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臺灣青春片甩了大陸青春片10條街？
文 / 梁夜楓
電影作為一種文化商品而言，青春電影的消費意義有兩種，觀影過程給予了我們對於青春本質一種思辨性的討論，或放低姿態、提供一次不出戲的情感體驗，亦是一種對現實生活的情感補償。《我的少女時代》顯然是後者，而作為一部大眾消費的偶像青春電影，《我的少女時代》既保留了亞洲青春電影的視聽公式與敘事模式，還做了一次創作的升級，解決了以往臺灣同類型電影中過於矯情、與華語社會集體脫節、過於臺灣本土化的問題。因此《我的少女時代》提供了一次無性別差異、文化差異的情感體驗，也在精英文化與大眾娛樂之間找到了平衡點，達成了雙贏的局面。
陳玉珊導演有著臺灣偶像劇“教母”的稱號，十多部熱銷的青春偶像劇製作經驗讓她在執導這部電影前，已經有了厚積薄發的足夠條件。臺灣商業青春電影可以說是臺灣偶像劇的派生，兩者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性，合併在一起就是臺灣的影視青春文化。而無論是青春電影還是偶像劇，臺灣作為後起之秀，在美學風格上借鑑了日本的精緻、平緩與唯美，在敘事風格上融入了韓國的喜劇、勵志與浪漫，而該片的故事模式還是《灰姑娘》的現代版、《醜小鴨》的真人版。還恰到好處地沿襲了本土化、瓊瑤式的情感收放，這就讓此次創作有了多種商業類型、手法的彙總與提煉。
《那些年，我們追過的女孩》與《我的少女時代》對青春的平鋪直敘如沐春風，但後者比前者在導演手法上更為多元化，故事情節更有突破性。《那些年》是臺灣本土青春電影的商業品牌代表，傳統而經典。電影成功地激發了男性對青春的集體性追憶，而女性卻略顯被動。《我的少女時代》就是基於前者的一次改良與升級。
首先林真心與徐太宇的關係建立是基於愛情戰爭的搶奪而形成的契約關係，這就讓青春電影中過於沉悶的節奏在人物目的的明確性中得到了提速，也得到了更為符合邏輯的增進關係與尋找自我的可能性。其次，電影結尾時對敘事進行了一次快節奏的男性視角補充，讓青春的描寫不侷限於單一性別，這兩點就是該片在傳統青春電影敘事模式上的一種改進。全面、富有懸念也更有共鳴。再次，該片有著臺灣舞臺劇程式的場面調度與情感寫實。電影中林真心播放錄音時，已經出國的徐太宇卻走入電影畫面，坐在林真心旁邊講述了自己對回憶的描寫。這一場戲宛如臺灣舞臺劇《收信快樂》中的舞臺調度，而充滿戲劇張力，具象而到位。電影中的兩個時空跨度不大，本可通過化妝造型由一個人飾演兩個時空中的同一人物，但導演並沒有像以往電影一樣處理，這歸根結底還是舞臺劇的思維模式，這也強調了影片過去時空的想象虛擬性，而過去時空的青春經驗也可以跳出電影以外，代表任何人的青春幻想。
所以過去時空是在童話虛擬般的故事中表現真實性的情感動機，現實時空是在真實而平淡的生活裡提供了童話之美延續於當下的可能性，這顯然是截然相反而相映成趣的關係。於是劉德華成為了回憶與當下、童話與現實的粘連劑；也是集體記憶的時光刻度。電影結尾兩人因演唱會而重逢，宛如陳可辛的《甜蜜蜜》中兩人因鄧麗君而再續前緣，這種結局能夠瞬間將電影中的私人回憶瞬間轉化為集體記憶。現實中兩人多年後重逢的會心一笑是一種省略號似的留白，這一剎那就是青春心願的滿足，故事止步於此，生活繼續行進。
舞臺劇或電影都講究在每一場戲中尋找感情流露的“一剎那”，這“一剎那”定義了這一場戲，也定義了人物關係與電影主題。《我的少女時代》的情感寫實性就源於抓到了這一特質，這一剎那的感情表達的成功性不在“放”而在於“收”。偶像劇般的青春故事本來就有著一種固有的故事樣板，所以商業青春電影取勝的關鍵就在於如何處理細節及表達情感，而這部電影在“低姿態”的平穩敘事中，對青春與感情有著一種真切而寫實的尊重與表達，這就是內地商業青春電影最缺少的電影態度。
故事：
長相平凡的林真心與校園內大多數女生一樣，每天暗戀著校內品學兼優的歐陽非凡，而徐太宇身為學校頭號痞子，則一心要追求校花陶敏敏。林真心偶然發現歐陽和陶敏敏暗中交往的秘密；在徐太宇的脅迫下，兩人組成“失戀陣線聯盟”，誓言拆散郎才女貌的這一對，也幫彼此追心上人。
兩人一路跌跌撞撞、互幫互助、笑料百出，林真心也逐漸找尋到自我，變成一個美麗動人的女孩，而徐太宇也找回了最初勤奮好學的自己。他們最終如願以償，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人，但在這一場陣線聯盟關係結束後，他們卻發現了彼此的真愛……
《我的少女時代》（2015，臺灣）
編劇：曾詠婷
導演：陳玉珊
主演：宋芸樺、王大陸、李玉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