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夏夜飛行器
2009年5月12日下午，我擠在從北川老縣城回永興板房的祭奠班車上，一個大嫂突然說起了下午的地震，她說是5點48分，聽到咯噔一聲。是嗎？地震了嗎？我一時糊塗起來，想起來，那時候，我應該在出縣城的路上，第一次要上坡的時候，因為前天晚上只睡了一個小時，加上在路上站了一天，我當時覺得極困，於是走到路邊的亂石中，抽完一支菸，然後打了個盹，突然聽到旁邊打電話的少年聲音特別大，被吵醒過來了，張開眼睛的時候，一時恍惚，覺得過了好長好長。然後我就繼續趕路。周圍的人們，也並沒有異樣，感覺到餘震的那位大嫂，似乎在說一件平白無淡的往事。確實，餘震對於他們來說，並不新鮮。驚慌也沒有用。大家的沉默，在我這裡，我更願意將其理解成一種無力感。
但無力感的產生之前，很可能卻是施與。可當你發現自己面對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們，卻無計可施時，深刻的無力感就來了。這種無力感，我最初的感受來自於日漸年邁的父母，作為日漸成年的子女，一定能感受得到，曾經頂天立地的父母，如今卻只能默默地作為看客，對於我們的人生，他們已經不能再做出安排和指點了，那些不經意間流露的失落感，常常會像過電般流過我的全身。
但真正讓絕望的無力感，則來自於2年前看的一個電影，《南京》。其中的魏特琳女士(華群)，所在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是專門收容婦女難民的難民所，作為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務主任，她就像觀世音菩薩那樣，拯救、庇護了那麼多中國女子。但看到電影結束時的字幕，我卻驚呆了，原來她自己得了嚴重的精神憂鬱症,在回美國的途中自殺過，被救了過來，但回到美國，再次自殺，離開了人間。她那麼決絕的赴死，讓我產生不寒而慄的悲傷，在她的身上，我感覺到了人心面臨巨大的苦難時，被擊穿的黑洞，是多麼地可怕。這樣的黑洞，不僅存在於受害者、弱者身上，也一樣存在於那些施與者、強者、拯救者的身上。
那麼在2008，最大的苦難，莫過於5·12大地震。“和這裡的山一座座的崩塌一樣，現在，這裡的人心，也崩塌了，重建家園，首先還得重建人心”，這是長沙的心理諮詢師張玲去年在紅白鎮時的第一感觸。我想，這是很多人的共識，無論是媒體還是政府，都把“心理援助”、“心理干預”這樣的詞彙，播放得十分響亮。但在我們這樣的文化傳統下，大家其實還是不願意屈尊於一個一個的人，或者說普通人，地震有很多明星人物，很多模範，很多典型，但要耐心細緻地回到個人，還是那麼地困難。分發牛奶可以統一，計算補助可以統一，分配房屋可以統一，轉播晚會也可以統一，但關於人心的撫慰和療傷，卻是不能的。我所碰到劉猛、董文、張玲、史佔彪、傅勝春、趙歡、都江，還有馬重禕、雷梅、小胖、趙壘、鄒芳偉、王永強、老龍、老張……無論是心理諮詢師，還是志願者，他們面對的，就是一張張具體的面孔，他們自己也是那麼地獨一無二。
人的尊嚴，就是建立在這樣的獨一無二之上。人的痛苦，也是如此。我不敢和他們談太多我所理解的魏特琳，因為負面情緒會傳染。因為我知道，他們中的很多人，是很苦惱的，他們不是上帝，他們只是志願者，只是心理醫生，但複雜曖昧的現實，卻讓他們不得不去承擔那些苦難和麻煩。劉猛自己有癲癇病，他的團隊每天只有50元的伙食費。中科院心理援助北川站站長史佔彪博士告訴我，有7個心理援助站的他們，從去年到現在，從未在民政部、衛生部和其他部委拿過一分錢，也沒在四川省拿過一分錢用作心理服務的經費，“要做那麼多事，中科院自己提供的這點科研經費哪能夠”，但“向政府哭窮，又不合適”，在大城市裡每小時收費至少300元的心理諮詢師們，在這邊拿的是每天15塊的生活補貼，而且大多也不能報銷回家的路費。今天的災區，四處都是工地，修路，修房子，但修心的人們，卻是如此捉襟見肘，如此疲憊不堪。當現世安好天下太平時，我們也許可以粗糙地對待自己的內心，但它傷痕累累的時候呢？
5月12日，我拖著沉重的步履，走在北川縣城的街道上，滿街的丁香花正在盛開，散發出濃濃的香氣，我知道，很多人在懷念這種熟悉的味道，就好像我們自己，常常懷念母親身上的汗味一樣，每個母親的味道是不一樣的，走散的孩子必須找到自己的母親才會停止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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