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歷史暢通無阻的敘述，通常會遠離歷史嘈雜喧譁的本相，而稗官野史倒可能成為官方正史遮蔽或遺落的真實。
如今，我們雖可以把《瘟疫年紀事》放在現成的“非虛構文學”的框架下來言說，但是在笛福所處的年代——在“小說/虛構”的概念都不存在的年代，這種“無與倫比的真實”究竟從何而來？本文就將談談這種“真實”的來源以及對“非虛構”問題的一些思考。
笛福畫像
一.哲學“真實”的轉向：從希臘時代到啟蒙運動
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的真實觀，與我們當下尋常的真實觀迥然不同。前者的真實觀強調的是一種抽象的、一般的、概念的真實，譬如對於柏拉圖來說，比周遭的現實世界更為真實的是他的“理念”世界；而我們的真實觀往往更強調一種具體的、特殊的、知覺的真實，譬如我們覺得現實中的馬肯定比概念中的“馬”更真實。
希臘文化是歐洲文化的源頭之一。新柏拉圖主義曾一度是歐洲中世紀宗教哲學的核心骨架，即便新柏拉圖主義在之後被冷落了，代之而起的仍然是從拜占庭挖掘出來的亞里士多德。在兩位希臘哲學大師的“廕庇”下，歐洲中世紀的文化思想長期以來在他們的陰影下徘徊。
當時的歐洲文學便滲透著上述兩位哲學家的真實觀。對此，我們可以從作品的時間與人物的姓名上略窺一二。
中世紀及之後一段時期的作家們，譬如但丁、喬叟、莎士比亞、彌爾頓等，通常都是從神話、歷史、傳說、宗教中汲取創作素材。在他們的作品中，故事的時間背景是含糊的，甚至是不存在的。在他們看來，崇高的真理本身也就是無時間性的、永恆的，因而其作品排除具體的時間背景也就理所應當。
此外，與故事的取材相對應，主人公的姓名或者是“有名無姓”的，或是有特殊意蘊的。這些名字不是來自於現實環境，不是指向獨一事物的專有名詞，而僅僅是類型化的用以指示人物的代號，近似於學生作文中的小明、小紅、小王等等。
文藝復興之後，人們對抽象神性的熱情逐漸冷淡，對具象的感官享樂倒有了更多的興趣。笛卡爾在《沉思錄》中所闡發的“我思故我在”，奠定了西方哲學個體性的基礎，給予了個人思維至高無上的榮耀。此後，洛克和霍布斯等人在認識論上進一步拓展，將人的知覺過程作了更進一步的分析。
此時，一個具有豐富細節、充滿特殊性的世界逐漸呈現在了理性之人的面前。培根的歸納法之所以與柏拉圖的“理念”有所不同，乃是因為他從注視一個具有特殊性的世界開始。歐洲文化對世界的更精確的認識，始終伴隨著對自身更精細的剖析。
16世紀，歐洲進行了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這一改革的直接成果就是新教的誕生。與傳統保守的天主教或東正教不同，新教更親近與之一同興起的上述思想潮流。笛福的父親便是一個新教教徒，笛福自幼所受的也是新教教育，側重於數學與科學。然而，當時的牛津與劍橋卻仍是保守派的營地，不僅輕視數學與科學等非神學學科，也拒絕了長期浸淫其中的笛福。
笛福雖未能繼續深造，但自幼所受的理性教育已讓他受用無窮。這種理性思維的痕跡，自然而然地呈現在《瘟疫年紀事》中。雖然，敘事人H·F並不否認上帝在這場瘟疫中所起的作用，但卻不沉迷於對上帝的禱告和懺悔，而是細緻地記錄瘟疫中的人事和理性地評述政府的舉措。
此外，這部作品在時間與人物的處理上也與之前所談及的“古典”作品截然相反。它所記錄的瘟疫真實地發生於1665年的倫敦，敘事人也是有名有姓的H·F（按歷史推斷，可能是笛福的叔叔Henry Foe）。
二.來自新聞的“真實”：笛福的第一身份是新聞工作者
笛福所處的年代，正值新聞業剛剛起步。1704年，在托利黨人的支持下，笛福創辦了《法蘭西與全歐政事評論》。這是當時唯一一份討論社會問題的報紙，為公共輿論的建立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這份報紙剛開始是每週一期，之後是每週兩期，最後增加到每週三期，於1913年停刊。
令人驚詫的是，這份報紙上的文章幾乎全都出自笛福一人之手。不僅如此，據統計，笛福一生曾為26家雜誌撰稿，出版過250多種小冊子。集主編、記者、撰稿人等於一身的笛福，由此又被稱為“現代新聞報道之父”。因而，笛福的第一身份是新聞工作者，其後才是作家。
笛福的新聞寫作影響到了他之後的文學創作，他不再像此前的古典作家那樣，將取材的範圍限定於神話、傳說和歷史；他將目光更多地放在了當代社會。笛福無疑是三百年前“新新聞寫作”的先驅。
譬如其成名作《魯濱遜漂流記》，就取材於1704年一位蘇格蘭水手與船長髮生衝突後被放逐到孤島上的故事。同樣的，笛福寫作《瘟疫年紀事》，也與現實有著密切的糾葛。
從創作動機上來說，《瘟疫年紀事》其實是一份留給政府和民眾的災難備忘錄或抗疫指南。1720年，馬賽剛好爆發了瘟疫。這引起了英國報紙的極大反響，讓民眾想起了半個世紀前的那場可怕的倫敦瘟疫，因為當年的瘟疫便是由荷蘭傳來的。
作為新聞從業者的笛福，立馬捕捉到了民眾對瘟疫的惶恐情緒，並抓住這個機會寫下了《瘟疫年紀事》。
從作品人物上來說，作為敘事者的H·F是唯一的核心。H·F之所以被笛福選為敘事者，既有著他曾作為叔叔為笛福講述倫敦瘟疫的歷史偶然性，叔叔的講述提供了歷史文獻中無法獲取的個人經驗和視角；也有著他作為資產階級奪取話語權的歷史必然性，不再是無時間性的“nobody”。
身為馬鞍商的H·F，佔據著社會階層的中間位置。面對腳下的窮人，他是優越的同情者；面對頭上的貴族，他是不滿的批判者。處於權貴邊緣的H·F，必然要與同樣處在邊緣的自然科學結成革命同盟，他的看似囉嗦的論述實則經過了笛福的巧妙計算。
從作品的風格來說，它不是古典的，而是現代的，甚至是先鋒的。然而，我想笛福絕沒有開山立派的藝術追求，這一切不過新聞從業者的職業習慣。無疑，這部作品的語言是囉嗦粗糙的，細節是細緻繁瑣的，情節是東拉西扯不見章法的，邏輯是時隱時現重複累贅的。
對於現代讀者來說，這部作品的可讀性微乎其微。但是，我們能期望1665年倫敦城的馬鞍商寫出《沉思錄》或是《神曲》一般的文字嗎？不可能。笛福並沒有在這裡玩弄什麼十四行詩的藝術技巧，只是竭盡所能地尋求“真實”。
歐洲印刷術的進步，不僅帶動了報紙傳媒業，也帶動了小說的發展。正是商業的力量，踐行了笛卡爾等人的反思，在一定程度上，割斷了現代作家與古典作家們之間的文化臍帶。
就像笛福、理查遜、菲爾丁等人，他們才不在乎什麼古典法則，才不理會“太陽底下無新事”；他們憑藉著對印刷業、對讀者、對新階層的自信與瞭解，將小說推向了另一條航道：面向世俗。
三."虛構"的"非虛構文學”：通往現實的道路如此廣闊
在《瘟疫年紀事》與非虛構文學之間，存在著一個有趣的從屬關係。
如果把笛福當作《瘟疫年紀事》的作者，那麼這就違背了非虛構文學對真實的承諾——作者與敘述主體的一致，笛福一直戴著H·F的面具在“弄虛作假”。相反，如果把H·F當作《瘟疫年紀事》的作者（假如笛福以H·F的署名發表，且未被後世發現），那麼這就成為了一部標準的非虛構文學。
就《瘟疫年紀事》這部小說而言，非虛構與虛構之間的界限，僅僅是一個作者署名的差異。
對此，我們不是要感慨笛福以假亂真的水平，而是要反思非虛構文學究竟為何？
“究竟為何”的提法可能帶有本質主義的傾向。即便是當年熱熱鬧鬧地提出“非虛構”的《人民文學》，也只是含糊其詞地說：“何為‘非虛構’，一定要我們說，還真說不清。”不過，經過多年的實踐鼓吹，評論家們還是按照家族相似性找出此類作品的共同之處。
簡而言之，非虛構是一個文學場外的真實承諾，不是文學內部的特徵。因此，在沒有現實背景對照的情況下，非虛構文學與虛構文學之間的差異無從談起。換言之，僅從技術層面來看，“虛構非虛構文學”這種悖論式的命題是完全成立的。
在這個悖論式命題之下，我們能隱約感受到：中國“非虛構文學”潮流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不會是來自於文學之內的技術更新，而是文學之外的力量牽引。
譬如笛福時代的理性精神的萌芽以及紙質傳媒的發展，就催生了面向世俗大眾且關注當下的小說創作潮流。只是，中國“非虛構文學”所受到的外部力量可能更為生硬和唐突。
其實不管《瘟疫年紀事》是否從屬於非虛構文學，我們都不得不承認：這部小說不僅在當時是獨樹一幟的，在整個西方文學史上都是開創性的。
通常，西方文學史家們會把笛福的《魯濱遜漂流記》——英國第一部小說視為現實主義的萌芽之作；但事實上，論對現實的忠實程度上，《瘟疫年紀事》比《魯濱遜漂流記》有過之而無不及，只可惜晚生了幾年，缺少了時間上的資歷。
由此，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現實主義、新新聞寫作、非虛構文學，都巧妙地聚集在了這位三百年前的文學先驅的身上。
在這三百年間，我們的口號、概念、術語不斷地變換，彼此間雖有差異，但也有不少重合的。這些批評家們頻頻投出的圈子，胡亂間有三個套在了笛福的頭上，雖有巧合實亦無可奇怪。
我想，文學其實可以只有一種主義：現實主義。問題只在於，我們該如何理解現實？
馬爾克斯曾在《番石榴飄香》的對話錄中談到：“在我的小說中，沒有一行字不是建立在現實的基礎上的”，不僅如此，在當年的諾貝爾獲獎演說上，他也對“魔幻現實主義”的說法有所不滿，堅信自己是一個“現實主義者”，“魔幻”一詞，只是拉美之外的西方人的主觀感覺。
無論是笛福的作品還是馬爾克斯的對話錄，都啟發著我們：文學通達現實的道路，可以是如此廣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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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名，浙東人士，自由寫作者，致力於經典文藝作品的閱讀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