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川，古稱樊汊。據有關人士考證，古代的淤溪河(今鹽邵河)西起淥洋湖，連接樊良湖(後湮入邵伯湖)，從樊良湖分岔後流入樊川而終(即鎮區界河，1943年被偽軍填河築路覆蓋，今為人民路)。樊川的先民們取樊良湖的“樊”，取淤溪河是樊良湖分汊的“汊”，合二為一，稱為“樊汊”。史籍中最早出現樊汊地名與隋文帝開皇七年(587)四月開挖的“山陽瀆”有關。山陽瀆，即山陽河，亦稱三陽河，史稱邗溝東道。據《揚州水道記》載，“……揚州山陽瀆，蓋由茱萸灣(今灣頭)至宜陵，達樊汊(今樊川鎮)、高郵、寶應山陽河，以達射陽。”1957年樊川鎮在疏浚、拓寬鎮區三陽河時，曾在河道中心（今鎮區樊家垛東碼頭東北三四米處）挖到古水井數口，均用弧形井磚所砌。據此磚推測，隋代以前若干年樊家垛就有先民居住了。
“樊川”之名始見於乾隆五十年（1785）十月由金兆燕撰寫的水陸寺碑文，題為《揚州府泰州樊川鎮水陸寺碑》，碑文中有樊川鎮水陸寺“創自唐代，歷宋、元、明，興替不常”之句，兩處提到“樊川鎮”，說明“樊川”一名始於乾隆五十年之前。金兆燕撰寫的水陸寺碑是樊川鎮由來的見證，為樊川鎮的歷史、地理沿革提供了文字證據。其後樊川鎮歷經清朝、民國直至“文革”，200多年裡 “樊汊”與“樊川”交叉使用，一地兩稱，“文革”後統一稱“樊川” 。
從隋文帝開挖山陽瀆經“樊汊”，至今已1400多年。此前古鎮已初具規模，人煙向聚，漸成集鎮，千百年後又更名為樊川。但無論古稱樊汊，還是近稱樊川，樊汊與樊川都有著共同的特徵：“汊”，河流的分岔，水也；“川”，河流，川流不息，水也。樊汊、樊川，皆因水得名，遇水而興。
樊川歷史上曾因“商號如林，商販如星，人潮如流，船隻如梭”的繁華景象，有過“小小樊汊賽揚州”的輝煌。
清道光年間，興化詩人李國宋在《宿樊汊》詩中這樣描寫：“二月柳絲長，歸帆掛夕陽。春風吹野水，瞑色近河梁。宿草霜根白，殘雲雨腳黃。玉樓高半掩，繡被冷孤航。”傍河而建的兩條大街，一條是用條石鑲疊而成的石頭街，一條是用青磚鋪砌的磚頭街，在當年屬上流時尚。街坊兩邊的河房、商店，鱗次櫛比，傍水相依。河面上橋樑縱橫，水陸交匯。登高俯視，水面波光粼粼，舟楫雲集，岸上人聲嚷嚷，商旅如潮。水上街市在晨光夕照下，別有一番風情。
樊川的繁榮，延及到太平天國和後來的軍閥混戰時期。江南的一些士大夫階層和滬寧線上尤其鎮江的一些富商巨賈，在戰亂中紛紛選擇避難棲身之所；特別是抗戰爆發後，蘇、常、錫、鎮、揚等地一些官宦和商賈四處逃難，樊川便成為他們的“桃源”之地。當時流傳這樣的說法：“有錢有勢的遷四川，有錢無勢的到樊川。”於是鎮上人口猛增至五六萬，房租也隨之提高十倍，一時畸形繁榮，委實空前。極盛時樊川本地相繼出現了滕、黃、葛、呂、徐五大家族，和外來的鄭、張、茅、靳四大公館，以及十大商號等等，真是百業紛呈，萬商雲集，蔚為壯觀。
當年的樊川交通便利，每日有70多條幫船開往蘇北各地，載貨運客川流不息。樊川的米市油坊、五洋雜貨、木業金融，十分興旺。另外還有唐代建築古水陸寺、武當行宮等眾多廟宇，香火鼎盛，千載不衰。隨之而興的酒樓茶肆、妓院煙館、書場戲院，應有盡有。三里長街，一水中流，從西南奔向東北，注入板橋塘。街河兩邊是河房，茅廬水榭畫閣，一派古幽之風。一些傍水興建的花園式酒樓，另有一番景象：前後窗欞，左右荷塘；茅草蓋頂，冬暖夏涼。每至盛夏，臨軒而立，芙蓉朵朵，碧葉田田；一入冬天，圍爐而坐，絃歌盈耳，日日高朋滿座，朝朝騷客盈門。而那些遺老遺少，更是“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在戰爭的歲月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
“一步兩座廟，三步兩檔橋”，樊川史上曾有眾多的廟宇和形態各異的橋樑。橫跨街河(界河)的大小橋樑達10多座，其中有以石壘成的通關橋，有以鐵製成的漢宮橋，有以磚砌成的永善橋，形式獨特的當數同成油坊老闆朱在東造的萬年橋，其兩側橋基石一直完好。
十年河東轉河西，民國二十九年（1940），樊川遭受日偽鐵蹄蹂躪，復又屢被蔣軍盤踞，各大商家先後他遷，極盛一時的樊川，從此逐漸衰落。可是“小小樊汊賽揚州”的美譽，卻長留在人們的記憶中。 （王傳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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