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學者，是間諜，是遊客，
他帶來知識，同時也帶來災難，
今天再次審視，他還帶來新的啟示。
李希霍芬這個名字，可能多數人不大熟悉，但在學界他實在赫赫有名，這位活躍於19世紀中後期至20世紀初的德國地理、地質學家，與中國關係密切。
他在1868年到1872年間，先後七次赴中國各處進行實地考察並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其中就有黃土高原“風成說”理論、提出“絲綢之路”概念、首示“羅布泊”位置、景德鎮“高嶺土”命名、定義“四川紅色盆地”等等，這些成果自始至今都在強烈影響著中國相關學科的理論與實踐。
李希霍芬
（一）對李希霍芬的典型評價
對於李希霍芬的學術貢獻，用翁文灝的話來講：“中國地質學之鞏固基礎，實由德人李希霍芬氏奠之……李氏對於中國主要地質構造及地文之觀念，其偉大之貢獻，實無其他地質學家足與倫比。”翁氏是中國首個地質學博士，一位頗有傳奇色彩的地質學先驅，他對李氏的評價代表著民國地質界的普遍看法。
國內同期第一代地質學家之一的章鴻釗，在他的《中國地質學發展小史》中寫道：“他們關於中國地質方面都有過相當的報告，但遠不如德人李希霍芬氏踏查之普遍，著述之精深而博大。”這裡的“他們”，是指當時進入中國考察的其他外籍人士，如美國人龐培萊（R.Pumpelly）、法國人戴維（A.David）、英國人金斯密爾（T.W.Kingsmill）等。
另一位中國地質的前驅者丁文江，直接把李氏的話“中國書生性質遲鈍，無處不為一切進取之障礙而無以棄其舊有之偏見。此輩視跋涉為苦事，以地質學家之生活為有失人生之莊嚴。”引入《中國地質學會會志》的第一號之發刊詞，用以激勵年輕的中國地質人。
相對於學者們對專業大牛的景仰，魯迅的認知顯得入木三分。他認為，李氏的考察成果讓當時中國以“世界第一石炭國之名，乃大噪於世界”，其真實目的是在向德帝獻策“惟扼膠州，則足制山西之礦業，故分割支那，以先得膠州為第一著”，後果便是“蓋自利氏（按指李氏）遊歷以來，膠州早非我有矣”。儘管魯迅深刻認識到李氏們的真實面目是“中國大陸淪陷之天使”，但最終也只能發出“吾同胞其奈何？”的嘆息。
如此爭議，實因李氏同時具備的“學術引導力”與“助戰破壞力”，150年前，擁有卓越稟賦的他用三隻眼看中國，自覺自願地揹負起時代賦予的國家級掠奪使命，順利完成並由其國付諸實踐。
魯迅
（二）李希霍芬其人其事
費迪南·馮·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年5月5日出生在普魯士西里西亞省，小城卡爾斯魯厄的一個貴族家庭，1850-1856年就讀於勃來斯勞和柏林大學，先後學習化學、礦物學及地質學，他的礦物學老師古斯塔夫羅賽曾與近代地理學創建人之一的洪堡到中亞考察，這可能是他後來著眼於亞洲大陸的原因之一。1856年博士畢業後，他在南提羅爾、阿爾卑斯山區、喀爾巴阡、西本必根等地積累工作經驗並初露鋒芒。
1860年，機會降臨。是年，普魯士政府派大使奧倫勃克去東亞，與中國、日本、泰國商定商約，同去的還有亞考納號、泰提斯號、佛羅勞普號三艘軍艦，以及以地質學家身份上船的李希霍芬。
由於當時中國和日本的實際情況都不允許外國人在內陸隨意活動，而奧倫勃克又留在北京討論，李氏在海邊稍作停留便去東南亞作了兩年旅行，他到過臺灣、菲律賓、西里伯、爪窪、泰國，以及印度、毛淡棉等地。
1862年，李氏離開亞洲去了美國的加利福尼亞並在那裡待了六年，期間他曾在金礦勘察方面有所建樹，但相對簡約的地質環境和研究條件並不對他的胃口。1868年初，東亞的情形已有所便利，他擬定了考察中國大陸的計劃，這個計劃得到了美國地理學家惠特尼的贊同，在加利福尼亞銀行的經費支持下，他啟程去中國施展抱負，後來的經費支持者為上海歐美商會，條件是他必須提供完整的實地考察報告。
不知是在普魯士還是在美國期間，他積累了豐富的關於中國各方面知識儲備，抑或是邊走邊學？總之他後來在著述中良好地展現了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和認知，這或許又是一個讓他執著於中國的原因。
1868年9月，李氏來到上海，並以此為起點，至1872年10月共作了七次大的考察旅行，足跡遍及大半個中國，包括上海、江蘇、浙江、湖北、安徽、江西、廣東、湖南、河南、山西、河北、陝西、四川等地，除在1870年9月至1871年5月赴日本考察之外，其餘時間都在中國。
1872年12月，李氏踏上闊別12年的故土，此時德意志國已於頭年建立，新政府對科研的全力支持，給他帶來充足的資金和施展空間，他被選為柏林地理學會會長，並逐漸把精力放在有關中國的著述上。1877和1881年，李氏完成了《中國，親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為根據的研究》（簡稱《中國》）一、二兩卷，奠定他日後學術地位的重要內容。
他從時空維度引序山脈構造、氣候形成、河流分佈、人類活動之間的關聯和影響，闡釋如何認知中國與亞洲大陸尤其是中亞的關係，詳載中國華北等處的考察成果，其中包括“中國的黃土層是由中亞吹來的大量塵土而成”這個著名的黃土“風成說”，以及把中國古書《禹貢》認識為“極有價值的符合當時的國定地理”的地理化重構等等充滿才思的論斷。
《中國》一書共五卷，其它三卷由李氏的學生及友人完成，包括他的《中國旅行日記》，最後也是由學生整理出版，在這之前，上海歐美商會把他的考察報告輯錄成《李希霍芬男爵尺牘（書信集）》出版，三者內容均有密切聯繫。
此外，他還親著有《探險指南》、《今日地理學之任務及其方法》等文獻與講稿，主導建設了海洋學館及海洋博物館，並在1899年作為大會主席在柏林舉行了第七屆國際地理大會，如果說《中國》一書佔用他後半生大部分時間，那頻繁的學術活動則消耗他太多精力。
1905年10月5日，李希霍芬在柏林病逝，享年72歲。
《中國》封面
（三）李希霍芬和“四川紅色盆地”
李希霍芬的中國考察之行時間長，範圍廣，成果既多且優，在早期來華的外籍人士中是首屈一指的，尤對中國地質學的影響空前，所以章鴻釗等人才會對他有前述盛讚。
同“絲綢之路”、“羅布泊”、“高嶺土”、“泰山系”相比，李氏與“四川紅色盆地”之間的故事略鮮提及。他在1872年到四川，即七次大旅行中的最後一次，2月2日由陝入川，歷經廣元、綿陽、德陽、成都、雅安、樂山、宜賓和重慶，4月30日由長江出川至武漢，在5月21日回到上海之後約又過了五個月便啟程回國了。在川境行進的三個月時間裡，他用三隻眼審視著巴蜀的一切：學者之眼、間諜之眼和遊客之眼。
1.學者之眼
地理和地質是李氏的本職，跟他到過的中國其他地方一樣，當時四川這塊近代地理地質學的處女地，只要肯動筆，一定能在這張白紙上留下墨跡。
李氏每到一地，都會本能地察看地形地貌，對山石、河流、道路、動植、居民、行人、物產皆加留心。他剛走進四川，就收穫一個驚喜，從五丁關以南的大巴山河谷開始，很容易便能蒐集到豐富的化石，特別是神宣驛一段（今廣元宣和鄉附近），“巨大的珊瑚石到處都是，完全裸露在外且保存完好”，是他“在中國見到的最豐富的化石區”。
當他站在廣元縣地回望走過的路，“首先看到的是煤炭層形成的低矮的排列得很規則的丘陵地帶……丘陵後面是較老岩層形成的更高的深色山脈，輪廓線又長又平，對應著漫長的山脊”。
在七曲山北部的上亭鋪，他眺望到一個“巨大平坦的盆地”，並藉助水準儀發現了西側的等高線與東側的分水嶺位於同一高度，“保留著高地的特徵”，但南邊的高度有所降低，“北邊仍舊能看到高山買的前山”，顯然他看到了盆地四周的山脈。入川后他還發現了數量眾多但品種稀少的蝸牛，“侷限於三四種蝸牛、兩三種豆螺和一種煙館螺”，到梓潼縣時他終於結束了連日的山路行程。
類似種種細緻的地質觀察，在李氏的著作中比比皆是，正是這些水滴般之累積，才能得出汪洋般之結論。
他分析四川盆地的地層、構造及礦藏，推理沉積、風化等過程，建立了“廣元煤系”，把盆底表面的紅砂岩層命名為“紅色盆地系”，並將該層劃入白堊系，以此首提“四川紅色盆地”概念，並勾勒出其大體範圍。
單從四川盆地講，是地形上的直觀認識，即四周高中間低平。但加上“紅色”二字，就是從地質上認知了，蘊含著構造、年代、系統、演變等諸多信息，包括後來發展出的赤盆地、紫色盆地、信封盆地等說法都屬地質認知範疇。李氏眼中的紅色盆地範圍，東南界由湖北秭歸縣，經重慶綦江區，至瀘州敘永縣；西界從宜賓屏山縣，經樂山犍為縣，至雅安，延至都江堰，再到綿陽平武縣；北界不連續，大致是從綿陽平武到湖北秭歸。
由於時代和環境的侷限，同李氏對中國其它地區提出的地理地質觀點一樣，對四川的一些認知也存在偏差或錯誤，但其基本論斷和基礎框架被延用下來，後經勞策、奧布魯契夫、杜克勞斯、維理斯、阿本丹農、林儀一郎等外籍學者，以及丁文江、翁文灝、趙亞曾、黃汲清、李春昱、譚錫疇、謝家榮、侯德封、厲鼎勳、李四光、劉增乾、喻成炳等中國學者的更定與完善，最終才形成了今天四川盆地的理論闡述，並建立起完整的地質演變序列，於此，李氏功不可沒。
李氏著作插圖
2.間諜之眼
魯迅先生說李希霍芬這類人是導致“中國大陸淪陷之天使”，一點不為過。早年進入中國的各國外籍人士，不管是傳教、傳學還是援助，都帶著明確的政治、軍事、經濟方面的目的，資源掠奪就是其中之一。
李氏是其中的代表，雖說他的著作中更多體現出一個“理科生”超乎尋常的文字功底，表達清晰、語言優美、描述細膩，但在表達中國考察的原始動機時，赤裸裸的句子儼然彰顯著殖民者的野心。
比如他在《中國》一書中，強調德國要注意華北門戶膠州灣的戰略重要性，鼓吹中德兩國應有更密切的聯繫，甚至為山東和膠州灣出了專述，在《華北大地質及地理圖》中清晰地勾畫出潛在寶藏。他還認為德國應在舟山找到立足點，因為其戰略地位極佳，是長三角、江蘇、浙江等區的交匯輻射區，可以獲得香港、澳門一樣的效果。
在李氏對四川的相關記載中，煤炭、煤層、鹽滷等詞多次出現，雖然同許多優美細膩的文字為伍，但終究還是擋不住背後閃爍著貪婪的目光，讓人明顯體會到為國謀利的極為理性的自豪，哪怕是一介書生，一旦擁有這樣的自豪，他所體現出來的倍增戰鬥力亦是驚人的，而這種自豪之於被掠者，往往意味著更大的傷害力。
李氏著作插圖
3.遊客之眼
如果單從一個旅行者的身份來看，相較於學者的枯燥和間諜的凝重，李氏堪稱極為合格的遊客，儘管這種假設並不存在。即便是遊客，也有正反兩面，有對風景的欣賞，也有對人事的吐槽，只是他在四川的吐槽相對少了許多。
對於四川的風景，李氏是很喜歡的，和他直白的掠奪表露方式一樣，他對四川風景的讚美也是開門見山，一進四川便說“四川的風景和人物迄今為止都讓人覺得無可挑剔，風景十分誘人”，“這是一次十分享受的旅行，就風景而言有很多壯麗的景色，就地質考察而言也十分有意思。”與他在其他地方碰到的髒亂差而帶來的糟糕心情形成了鮮明對比。
他對川內城市的讚美也常常情不自禁，他說綿陽城“充滿活力，純潔，建設的很好，看起十分富裕”，同樣讚美廣漢和新都，當他踏上成都平原後，一連用了五個極端形容詞，他認為這裡是中國“最興旺、最富有教養、最文明、最具生產力、人口最稠密的地區之一”，如果不是結尾的“之一”，很懷疑他在用糖衣炮彈（但他的讀者群明顯不是中國人，好像用不上），並稱這是一個“巨大的樂園”。
他對四川人的記錄也著墨頗多，有意思的是，在他的眼光裡，四川人總有一種超然的感覺，不同於盆地外的人，自成一體，甚至在川北山區裡的農村人對他這個外國佬都不好奇，在城市中就更不用說了，不帶辮子、不穿漢服照樣招搖過市，沒人圍觀（邛崍和雅安除外，他對這兩個地方有心理陰影），四川人淳樸熱情，善解人意是他的最大感受，就連坐船渡河也不會收小費，竟說在中國是第一次遇到（難道當時在國內其他地方渡河要收小費？）。
更加有趣的是，他還描述了一個關於四川女人的細節，“婦女在這裡的地位整體比中國其他地方要高”，看來四川出耙耳朵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這裡的女人幹活也多，做生意時大大方方地算賬收費，既能幹且勤快，從古至今川妹子都經得起表揚。
除上述外，李希霍芬對四川的農作物、商品貿易、宗教信仰、民風民俗甚至行政活動、歷史典故皆有許多細緻入微的表述，涉及面相當寬泛。
李氏著作插圖
（四）結語
實際上，李希霍芬當時不僅用三隻眼看四川，也在用三隻眼看中國。對其成果，除了專家學者們首肯的學術性之外，我更看重其史料性。對其人的是非功過，今已無須贅述，前人早有精準評判。
簡而言之，李氏之於中國，就像之前講到的那樣，同時具有極強的“學術引導力”與“助戰破壞力”，前者帶來了新的知識，後者帶走了我們的資源，也摧垮了一個時代。
在這兩個力之外，我還充分感受到第三個力的存在，即“自我審視力”。
李氏文字中浮現出的150年前四川之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歷史地理，雖在時間上與5000千年相比太短，但特色鮮明，新意勃發，皆不見於原有的巴蜀知識體系，揚子云、蘇子瞻、楊用修不曾有過，陳承祚、常道將、傅樵村亦不曾有過。反之，巴蜀前人有的，李氏們也沒有，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認知系統。
這樣的截然不同，時刻提醒著我們，不管是在步履維艱的過去，還是在大步流星的現在，都應保持高度的自我審視，審視頭頂之蒼穹，審視腳下之坤輿，審視原生之精糟，審視外來之利弊，儘可能守護本屬於自身之優勢，以此為基石而汲取外部之長處，才能避免要借他人之眼來審視自我的尷尬和被動，或許這是李氏及其成果帶來的另一種啟示。
參考文獻：
1.李希霍芬《中國》
2.李希霍芬《李希霍芬中國旅行日記》
3.翁文灝《李希霍芬與中國之地質工作》
4.章鴻釗《中國地質學發展小史》
5.魯迅《中國地質略論》
6.迪金森《近代地理學創建人》
（全文完）
盆地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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