語體系。同時，在新的社會環境的影響下，近代中國的歷史地圖編繪不可避免地與現實政治發生糾葛，繪圖者表現出強烈的“國恥意識”，反映出當時知識階層對現代中國領土主權的極度焦慮。當時有學者就發出這樣的感慨：
邇者從事繪歷史地圖而不禁有慨焉。元代顏色偏於中國全部及伊兒、欽察、察合臺、窩闊臺四汗國，跨越歐亞兩洲，疆域之大，亙古無比。降至前清，經元明兩代之變更，治亂廢興之後，雖不免小有出入，然東三省入我版圖，琉球、臺灣歸我管化，而庫頁島則我之直轄顏色也。不丹、尼泊爾，我之領土顏色也。朝鮮國，我之屬國顏色也。安南、緬甸，我之朝貢國顏色也。疆域之大，雖不能比隆元代，然既併吞八荒，掩有六合，自古以來舍元而外，莫之與京者。而今我中華民國何如者，輿圖易色，非昔比矣。庫頁島、黑龍江州，則日俄之顏色也。朝鮮、臺灣，則日之顏色也。不丹、尼泊爾，則英之保護色也。安南、緬甸，則英法之色也。藩籬既破，語曰唇亡齒寒，覘國者有憂焉。……嗚呼，我中華民國其不國矣，言念及此，不禁投筆三嘆矣。[79]
這種強烈的“國恥”意識，使得清末民國知識界在對中國歷史疆域的刻繪中，往往不自覺地將歷史上的外藩也作為中國的一部分，極力宣揚漢唐元清“大一統”版圖，給人以中國歷史疆域無遠弗屆的自豪感。同時，對於近代中國領土日蹙的窘境，則給以強烈的國恥記憶。這種對中國歷史空間的對比性書寫，一方面表明時人對現實中國“領土空間”直接繼承傳統中國“疆域空間”的普遍認同，另一方面也展示出其對現實中國領土空間與民族邊疆問題的極度焦慮。同時，新式歷史地圖古今對照的編排方式，不僅有意識地迴避傳統“禹貢九州”的空間法統，更是建構了一套線性的歷史空間進化圖式，進而在民族起源上打破“黃金古代”的一元說法，以融合多元化的邊疆民族空間。[80]總之，清末民國的中國歷史地圖編繪，通過論證中國“疆域空間”向“領土空間”轉型的合法性來建構出符合“中華民族”空間發展的線性圖式，成為近代中國民族國家建構中獨特的“製圖敘述”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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