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梅里遇到了一個大麻煩。因為他來到阿森納俱樂部是當足球教練的。從字面上說，他在阿森納的任務就是指導一群成人踢球；然而他的真正任務卻是取代一位“獨裁者”——這或許是史上最為艱難的一項任務。
當我把溫格稱為一名獨裁者的時候，我並不想使用它的貶義詞義。他不是政治家，也沒有踐踏過人民的權利。然而站在某個結構的角度來看，他確實是一個獨斷專行的人。在阿森納俱樂部內，他的命令就是聖旨。他控制了一切。他造就出了一種獨特的俱樂部文化，也讓帥位更迭在這傢俱樂部中變成了一種難以想象的事情。當他抵達北倫敦的時候，許多阿森納球迷還都沒有出生呢。他們從未有過任何換帥的經歷。這就是他們面臨的問題：除了溫格，別無他人！
權力能夠實現無縫過渡，就是民主政治的一大特點。國家的公務員、官員和其他工作人員在體系內往往都能比自己的領導“存活”得更長。他們在工作中需要執行領導的命令，但隨著工作經驗的豐富，他們會逐漸意識到“總會有一位新領導要接班”。政策，哪怕是那些曾經大獲成功的政策，也有自己的保鮮期。而投票箱內的鼓譟之聲就在催生著變革。
獨裁政治則是在另一種系統下運行的，尤其當最上面的領導想要樹立一種“自己是永恆的、無可替代的、不可改變的”形象時。領導周圍的人之所以能夠“生存”，是因為他們也參與了這一神話的創造。領導的意志不僅被寫入了法律和各項指示裡，而且還試圖深入人民的內心和思想裡。在這種背景下，你很難能幻想出“沒有他的日子將會什麼樣”。而那些“中途換人”之類的想法，則註定會被扼殺於搖籃之內。
當斯大林去世後，馬林科夫曾在蘇聯做過整整一週的獨裁者。跟接替弗爵爺教鞭的莫耶斯或接替巴斯比爵士的麥金尼斯相比，他的在任時間實在是太短了，然而它給後人留下的啟示卻是相似的。在一家已經被具體人格化的俱樂部內，繼任者想要接替前任的工作，其難度似乎不遜於領導一個已經被前任領導人打上了個人烙印的國家。前任的陰影會無時無刻地籠罩在他的頭上。
一家足球俱樂部並不只有球員、基地以及主場。他們不會為新來者準備一本手冊標明如何才能讓俱樂部保持富裕、健康和安全，更沒有一份具體的表格來呈現內部的組織結構。一傢俱樂部還擁有自己的傳統、習慣和氣質，以及一種“不成文”的內部人員行為規範。具體在阿森納俱樂部，這些規範和習慣就是由一個人創造出來的。這個人就是阿爾塞納-溫格。
筆者還記得一個小故事：我曾獲邀採訪阿森納一線隊及其工作人員。我來得比較早，因為我還跟沃爾科特約了一場乒乓球賽。剛一進入科尼訓練基地的主樓，我立即就能通過每一寸空間感受到溫格的存在與影響。
正門口的警衛善意地提醒我：“老闆還沒來呢。”而在另一扇門前，另一位警衛則表示：“溫格應該一會兒到。”當我走進乒乓球活動室，一名球員對我說：“老闆現在應該在路上呢。”這讓我突然想起了《納尼亞傳奇》裡的阿斯蘭，因為它的狀態始終都是“在路上”。幾分鐘後，我聽到了一個清晰的開門聲，沒錯，法國人終於來了。他剛一走進房間，屋內就發生化學反應。所有人都盯著他。從球員到工作人員，都處於他的領導之下。他是領導、老闆、Boss、大佬和統治者。
當我們一起步入餐廳吃午餐時，我注意到俱樂部還提供了洗手液。一個人告訴我：“沒錯，溫格堅持要使用它。”而我試圖要求吃點其他東西時，一位服務員則表示：“餐單的最終決定權屬於溫格。”
吃罷午餐，我被帶到了一間室內球場。“阿爾塞納指導了設計。”我被如此告知。而當我準備離開這傢俱樂部時，我注意到了一張阿森納俱樂部支持當地兒童醫院的慈善海報，一位俱樂部公關人員立即表示：“阿爾塞納對這件事真的很上心。”
阿森納就是阿爾塞納，而阿爾塞納就是阿森納。當俱樂部的教練組成員、球員，事實上也包括大部分的董事會成員，考慮任何事情的時候，他們首先都會揣測溫格對此會怎麼想。這是一道過濾器。他創造出了一個無形的關係網。他沒有繼承人，也沒有設想過“後溫格時代”的任何事情，因為他一直設想“溫格時代”會永遠持續下去。“我無法想象沒有他的日子會變成什麼樣。”有人會喃喃自語。
這也是上週一在天空體育電視臺，加里-內維爾的討論話題：埃梅里面臨的難題。內維爾列舉了瓜迪奧拉、克洛普和波切蒂諾作為西班牙人的榜樣。這些人都在執教新俱樂部後，讓其置於了自己的意願之下——他們都成功地讓各自的俱樂部適應了自己，而不是反過來。雖然花費了一些時間，都最終都取得了成功。他們擁有了屬於自己的球隊和內部體系，同時也讓自己的形象變得更為高大了。
這些實例聽起來頗有說服力，但我更想知道它是否有一定的侷限性。因為瓜迪奧拉、克洛普和波切蒂諾所替換的前任，都能不能算是一位獨裁者；相較而言，佩萊格里尼、羅傑斯和舍伍德，反而更像是“臨時領導人”。
趕在他們就位之前，這些俱樂部都已經做好了接受變革的心理準備，其內部結果也具有更強的可塑性。而這些人也都順利地完成了內部改造工作。但埃梅里面臨的確實一種不同性質的挑戰——像一種“不可改變、無可取代”的體質發起衝擊。他要取代的不僅僅是阿森納俱樂部的一任教練，還有他讓這傢俱樂部所具有的“人格化”。
埃梅里想要讓俱樂部真正成為“自己的”，不妨先挑出兩三個核心問題加以解決。比如說：穩固球隊的後防線、改善俱樂部的醫療環境。值得注意的是，切勿不能多線作戰——試圖一下子解決所有頑疾，這反過來會把你自己壓垮的。趾高氣昂的範加爾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作為弗格森的繼任者之一，他非但未能把曼聯帶回到正軌，反而留下了一個爛攤子。
在足球世界之外，保羅-奧尼爾的成功經驗也是值得借鑑的。1987年，他成為了金屬公司Alcoa的老闆。大權在手之後，奧尼爾就立即把“生產安全”作為主抓的第一重點。他一直都在宣傳安全、倡導安全。而當公司的生產安全標準果真得到了顯著提高之後，工人們就開始死心塌地地支持他了。
他沒有被前任的陰影吞噬，他成功了。通過一場快速的、局部的、階段性的勝利，就扭轉了全局。“如果我能從一開始就改變一種（前任留下的）習慣。”奧尼爾後來告訴採訪他的記者，“它所產生的影響力就會擴散至整個公司。”最終，Alcoa的股票開始飛漲。
埃梅里雖然已經把自己人安插到了阿森納俱樂部的各個崗位上，但這還遠遠不夠，因為這傢俱樂部還尚未屬於他。他所面臨的挑戰遠不止是調教一支球隊，而是要取代一位“獨裁者”。
阿斯蘭已經離開了酋長球場。但阿斯蘭的精神卻沒有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