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雅典是西方文明的開源地，在人類文明史上有著不可或缺的地位。雅典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它的“民主精神”，其中，克里斯蒂尼創立的“陶片放逐法”又是以保護民主政治為目的的。許多學者盛讚“陶片放逐法”是“民主精神的啟明星”。
就這一點上，筆者認為還是有待商榷的。“陶片放逐法”卻是一個相當具有民主精神的法制，但弊端也在於它“太民主”了。人的情緒、喜好、受到政治家的煽動、個人恩怨等一系列不可控的因素都會影響“陶片放逐法”的公平性。所以說，太過自由的民主，並沒有想象的那麼好。
一、陶片放逐法的出現標誌著雅典民主政治正式走向輝煌
在早期的雅典，民主政治還在萌芽之際時。雅典城邦和世界上其他國家一樣，都是貴族階層統治的社會。貴族凌駕於一切法律之上，在雅典城邦內胡作非為，而雅典的《德拉古法》更是嚴苛：連偷個懶的人都會被直接處死。在這樣殘酷的社會環境之下，平民和貴族的矛盾日益尖銳。
這時候，梭倫站了出來。他在民眾的擁戴下，當選了雅典的執政官，首先就廢除了之前所有的債權，解放了平民和奴隸，隨後頒佈了一系列法令，沉重打擊了氏族貴族，正式拉開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帷幕。
但梭倫死後，氏族貴族的勢力死灰復燃，一度僭越了民主權力，又重新凌駕於法律之上。剛剛萌芽的民主幼苗，前途渺茫。隨後的政黨鬥爭中，民主派打敗了貴族派，
陶片放逐法規定：每年六月份，五百人議事會開會期間，向全國公民大會提出請求，詢問是否執行“陶片放逐法”。隨後公民大會開始表決——超過半數的公民舉手表示同意，則准許五百人議事會的請求，執行陶片放逐法，並定下日期。
陶片放逐法大會開始時，人們會在廣場中間用木板圍出一個場地，留下十個入口。十個部落的人從屬於自己部落的入口進入會場，每個人都會獲得一片陶片，人們要將自己想放逐的那個人的名字寫在上面，並正面向下，放入投票箱。隨後執政官開始點票，獲得票數最高的那個人會被放逐，十年後才可以返回雅典城邦。
值得注意的是，陶片放逐法的執行有非常嚴苛的規定：首先，必須要有6000的雅典成年男性出席，多一個少一個，大會都不得召開。這一規定就直接導致，整個雅典文明期間，陶片放逐法的執行次數不過十幾次；然後，執政官清點票數的時候，如果發現票數低於6000，那麼本次陶片放逐結果作廢，如果高於6000，則流放獲得票數最高的人。
其次，被放逐的人沒有任何辯解的餘地，他要在10天之內，回家處理好事物，然後等著被執行流放。流放的期限是十年。在此期間，如果沒有雅典城邦的召回，不得回到城邦之內。但雅典城邦會保留其公民財產和政治地位，迄其一回國後，立刻恢復。
被流放的人如果在外邦受到雅典居民的傷害，雅典將處罰施害者。此外，被流放的對象僅僅是針對個人，不會牽扯其家庭成員。陶片放逐法一年也最多允許流放一個人，這當然是為了不造成社會恐慌而考慮的。
二、陶片放逐法的民主與過分民主
從克里斯提尼設立“陶片放逐法”的初衷來看，是為了維護民主政治，也是為了保護民主黨。因此，陶片放逐法是為了限制黨爭而問世的。
縱觀世界歷史，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黨爭無時無刻不在發生，黨爭是殘酷的，結果只有一個“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勝利的黨派會不會為國家發展做出有用的貢獻，這一點暫且不論，光是黨爭本身就充斥著血腥和爭鬥，它是和人類文明發展方向相悖的。
所以從這一點上來看，陶片放逐法無疑是對失敗者最溫和的對待方式了。而且陶片放逐法的放逐權僅僅握在公民手中，這就保證了公民具有絕對的權力——無論執政者的地位有多麼高，只要公民不滿意了，都可以讓其下臺。
這樣就確保了執政者不會胡作非為，他的行動都是在人民的監督之下進行了，對維護民主政治，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但是這是建立在理想的情況之下，即全體公民都足夠理智，被流放的人都是“壞人”。不可否認的是，在公元前490年，陶片放逐法確實對維護雅典國家的穩定，立下了汗馬功勞。但它的執行者是人，哪怕是幾千人共同參與的結果，也不免受到主觀因素的影響。
以阿里斯提德為例：他是雅典公民中公認的“最公正的人”，在馬拉松戰役和薩拉米海戰中，帶領著雅典人應用抗擊外敵，立下了赫赫戰功。他也因此被雅典公民推舉為執政官，他的政敵地米斯托克利，是大名鼎鼎的雅典海軍創立者，是為雅典海上事業的奠基人。
地米斯托克利成功煽動公民們放逐阿里斯提德。阿里斯提德問那些公民為什麼這樣對待他，有人回答說“因為我感覺你大權在手，會對我們做不好的事情”，更有人回答他就是不想天天聽別人說，阿里斯提德是“最公安的人”，聽煩了。
最後阿里斯提德被放逐的罪名是：“通敵波斯”和“殘酷對待苦苦哀求他的人”。
希臘著名哲學家普魯塔克說：“這一制度並不是對放逐者的卑劣的行為給予的懲罰。並且放逐者並非一定是幹出了什麼卑劣的事情而被放逐的。”
另外，他的政敵地米斯托克利也好不到哪裡去：地米斯托克利出身貧寒，父母都是寂寂無名的人，這點和阿里斯提德完全相反，但是他有很大的志向。在希波戰爭時期，地米斯托克利表現出色，為自己帶來了很不錯的名聲。由此，他正式踏上政治舞臺。
馬拉松戰役勝利之後，全希臘人都沉浸在勝利的狂歡之中。只有地米斯托克利冷靜下來，他說服眾人把錢花在建立雅典海軍上，由此，奠定了雅典的海上絕對話語權。隨後的薩拉米海戰，也證明了他的高瞻遠矚，此役之後，地米斯托克利的聲望達到頂峰。
同一時期能和他分庭抗禮的就是阿里斯提德，後者出身高貴，父親更是雅典政壇舉足輕重的人物。由此引發了代表平民的地米斯托克利的不滿。而且當時的人們對阿里斯提德的評價都是一些溢美之詞："堅持自己走有政治家風範的道路","在各種境遇下他都想到應該盡力為國家服務不計任何報酬,無論是金錢也好,或者意義重大得多的聲譽也好"
地米斯托克利開始在人群裡面大肆散發詆譭阿里斯提德的言論，導致其被放逐。地米斯托克利如願以償的獲得了自己夢寐以求的位置。可是，他後來也被放逐了。公民放逐他的理由是：“害怕出現一個軍事獨裁者對雅典民主制產生威脅”。
首先不論地米斯托克利的人品如何，他肯定是一個很有能力的人，而且是一個極有可能使雅典更加輝煌的一個人。人們流放他僅僅是出於“害怕”，這簡直令人啼笑皆非。所以在筆者看來，過分民主並不是並不是一件好事，它有時反而會成為了雅典城邦發展的絆腳石。
三、陶片放逐法的消失
陶陶片放逐法的最後一次運用是在雅典遠征西西里之前，當時的雅典已經和斯巴達進行過了長久的鏖戰，尤其雅典城邦還經過了長達三年之久的瘟疫荼毒。這使得雅典城邦的人口銳減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據學者考據，當時的雅典城邦僅存兩萬多男性公民。
在這樣艱難困苦的情況下，雅典和斯巴達簽訂了五十年停戰條約。條約簽訂後，以亞西比得為首的主和派和以尼西阿斯為首的主戰派，多有齟齬。隨後，雅典公民召開了陶片放逐大會，但是陶片放逐的結果卻令人大跌眼界——被放逐的人是海博波拉斯。
這個海博波拉斯只不過是一個平民，他在人群中號召公民們放逐亞西比得和尼西阿斯，但隨後被兩人聯起手來攻擊。被放逐在雅典人眼裡並不是一件恥辱的事，不過是換個地方居住10年罷了，相反它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因為只有足夠高貴的首領才有資格被放逐。
現在一個平民被放逐了？憤怒的人們意識到陶片放逐法已經掌控在執政者的手裡了！這已經背離了設立陶片放逐法的初衷——它不該也不能為權貴們服務！於是，陶片放逐法被廢除了。
在筆者看來，這種完全民主的制度根本就不可能長久地存在，因為不可能所有人都“絕對理智”。當然，也不能否定，陶片放逐法為民主文明帶來的意義重大的貢獻，它也是人民美好價值觀的集中體現。
參考文獻：
《古希臘史》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
《希臘政治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