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曆史進入到北魏時的公元六世紀初期，齊魯的山水似乎沒有受到人間世俗的打擾，青山綠水一切是那麼的寧靜自然，保持著原有的生態。
一天，一位風塵僕僕的漢子沿泗水西進走入曲阜，他敏銳地觀察、詳盡地考查著這裡的山山水水，並把它們記錄下來。由此，為曲阜留下了一筆寶貴的歷史寫實，成為不可多得的人文財富。他便是我國著名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
在其著作《水經注·泗水》中，我們似乎鮮活地看到曲阜當時的寫真影像。特別是泗水之陽的孔林考證：葬在孔林的孔氏墳墓可辨者五十餘冢，“人各昭穆，不可復識，有銘碑三所，獸碣具存。”由此我們得知，當時孔林內某個墓冢前有石獸存在。這歷史的一閃給我們帶來諸多的好奇與猜疑！我們知道，古時大凡身份顯赫者墓前皆立有石獸，成排列隊，好不威風。那麼，墓前立石獸起源於何時呢？此石獸何貌？又是為誰所立呢？
唐封演《封氏聞見記》卷六這樣寫道：“秦漢以來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馬之屬，人臣墓則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屬，皆所以表飾墳壠如生前之儀耳。”這是唐人的表象總結。其實，現代考古證明，早在商代王墓和各級貴族的墓葬中就流行以狗作殉，這一舉動應是墓葬石獸產生的真正肇因。《說文解字》：“狗，叩也，叩氣吠以守。”表明在古人的觀念中，狗一經被人們馴服利用，便具備了守護價值，於是，就有了葬狗習俗，目的是以守陰戶。至春秋戰國時期，楚國的擴張與墓地“鎮墓獸”的出現並開始流行，為墓葬守護進一步得到明確化。伴隨著守墓功能的基因，漢時“事死如生”的厚葬觀念與墓祭功能的最大性結合，為墓冢石獸的產生提供了基礎。我國現存最早的墓前石獸便出現在西漢時期，那就是西漢武帝茂陵的陪葬墓——霍去病墓冢前的一組石獸。
東漢末期的建安十年（205年），魏武帝曹操以天下石獸雕琢無益，勞民傷財，下令不得厚葬，即使墓前立碑也在嚴禁之中。至此，在他的勢力範圍內，陵墓神道樹立石獸的行為有所收斂。晉武帝咸寧四年（278年），司馬炎又詔曰：“此石獸、碑表，既私褒美，興長虛偽，傷財害人，莫大於此，一禁斷之。”至此，墓前石獸幾近絕跡。
但北魏時又恢復了漢時的陵寢制度，伴隨著佛教石刻造像的大興，影響著陵寢建制，神道石獸又悄然回到了陵墓。但此時並不普遍，發現極少，1976年，在河南洛陽市邙山上寨村南部發現了北魏孝莊帝的陵墓——靜陵。陵前，出土了一雙手握劍的武士石人及石獅。
可以這樣說，唐以前，除了魏晉時期的禁立，墓冢石獸還沒有定製，數量的多寡、造型的種類按墓主經濟能力來，有錢可以任性。但有唐以來便給墓冢石獸立下了規矩，從此無論何種石獸有了特定的名稱——石儀。
書歸正傳。當歷史跨越到元代，又有一名楊奐者，漫遊闕里謁拜孔子墓。他在《東遊記》中這樣描述到：“先聖墓西北白兔溝也，二石獸狀甚怪。林廣十餘里，竹木繁茂。”這裡明確地告訴我們，在林內一個叫“白兔溝”的地方立有二石獸，造型奇特怪異。無疑，他與酈道元所述是同一石獸。
據乾隆《曲阜縣志》載，舊時，孔子墓西北處確有“白兔溝坊”建築，可惜清時已蹤跡全無。
曲阜資深學者孔繁銀先生在《曲阜的歷史名人與文物》一書中，介紹東漢孔彪碑刻時有這樣的記述：“此碑原在孔林內，孔子墓西北一里許，孔彪墓前。於清乾隆間移於孔廟，為記其事又立新碑於墓前。墓前還有漢石獸二，漢石闕一座，已散為四塊。石獸已於1963年移入孔廟，1983年置於同文門下，石闕還散失在孔林中。”
據孔府檔案史料記載，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在對林廟歷代碑碣清查時，就在孔廟同文門外東間，發現孔彪、孔宙之碑，錄之並注：“自孔林移置同文門外東間”。孔繁銀先生一生致力於曲阜文物保護與研究工作，通讀了大量的檔案資料，親自踐行了對許多古蹟的保護，所記甚是。
原來這“石獸”的主人屬於孔子十九世孫孔彪。
孔彪，字符上，官至尚書侍郎，出任博陵（今河北境內）太守。其父孔賢，育有三子，宙、翊、彪，而婦孺皆知的孔融就是孔宙的第四子，孔彪是他的親叔父。
據孔彪碑殘存的碑文所載，孔彪年輕時候，英姿颯爽，嫉惡如仇，博學多識，深諳禮法，也是有名的孝子。年紀稍長，經舉薦為孝廉，擔任郎中博昌長。後輾轉作了博陵（今河北蠡縣）太守，當時博陵這個地方，饑荒氾濫，餓殍遍野，盜賊四起，百姓不教，五品不遜。孔彪走馬上任之後，實施仁政、樂政，敬敷五教。此後，“路不拾遺，斯民以安”。後又遷下邳相，不久以病辭官，告老還鄉，瀟灑而自然地病疾於故里。
“敬敷五教”，是一種樸實的政治手段。古人認為，君臣、夫婦、父子、兄弟、朋友，是構成社會最重要的五種人際關係，即我們熟知的“五倫”。用孔子的一段話來闡釋，就是“父慈子孝，兄良弟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禮記·禮運》）此項信條涵括了生活在社會中所有的自然人，它也是我國曆史上頗具威嚴的人倫法規，一般認為它禁錮了中國國人二千餘年。需要說明的是其概念並非孔子所發明，與孔子同時期的齊國人晏嬰也曾說過類似的話：“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兩者比較不難看出孔子的論述更加人性化、廣泛化。後世儒家把它歸納到“道德”人倫範疇，可笑的是後世按自身的需要把它們肢解開來。
其實，孔子要表達的是：父與子、兄與弟、夫與婦、長與幼、君與臣是一種平衡的對等關係，不偏不倚地各自扮演好自己的社會角色。他們相互作用、依賴。孔子的政治主張，或者說一生的追求，是禮樂制度下的德政仁治，讓人們都過上有序和睦的社會生活。所以，最初的道德是雙向選擇，換一種方式用今天的話講就是：只有為父慈祥，子才會孝順；兄長具有表率作用，才會得到弟的敬愛；為夫具備健全的人格，妻子才會聽從他的建議；年長者充滿關愛，年幼者才會順從；為君者按制度（禮制，“克己復禮為仁”）行事，臣才會忠於職守。春秋時有“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的說法可以佐證。（《左傳·僖公三十三年》）
看來，孔彪得到了孔子的真傳。這樣為民服務的好官當然受到人們的愛戴，死後饗用石獸當在情理之中。當時立此石獸，現在來看絕非隨波逐流，只是特意給後人留個念想。否則，石獸不會成為孤品。
有幸的是我們今天依然見到二石獸的尊容，現存放在曲阜漢魏碑刻館。其中一個為虎形，另一個似獅形，都有類似羽翼的紋飾，不與後世石儀一樣成雙以配。“石獸”的腹部以下采用鏤空處理，表面平整光滑；後肢以浮雕的形式加以表現，線條流暢，具有明顯的東漢石刻特點。
它們揹負著歷史的滄桑，傷痕累累，滿目瘡痍，通體寫滿了故事。
作者：劉巖 孔志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