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進注：再補充兩點：一、日本目前的房價，和最高點相比，依然腰斬；二、第從360到79日元/ 美金，日元至少升值了以後，嚴重挫敗了日本的出口實力……）
（接上）實際上，在“廣場協議”之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日本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大幅增加了。日元升值並沒有為美國商品打開廣闊的日本市場，因為日本產品與美國本土產品有很強的結構性差異，形成不了價格競爭。即使在泡沫經濟崩潰後，日本經濟最“悲慘”的時代，也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日本產品，無論是電器、汽車，還是中間機械產品，失去了國際競爭力。因此，就減少美國對日的貿易赤字這一目標來說，“廣場協議”是徹底失敗的。
“廣場協議”之後，美元對日元和馬克貶值均達40%以上，這一改變不僅影響巨大，而且持續到今天。對此最好的解釋也許是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所謂的“打耳光理論”（Slash the Face Theory）。
這就是說，市場上某些商品包括金融產品的價格，因為某種原因廣受追捧，越來越高出“真實價格”，造成了巨大的泡沫。泡沫終要破滅，但在“打耳光”般的外力震撼下，破滅過程可能突然加速。泡沫破滅後，市場參與者往往因為恐懼心理會作出非理性反應，導致資產價格雪崩般暴跌。常見的股市泡沫迅速破滅現象便是如此。
有人形象地說：市場有時就像是《儒林外史》裡的“范進中舉”故事，需要胡屠戶的大巴掌扇一下才會忽然清醒過來。
這就是說，美元其實早就該貶值了，“廣場協議”實際上是打了美元一個大耳光。否則，如果美元下跌只是政府“陰謀”強行干預所致，就不可能維持太久。一旦政府停止干預，市場就會驅使迴歸到合理的價位。
如果將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日本稱為“失落的10年”或“失落的20年”，日本失去了什麼？
失去了增長速度的巨大相對優勢，終結了泡沫堆上的狂歡節，咄咄逼人的“買下美國”叫囂銷聲匿跡；東京作為一流國際金融中心美夢破滅，日元未能躍升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房價再也沒有能夠回到最繁榮時期“欲與天公試比高”的價位。
儘管如此，在那最糟糕的10年裡日本仍然保持了每年1.5%的經濟增長，10年間增長了10%，雖比過去幾十年的增長速度慢了很多，但是從未陷入真性的蕭條；國際貿易領域依然保持著相當高的貿易順差，2010年，達到了1 960億美元，是1989年的3倍；實際可支配財富不斷上升，也沒有錯過建立一個更加堅實的工業基礎。
而且在保持實力的同時，環境保護良好、技術常保領先、社會氣氛和諧、人心仍然穩定。失業率一直低於5.5%，目下在4.5%左右；CPI經常徘徊在0點上下，人們得以享受穩中有降的物價，家庭平均住宅面積達到了120平方米，國民的優渥生活沒有下滑；在20世紀90年代，也就是日本被描繪為“完全癱瘓”的時候，人均發電量是美國的兩倍，這個態勢保持到了新世紀。1989－2009年，日本人平均預期壽命從78.8歲增長到83歲，增加了4.2歲，意味著現在日本人比美國人平均長壽4.8年，這要歸功於更好的醫療保健措施。……在歐洲或美國，這些都將被視為非常偉大的成就。
應該看到，日元大幅升值為日本企業走向世界、在海外進行大規模擴張提供了良機，也促進了日本產業結構調整，國內發展高新產業，低端製造業向海外轉移，提高人民收入以刺激內需消費，最終有利於日本經濟的健康發展。今天日本有可能提供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外向型經濟轉型範例。
日本儘管經歷了“泡沫經濟”破滅和十多年經濟的停滯，一個人口不到1.3億的國家，GDP仍長列世界第二，直至2009年為中國超過，退居第三。
2010年日本人均名義國內生產總值（GDP）為42 983美元，超過了德國（40 123美元）和法國（39 475美元），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中排名第14。排名首位是盧森堡，人均名義GDP為105 313美元。挪威緊跟其後，為84 473美元。美國排名第8，為46 588美元。韓國排名第26，為20 757美元。中國為4 430美元。
自美國次貸危機爆發至今，市場投資者仍然看不到全球經濟明顯復甦，或者歐洲區金融市場完全穩定的跡象，而日本受金融危機的直接影響與歐美相比較輕微，避險資金在美元和日元中更願意選擇日元，因此日元成了香餑餑。2007年8月初至2010年7月底，日元對美元、歐元和英鎊分別升值了 27%、30%與43%，對加元與澳元分別升值了24%與22%。2011年發生“3·11大地震”後，日元升勢依然強勁，2012年2月初達到1美元兌75.91日元的“不堪承受”的高峰，但是國際社會仍然無意推高日元的國際儲備貨幣份額。
對於這一段歷史，外界一直褒貶不一。
所以說，籠統地說“失落的10年”“失落的20年”或“跌倒的巨人”，這樣的定位未必有助於認識這個國家的真情實況或是反映貨幣金融內在規律性。
2012年底日本第96任首相安倍晉三上臺之際，面臨歐美反覆推出“量化寬鬆”（參見第十章第三節）為名的極度寬鬆貨幣政策，創造出海量的國際資金流動性，許多國家本幣爭相貶值聲，致使日元被動升值 （2008年9月至2012年12月，日元對美元升值23.62%），出口順差大幅衰減的嚴峻形勢；決定充分利用日本長期低通脹的有利條件，採行高度寬鬆的貨幣政策（無限制實施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政策利率降為負值），政府舉債投資，增加公共開支，加速日元貶值（爭取通脹率達到2%的），創造通膨預期，從而為金融市場注入活力，刺激人們儘早購物的願望，帶動內需消費及企業投資，扭轉長年消費與投資低迷不振的局面。
安倍主政後推行的這種經濟新政，人稱“安倍經濟學”（Abenomics），核心內容可歸結為所謂“三箭齊發”，即大膽的金融政策、靈活的財政政策和經濟成長戰略。實質上是一種捨本逐末，只圖一時促增長和股市亮麗的賭博性取巧之舉，將為日本留下後果難以逆料的禍根——鉅額債務（2013年國債可能達到GDP的245%，在有統計數據的國家中排名第一），以致發生市場災難的概率大增。評者以為主政者追求短期業績以求穩定政權的目的，可能重於經濟意義。大半年來實施效果可概括為：有得有失，難以為繼。（完）
（思進注：除註明作者之外，所有文章皆為思進原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