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一實驗小學
七足歲那年，我才上小學。學校坐落在虎坊橋附近，叫北京第一實驗小學。父母讓我上這個學校是因為離家近——那時我家已經從東華門搬到了天橋，從平房搬進了樓房。在1950 年代，人們心中一般都認為樓房比平房好， 因為樓房裡有暖氣，平房沒有；樓房裡有衛生間，平房沒有。那是一座三層的小樓，層高比後來蓋的樓房高很多，據說是出自蘇聯專家的設計或者是學的蘇聯。
我一開始去上學是坐一個帶小房子的三輪車，就像現在大街上私自拉客的三輪車一樣，只不過不是電動的，是人蹬的。小小的長方形車廂有兩排座位，每排都擠了三四個孩子，那麼小的空間就塞下了七八個孩子，那時候我們是多麼小啊。長大些後，記得大約是從三年級開始，媽媽就給我買了學生月票，讓我獨自坐公車上學去了。我家到學校只有4 站路，先坐兩站15 路，再坐兩站14 路，就到了校門口。那個年代社會秩序井然，從沒有人會想到孩子必須要大人接送否則會被人拐賣什麼的，更不會出現綁票索錢的事故，因為新中國是當時世界上貧富分化最低的國家，基尼係數在0.2 左右，富人富不到哪裡去，窮人也窮不到哪裡去，怎麼會有人想到去綁票呢？綁到也要不到錢，因為大家都沒錢。有次我月票丟了，媽媽很生氣，可是不久就接到信兒，有人撿到了， 那個年代真的是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啊。
我的小學有個特點：它是民國時期留下來的老建築，有尖尖的屋脊，有木製的樓梯和地板， 踩上去會吱吱作響，還有古色古香的迴廊。因此好幾個表現民國時期學校生活的影視作品都到我的小學去取外景，其中包括著名的《城南舊事》。印象中，那部小說的生活場景也是在城南虎坊橋一帶，所以我的小學是電影外景的上上之選。
我們班有四十多個同學，從小學一年級到六年級，除了個別插班生，大家一起待了6 年。我看到過一個描寫兒時友誼的電影的評論，其中有句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說：人一生真正的朋友都是12 歲以前交到的。可能只有在天真無邪的年齡人們才能有僅僅出於好感的朋友，年長之後都會有其他因素摻入之意吧。我雖然沒有從小學同學中交到什麼終身的朋友，但是大家的關係是非常純潔非常融洽的，五十多歲那年全班還聚會了一次，來了三十多人。雖然早已物是人非， 但是大家仍能有那種親密無間的感覺。
我從來都是好學生、乖孩子， 學習對我來說從來不是件困難的事情。可能這點有遺傳因素—— 我爸爸小時候上學也從來都是第一名。
我很少被人當作高幹子弟， 自己也不覺得自己是什麼高幹子弟。所以有一次我看到一篇相關的文章，把我稱為高幹子弟，心中著實納悶。如果我也算高幹子弟的話，中國的高幹子弟就要從以千計改為以萬計了，在我心中， 能不能算作高幹子弟的標準是能不能僅靠祖蔭存活於世，如果不能，還是要靠自己的勞作，就不能算。父母給我們兄弟姐妹4 人留下的遺產總共只有三四萬塊錢， 給我留下的房產只有40 平方米， 靠這點財產根本無法存活於世， 所以我覺得自己實在算不上什麼高幹子弟。
有一次，父親的老同事李莊伯伯說過這麼句話：咱們這種人到外地還算個人物，在北京就是用籮筐裝的。我覺得他說的是句老實話。最可笑的是，比我們還小的一幫孩子湊在一起愛比誰的爸爸官兒大。到了“文革”的時候，大官小官都戴高帽遊街，孩子們的攀比之心仍舊不減。有一天哥哥一個朋友到我家串門，他對我媽媽吹牛說：我爸爸的高帽上面還有穗兒呢，那誰誰他爸的就沒有。為此，我們大家笑了很久，可以入選我家的典故冊了。
我們班有幾位高幹子弟，雖然我父親這樣的行政十級在外地恐怕也要算高幹了（過去有個約定俗成的說法，行政十三級以上就算高幹），但是比起我們班上的那幾位就完全算不上高。比如， 我們班同學裡有譚震林的兒子譚曉光，有彭真的兒子傅亮；有平傑三的女兒平燕妮；有張霖之的兒子張景渝；有賈廷三的兒子賈小洪……小時候大家沒有什麼官階大小的觀念，都是好同學和小朋友。困難時期，同學中傳出平燕妮用富強粉饅頭喂小兔的事情， 大家都很氣憤，她因此很長時間入不了少先隊。她現在見到我還說：要不是你當初幫助我，我入不了少先隊。我當時是少先隊的中隊長或者大隊長。
我的小學和中學同學中都有一些真正的“高幹子弟”，國家領導人那個級別的，他們有的時候會吹噓自住在某個只有高幹才能住，一般人住不進去的院子裡， 或者自己到某個隱匿在小衚衕裡的外表不顯眼但是一般人進不去的俱樂部去玩兒，我不得不承認， 小時候心裡有點兒醋醋的，有點兒羨慕，有點兒嫉妒，但是也只是一閃而過，覺得這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別人都進不去就很值得羨慕嗎？一個人的墳墓別人還進不去呢，也值得羨慕嗎？ 可要說自己一點兒都不在意這些事情，也有點兒拔高自己了，比如， 家裡安了電話，父母在暑假帶我們兄妹去北戴河，我心裡還是暗暗有點兒得意的，這在當時算一點點小小的特權。
到“文革”時，那幾位高幹子弟家裡全都出了事，有被批鬥的、被監禁的，有自殺的，最慘的一個同學，父親被造反派活活打死了。我父親雖然也被鬥爭了，但是沒有那麼慘烈，我心裡原來有過的那點兒羨慕和嫉妒全都變成了同情。我記得那個父親被打死的男孩叫張景渝，他父親是煤炭部長張霖之，是“文革”初期第一位被打死的高幹，聽說周總理為此發了很大的火。張景渝是一個沉默寡言的孩子，高高的，瘦瘦的，眼神清澈，心地單純。他還是那麼幼小稚嫩， 怎麼承受父親被人活活打死的慘痛呢？
也許正因為父母這種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地位，我從小就下決心去尋覓自己獨特的人生， 誰也不靠，就靠自己，就憑著自己的興趣。我想經歷美好的愛情，想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最好自己的謀生手段恰恰同時又是自己最喜歡做的事情。對於成功我都很少想。究竟什麼叫成功呢？父母算是成功人士嗎？所有的成功人士不是還都有比他們更成功的人嗎？那麼他們算不算成功呢？成功真的有那麼重要嗎？
五六年級時，大家都接近了青春期，一上體育課，總有兩三個女生因為特殊情況不能參加。她們究竟出什麼問題了，我當時半懂不懂，若明若暗，只是覺得她們有點兒神神秘秘的樣子。在三四年級，親密無間的男女同學開始“分男女界限”，就是互相都不說話了，還有就是班裡給許多同學“配了對兒”，誰誰跟誰誰是一對兒，誰誰跟誰誰又是一對兒。我因為一直有點兒正兒八經，又極度羞澀，所以我應當屬於比較晚熟的類型。
1964 年，我們五年級，學校歌詠隊要調一批人參加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演出，我被挑上了。演出地點是人民大會堂。大會堂第一條橫向過道前的十幾排座位都是我們這些伴唱的小學生，唱的是《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兩個聲部，我唱的是第一聲部。當時覺得第二聲部比較難唱，因為完全不成個調調兒， 只是為了配和聲。但是，當兩個聲部合在一起時，當和聲出來時，歌聲突然變得無比動聽，這奇妙的變化使我終生對音樂產生一種神秘的崇拜，只覺得它是天上才有， 世間所無的一種奇妙事物。
那段時間，只要一有演出， 我們就來到人民大會堂換裝化妝， 然後坐在臺下把《東方紅》從頭到尾看一遍，因為我們的歌在接近結尾處。所以，在看了不知多少遍之後，對於所有的章節都耳熟能詳了，甚至到了倒背如流的程度。記得王昆唱的《工會歌》， 記得《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黃洋界上炮聲隆》《敵軍圍困萬千重， 我自巋然不動》《十送紅軍》《過雪山草地》《紅軍到陝北》《游擊隊之歌》《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百萬雄師過大江》《解放區的天是晴朗的天》《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有一次，毛主席率眾領導來看《東方紅》，坐在走道後面那排的正中，那是我第一次近距離見到他，我們全都站起來拼命回頭看，離他也就十幾米遠。
後來有一天，說是毛主席接見全體演員併合影。我們被帶到一個大廳，估計是宴會廳，已經擺了一圈階梯式的合影臺，據說演員共三千多人，我們坐地下第一排，第二排站地下，從第三排往後站在階梯臺子上。等了一陣， 領導們來了。記得周總理說：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我們的原子彈爆炸成功了。全場歡聲雷動，大人們全都激動極了，可是我當時一點兒也不知道原子彈是什麼， 它的爆炸成功對於中國的意義是什麼，只感覺是件天大的好事， 也被周圍大人的狂熱情緒所感染， 跟著鼓掌歡呼。那次合影後來每人發了一份，不是相紙，而是印在畫報紙上，捲成一個直徑一寸的紙卷，打開有一米長。我在其中找到了自己——別人都是正面相，我是側面相，我正歪頭往毛主席那邊看呢。
事有湊巧，1965 年小升初的語文考試作文題目是“做毛主席的好孩子”，我寫的就是接受接見的事，結果這篇作文被登在了《中國少年報》上，成為那年的範文。這是我的文字第一次變為鉛字，那年我13 歲。後來，為了這篇作文我還受到教育當局的召見。其中一個老師問起我父母的工作， 我回答說“他們是《人民日報》的”， 老師應聲說道：“怪不得呢。”當時這話讓我很吃驚，很費思量，不明白我的作文和父母的工作有什麼關係，因為他們從來沒有關注或輔導過我寫作文。長大了我才明白了二者之間的邏輯關係—— 原來父母的工作與寫作有關呀。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生長的年代，出身的重要性漸漸顯現。我們合唱團的孩子們大多數都被選入大型音樂史詩《東方紅》的伴唱團，但是合唱團一個唱歌很好也長得很漂亮的女生卻沒有被選中去參加演出，大家議論紛紛， 據說是因為她“家庭出身不好”。從那時起，我們有了“家庭出身” 的概念，這對於我們這些十來歲的孩子來說是一個帶著神秘色彩的概念。我們從那時開始接觸社會的殘酷和不公正。它在我們幼小的心靈中留下了第一道陰影。
在1965 年前後， 社會上的政治氣氛漸漸開始變得狂熱起來， 大約是從學雷鋒開始的。一開始只有雷鋒一個時尚榜樣，後來就多起來，王傑、歐陽海、麥賢德……大家全都從中具體感受到什麼叫作“英雄輩出”，幾乎每年都有新的英雄偶像被推出，有的是學習毛著的積極分子，也有救火救人犧牲的英模人物。記得那時候，小學生都到處跑著學雷鋒。有一次，我們全班同學到西單商場學雷鋒，呼啦啦去了幫半大孩子，商場方面也不知拿我們怎麼辦，結果有的同學被派去廚房打下手，洗菜切菜；有的去站櫃檯，幫助賣火燒、包子；還有的幫助商場卸貨。聽說傅亮他們幾個男孩去幫人家從卡車上卸豬肉， 兩個男孩抬著半扇豬，跌跌撞撞把人家的玻璃櫃臺都撞碎了，好心辦了壞事。可是大家還是十分興奮，覺得自己在大做好事，為社會奉獻力量。
我記得當時對所有的事情都懵懵懂懂、半懂不懂的，可是非常認真，非常虔誠，對於那些革命的道理和號召都真誠響應，看雷鋒日記也是極為認真的。當時的一個想法我記得很清楚，那是在看了雷鋒把所有的零花錢都節約下來寄給災區和需要幫助的人之後，我想到：以後恐怕不能再吃冰棍了，可是奶油冰棍是多麼好吃啊。北京當時市面上有3 種冰棍，奶油冰棍5 分錢，小豆冰棍3 分錢，紅果冰棍3 分錢。後來出了一種鴛鴦冰棍，一毛五是兩根奶油冰棍在底部連在一起，香甜無比，令人垂涎欲滴。我設想了一下，一輩子不能再吃冰棍是個啥感覺，能不能受得了？當時內心真是很矛盾很痛苦的，這應當是我此生遇到的第一個兩難窘境。後來學雷鋒的風潮過去了，我又能心安理得地吃冰棍了。
有一陣，社會上提倡思想改造，“鬥私批修”，“狠批私字一閃念”，我們也是相當虔誠，相當較真的。我一直不愛吃菠菜的根兒， 受不了那股甜絲絲的味道。有一次，為了改造思想，就想著紅軍長征的時候餓極了吃皮帶，那要比菠菜根兒難吃多了吧。這麼想著，就捏著鼻子把菠菜根兒吃了下去。後來，記得我跟二姐乃雲說起這件事，她狐疑地瞪著我說： “紅軍長征？”看來她覺得我是在編故事，根本不相信我會因為想到長征才嚥下菠菜根兒的，可是那確確實實是我當時思想鬥爭的真實經歷。由此可以看出我們這代人是在什麼樣的社會氛圍中長大的。我們的理想主義是極為真誠的，可惜後來這些理想主義的現實碰得粉碎。
（摘自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活過，愛過，寫過：李銀河自傳》作者：李銀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