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藥防治疫病的歷史悠久，學術特點明顯。從兩千多年前的東漢張仲景《傷寒論》到清代葉天士《外感溫熱論》、吳鞠通《溫病條辨》，中醫藥抗疫學術理論不斷創新，形成較為系統的防治疫病的理論體系和賴以傳承發展的學術基因。在近期抗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臨床實踐中，中醫藥充分顯示其獨特療效。這緣於中醫藥獨特的適宜抗疫的學術基因，簡要來說，主要有七種凸顯中醫藥學科特色的學術基因。
哲學思維
哲學是人類智慧的最高境界，重大社會自然研究實踐通常先由哲學點題，再由科學破題。中醫學具有哲學和科學的雙重屬性，其思維特徵以哲學為主導。陰陽、五行學說作為中醫藥學的理論基礎均以哲學的方式闡述社會、心理、生物、自然四維醫學模式，以人體生理的功能性界定與人體解剖的實體性定位的有機結合，力求達到人體陰陽五行的協調平衡。這種擅長於發揮宏觀、整體機能的哲學思維，適合重大突發性流行病在未明致病微生物、未有精準性靶向治療化學藥品情形下的應急和應對。
整體觀念
中醫學的學科特色特別重視整體，認為天人相應，人與自然相一體，自然界的氣候變化、季節更替影響著疾病的發生發展。人體是個有機整體，表裡上下、臟腑內外通過經絡相連而不宜分割，疫病的病情演變所具有的個體差異、病變急驟、多髒損害、氣候影響、心理改變等特性，均需要從整體分析應對。特別是新冠肺炎危重階段的“炎症風暴”，從呼吸系統疾病猝然演變成多系統器官損傷，更體現中醫整體觀防治戰略的極端重要。
辨證論治
中醫藥的學科精華是辨證論治。在疫病防治中，將具有傳染性、季節性發病的外感病定義為“癘疫”，其共性的病因是“疫氣”，個性的表達尚有風寒暑溼燥火等病邪的不同。中醫的特點是輕病重證、輕因重藥，這特別適宜於急性傳染病病毒種類未明、治療藥物不清的應急防治。新冠肺炎的中醫治療原則是辨證論治，在不苛求共性標準中求療效，取得了很好的療效。
生態藥性
中藥以植物藥為主，起源於“神農嘗百草”，歷經幾千年的試驗傳承，將中藥區分為上品、中品、下品，基本明確了內含物及毒性。並通過炮製、配伍等方法去其毒性。故中藥的安全性比抗病毒類的化學藥品高，能最大限度避免其毒副反應和修復化學藥品的毒性損傷。並且中藥能就地取材、快速選藥，形成一組生態性、療效性俱優的協定處方，即時即用、靈活快捷。中藥的生態性和快捷性源於歷史的積累、當代的智慧，已成為中醫藥學術體系中延伸傳承的標配基因，是適宜當代抗疫的重要因素。
大醫人文
根植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中醫藥，特別重視對人的厚愛。中醫診療不但治病，更要治人。唐代孫思邈提出“大醫精誠”之訓，成為“醫者仁心”踐行者。這種對病抗擊、對人仁愛的大醫人文感動著整個中華民族，不斷提升患者對中醫藥的親和性、認同感，形成了難以削弱的中醫藥文化自信，進而產生的對中醫藥的信仰和信心是患者極大的精神力量，激勵著患者勇於治療、善於康復。並且精神狀態可能發揮信心比藥物更重要的作用，能動地調節自身免疫機制，增強機體抗病能力，有利於疾病的治療和康復。這也是中醫藥的學術特性和賴以生存發展的優良基因，適宜於疫病猖獗時的精神慰撫。
民族獨創
中醫藥對中華民族生存繁衍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它源於中華大地，凝聚著中華民族的智慧，屬民族醫學，為民族獨創。這種獨創，集中華傳統文化之大成，具有基礎性、源頭性、引領性的地位，是獨特的衛生資源、科技資源、文化資源，也是中醫學術得以傳承發展的基因片段。這種獨創的傳統醫學，為中西醫結合抗疫開創新模式，為中西藥配合抗疫提供新方法，形成中國模式和中國方案，是提高抗疫效益的有效途徑。
內外兼治
中醫藥治療手段眾多，主張針藥並用、養療結合、防治並進，是具有湯藥、丸散、香包、針灸、氣功、運動操、穴位按壓、汗蒸、藥浴等多種方法，能多途徑防治疫病。這種內外兼治、針藥並用的傳統方法，豐富了疫病的防治手段，也是一種中醫藥學術基因。以本次新冠肺炎的中醫藥臨床實踐來看，運用這些傳統手段，具有切實的療效，深受病人歡迎。中醫藥的藥理特徵是調節為主，對抗為輔。其中的調節主要是調動人體的陰陽平衡和免疫機制，這是抗病毒化學藥品所缺乏的功能，而各種內外兼治形式的中醫療法能彌補這種缺陷，起到較好的“協和”“同濟”作用。
綜上所述，中醫藥具有多種獨特的學術基因，這些基因傳承著中醫藥學術再生和發展，與當今的抗疫要求高度契合。我們必須堅持中西醫結合、中西藥並用的方針，把這些學術基因保護好、複製好，為抗擊疫情發揮獨特的作用。（來源：中國中醫藥報，作者：浙江省寧波市中醫院 王建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