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月前的世界是另一個樣子。
2月9日的美國和英語世界，大多數人不知道什麼叫“冠狀肺炎”——這是有據可查的。花旗集團前全球外匯主管傑弗瑞·楊（Jeffrey Young）離開花旗後，成了深數宏觀（DeepMacro）的聯合創始人兼CEO。在疫情期間他們做了一件事，就是對網站進行實時追蹤，通過大數據來判斷疫情對經濟的影響。
比如他們選中了維基百科網站。“冠狀肺炎”這麼學術的東西不上維基百科基本查不太明白，所以“冠狀肺炎”中文簡體維基百科的訪問量很高，也很穩定，超過了英文版本的訪問量。傑弗瑞·楊那時這樣對我解釋，“這表明新型冠狀病毒可能目前不會成為影響全球市場的主要因素。” 他的話基本上是說，中國是全球疫情的焦點。
3月9日，全球疫情的焦點是中國以外的國家和地區。就像一個月前美國人紛紛問候我一樣，我現在開始問候我在意大利和韓國的朋友，同時接受國內各方人士的問候——美國的新冠確診病例在3月9日超過500例，確診病例超過了30個州。我的同事高勝科直接說，除了在武漢的外，我是單位衝在一線的第四位女俠。
一個月前，美國股市標普500指數觸及紀錄高位。一個月後，新冠疫情在海外進入加速蔓延期，石油市場因疫情持續而需求銳減，原油價格大下跌20%以上，加之產油國間談判未果，油價雪崩，中東股市暴跌，美國股指期貨跌近5%。
一個月前，在海上隔離的“鑽石公主”號郵輪的疫情日益惡化。一個月後，同屬公主郵輪公司旗下的“至尊公主號”郵輪因船上幾十人感染新冠肺炎而滯留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外海，牽動全球的目光。美國國務院3月9日直接在其網站上警告美國公民不要乘坐郵輪旅行。
一個月前，中國雲南大理“截胡”一批發往重慶的口罩刷屏。一個月後，因執行德國內政部“嚴謹出口醫用口罩和醫用手套等醫療防護物資”的禁令，一輛在德境內的瑞士企業車輛被攔截，車內24萬隻準備運往瑞士的口罩也被悉數攔下。於是有了新聞：德國“截胡”瑞士24萬隻口罩，瑞士方面表示“嚴正抗議”。
一個月前的2月9日，武漢封城已二週多，忙著進行全民健康普查，據說戶數排查的百分比達到98.6%，人數排查的百分比達到了99%。一個月後，難逃同樣的命運，意大利出臺了更為嚴厲防疫措施，宣佈意大利北部大部分地區被封城，此舉會影響約1600萬人的生活和出行。意大利的封城重演了武漢當初經歷的混亂，在封城令生效前許多人倉促離開北部地區。
更讓我震驚的是3月9日，我一個多月前採訪過的、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下的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NIAID）所長安東尼·S·福西（Anthony S. Fauci）公開說，為遏制疫情擴散，美國部分地區可能採取封城措施。我不知道用福西來比鍾南山恰不恰當，但福西在傳染病方面是世界上舉足輕重的角色。他給我的印象是，用辭非常謹慎。如果他提到封城，相信其本身要比字面意義更沉重。
但無論是美國還是意大利，誰又知道中國限制措施的初見成效是否會在其他地方重演？
從冰山一角到冰山顯形
一個月前，世界衛生組織（WHO）總幹事譚德賽2月9日警告說，中國以外的新冠肺炎疫情傳播可能是“冰山一角”。
冰山在3月6日已經基本顯出輪廓。新冠肺炎疫情在這一天蔓延到了新的節點，全世界有超過十萬人感染，全球除了南極洲以外的四大洲肆意傳播。本來很多人認為美國是安全的，美國的死亡病例很長一段時間波瀾不驚，然後情況急轉直下。當病例在美國這樣公共衛生體系相對健全的國家也迅速攀升擴散，不確定性加大了。
直到3月9日，世衛組織依然沒有宣佈新冠肺炎疫情是大流行病，但病毒的傳播並不等待這個冠名與否，3月8日，世衛組織收到的各國報告數據顯示，全球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的國家和地區數量已達101個。新冠肺炎已成為不是大流行病的大流行病。
我採訪過的另一個美國醫學方面的大牛人物是賓夕法尼亞大學佩雷爾曼醫學院的Schaeffer醫學教授和高級醫學實踐助理院長、賓州卓越醫療服務執行總裁傑克·恩迪（Jack Ende）。早在幾周前，他就肯定地告訴我，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很快就成為大流行病，這是全球醫學界要面對的一場風暴。
現在回想起來，他的判斷真是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他說，除了隔離之外，我們沒有任何其他預防策略，比如疫苗。另外也沒有及時、早期檢測發現病毒的手段，我們也不瞭解病毒傳播所需的全部知識，包括無症狀期傳播的可能性。
我發現這是現在很多美國人困惑之處，比如在中國疫情爆發後，美國直接就採取了旅行限制和檢疫措施，但是還是發現了很多感染者不但沒有去過中國和其他疫區國，也沒有與任何所知的感染者接觸，因此感染者唯一的感染來源，就是在社區中感染。但沒人知道病毒如何進入社區，如何在人群中傳播。來自華盛頓州的基因測序表明，那裡已經發生了社區傳播，可能已經持續了數週。
這一病毒還有強大的傳播力。瑞典默奧大學的科學家基於“鑽石公主號”郵輪的發病情況，通過數學模式推演認為，在不採取任何隔離措施，以“鑽石公主號”郵輪的人群密集度來看，一個月的自由傳播率為79%；哥倫比亞大學的科學家聯合國內幾家機構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武漢86%的隱形傳播者造成三分之二的病毒傳播。
傑克·恩迪還提到，目前針對新冠病毒對人體器官系統造成損傷的具體療法根本不存在，只能靠醫生和醫療機構提供支持治療來應對；也仍然沒有動物模型來測試如何治療和檢測新冠病毒，動物模型的缺乏阻礙了我們在免疫，早期發現和治療領域迅速推進的能力。
管控疫情哪家強？
雖然病毒對待每一個人，每一個國家都無厚此薄比，但是它到了每個國家，又變成了每個國家獨特的問題。
比如美國的所謂“淡定”的問題——雖然美國經歷過很多次流行病暴發的襲擊，經驗豐富，要人有人，要錢有錢，要技術有技術，但直到最近，美國聯邦政府的指導方針仍然只對那些有疫區旅行史，或與去過疫區的人有過直接接觸的人員做新型冠狀病毒檢測，即使有的病人已經出現了所有的症狀(發燒、咳嗽、肺炎)也不檢測。指導方針這幾天才放寬，允許更廣範圍的檢測，地方官員可以對重 症肺炎患者以及沒有其他確定接觸源的患者進行檢測，而不是將所有樣本送到亞特蘭大進行集中檢測。結果是48小時之內，州立實驗室就“檢測”出了新增病例。
達美國際健康服務集團首席執行官邵新立和我分享他的觀察。美國這次表現讓人失望，從口罩到試劑盒都出現閃失，試劑盒數量與檢測方法也都出現不足與錯誤，一方面是疫情最早發生在中國，他們覺得很遙遠，起碼有三週的時間，坐壁上觀，什麼都沒有充分準備。
邵新立還提醒我今年是大選年，大家忙於兩黨之爭，輕視了問題的嚴重性——相當多美國人把疫情看成是一個“大號”流感，導致了今天的局面。
在民間，充斥著各種有意無意地對疫情的各國管理對比。我問在歐洲和亞洲多個行業擁有20年的國際項目管理經驗的戰略諮詢專家Arvea Marieni 這個問題。她有一個非常好聽的中文名叫安薇薇，她說，武漢無可否認是一個成功的案例，通過採取非常規的措施，包括關閉所有城市間的旅行往來和隔離措施，減緩了病毒傳播的速度。和中國相比，某些措施在那些國家難以實施。因為在一些國家的民主體制在給定的價值觀體系中，通常優先考慮個人自由優先於公共利益、作為社會共同利益的共同利益，所以在應對危機方面是否效率較低。例如，在環境治理領域，中國系統的效率越來越高。它集指揮與控制，執行與懲罰於一體，此外還使用新技術來快速監控，指導和改變社會行為，並取得了顯著成果。
在西方國家，最初他們對中國著眼於疫情的管理缺乏透明度。不過安薇薇指出，公開交流和基於事實的評估數據是科學有效治理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知識和信息並不總是轉化為所需的行動或政策決策。氣候變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要管理事件，需要利用政治權力和可用的技術，而不僅僅依靠一些知識和“正確的價值觀”，也不能完全指望人們的行為會作出調適或改變。所以不能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哪個是最好的治理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