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3月，在貴州省金沙縣務農的張本收到了2.5公斤“南優2號”雜交種子。種子是他的老同學袁隆平委託助手寄來的。
隨著種子一同寄來的，還有袁隆平的信。信中詳細交代了種植方法。
按照袁隆平的方法，張本每蔸秧苗只插一兩株秧苗。
當地農民見了，非常吃驚，都認為張本有“毛病”。
時間證明一切，事實說明一切。秋收時，張本種的2.5畝稻田畝產達到了650公斤，比常規稻的畝產量翻一番還要多。
當地農民再一次驚呆了，甚至以為張本在田裡施了什麼“魔術”。
如果硬要說有“魔術”，那施展“魔術”的人，應該是袁隆平。張本是“敢吃螃蟹的人”，他的敢做，源自於他對袁隆平的信任。而袁隆平，正是“第一個敢吃螃蟹的人”。
金沙縣縣委書記專門邀請袁隆平到縣裡傳經送寶。“新生事物”雜交水稻開始走進一塊塊新的田地。
當時的中央拿出150萬元人民幣支持雜交水稻推廣，給廣東購買15輛解放牌汽車，裝備一個車隊運輸“南繁”種子。
時任湖南省委第二書記的張平化提出要發動群眾以“最大的幹勁、最快的速度”把雜交水稻生產搞上去。袁隆平被任命為技術總顧問。
一支由省、地、縣、公社、大隊、生產隊6級農業技術人員組成的近萬人的“制種大軍”，浩浩蕩蕩開進海南，開始了一場堪稱空前絕後的大規模製種工作。
1976年，製出的400多萬公斤種子被轉運到湖南，播撒在三湘大地。湖南推廣的208萬畝雜交水稻，平均畝產增幅在20%以上。
雜交水稻的推廣應用，讓廣大農民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實惠。
一位家在農村的大學生回憶，1976年，由於雜交水稻帶來的豐產，他們家出現了以前不敢想的大好局面：全家人可以敞開肚皮吃飯了！
村村鄉鄉有儲備，家家戶戶有餘糧，農民們不但深情地說“用錢靠政策，吃飯靠雜交”，而且發自內心地說：“中國出了個袁隆平，我們才有了飽飯吃。”
雜交水稻的影響可不僅僅在國內，在國外一樣聲名顯赫。西方媒體稱雜交水稻是“東方魔稻”，說它為可能出現的世界性飢餓問題提供了法寶。
國際上把雜交水稻當作是中國繼四大發明之後的第五大發明，譽為“第二次綠色革命”。
那麼，袁隆平是怎麼把雜交水稻發明出來的呢，這還得從頭說起。
袁隆平考的大學，叫重慶相輝農學院。
相輝農學院是復旦大學於抗戰勝利回遷上海後，部分留下校友以復旦大學馬相伯、李登輝兩教授的名字中各取一字而命名的。
1950年，相輝農學院與其他院校相關專業合併創立了一所新型農業高等學府——西南農學院。
袁隆平轉入西南農學院學習，主修遺傳育種學。
當時的遺傳學有2大流派：西方的孟德爾、摩爾根學派和蘇聯的李森科學派。
摩爾根
奧地利的孟德爾發現了遺傳學的兩條基本定律，即分離定律和自由組合定律。美國的摩爾根發現了遺傳學第三定律，即連鎖和互換定律，以此為基礎創立了著名的基因學說。
李森科則藉助斯大林的信任，鼓吹物種進化在於“外部的力量”，說“環境決定一切”，還說達爾文錯在不能正確理解進化的推動力量，物種內部競爭是不存在的。
儘管那時搞“一邊倒”，全盤照學蘇聯，但年輕的袁隆平內心裡還是傾向於踏實勤奮、尊重科學的孟德爾和摩爾根。這為他後來的成功打下了基礎。
1953年8月，袁隆平被分配到湖南安江農校當老師。
一天，袁隆平與同校的李紀春老師到黔陽縣的牛婆衝勞動，回去的路上，肚子餓了，想買點東西充飢，可尋來找去，也只能買到蘿蔔菜湯喝。
“老李，人是鐵飯是鋼，沒有吃的多痛苦啊！糧食問題千百年來一直困擾人類，我是學農的，見到這種情況深感慚愧。我多想自己有能力來增產糧食，讓中國人有飯吃，讓世界上的人有飯吃。”
袁隆平深有感觸地對李紀春說。他的心裡萌動了一種信念和決心，他要用自己的知識解決人類誕生以來就面臨的生存難題。
第一步搞紅薯嫁接，如果能成功，第二步就搞水稻高產研究，袁隆平定下了自己的目標。
1958年，袁隆平按照李森科的“無性雜交”理論，把“月光花”嫁接到紅薯上，獲得了大豐收，最大的一蔸“紅薯王”有13.5公斤。
可是第二年，袁隆平用那些種子播種，長出來的仍是“月光花”，地下卻沒有了去年的光景。
同時，袁隆平費盡苦心開展的一系列其他試驗，如西紅柿嫁接到馬鈴薯上、西瓜嫁接到南瓜上，雖然長出了“三不像”植物，但都沒有獲得經濟性狀優良的無性雜種。
袁隆平感到了迷茫，開始懷疑“無性雜交”的一貫正確性。
因為懷疑，袁隆平便不斷蒐集各種遺傳學資料，從中瞭解遺傳學發展動向。
功夫不負有心人。一次，袁隆平看到一則報道，講DNA的雙螺旋結構遺傳密碼的研究獲得了諾貝爾獎，表明現代遺傳學已進入到分子水平。
回頭一想，自己還在搞什麼無性雜交、環境引誘、風土純化，袁隆平意識到自己被誤導了，走了好幾年彎路。
方向不對，功夫白費。袁隆平覺得必須回到孟德爾、摩爾根的現代遺傳學道路上來。
一則諾貝爾獲獎消息“驚醒”了袁隆平。另一個殘酷的現實又把袁隆平從搞紅薯搞小麥直接引到搞水稻上來。
1960年開始了連續3年的自然災害，全國範圍內出現了空前的糧食饑荒。
沒有吃的，很多人倒在了田埂上、橋底下、小路旁。
一位豆蔻少女，餓極了吃觀音土，排不出大便，活活憋死了。
袁隆平去鄉下支農，給夜校的農民講“紅薯育種和栽培技術”，沒幾個人來聽。另一位老師講“水稻的高產栽培技術”，聽課的人擠滿了教室。
真是怪了，袁隆平問農民到底是什麼原因。農民告訴他，雖然這裡稻田少旱地多，多種紅薯也不錯。但紅薯是雜糧，是水稻的搭頭，沒有地位，吃了不經餓，吃多了還反胃。
“施肥不如勤換種，袁老師，你是搞科研的，能不能培育一個畝產800斤、1000斤的新稻種，我們就可告別饑荒，結束苦日子了。”
農民樸素的話語、真切的期望，深深打動了袁隆平。
“從科學上尋找高產的辦法，向飢餓挑戰，為中國人民解決吃飯問題，是我們學農的知識分子的天職。”
多年後，回顧當時的情景，袁隆平依然這樣飽含深情地說。
“以糧為綱”，看來還得搞水稻。袁隆平的大腦裡，開始只有“高產水稻”幾個字。
日有所思，夜有所夢。
進入夢鄉的袁隆平夢見自己種的水稻像高粱那麼高，穗子像掃把那麼長，顆粒像花生那麼大，他和幾個朋友就坐在稻穗下面乘涼。
後來，袁隆平把這個夢叫作“禾下乘涼夢”。為了實現這個夢，他把雙腳邁進了稻田。
多少年來，人們已習慣於常規選種。袁隆平也曾想過通過常規稻的選育，得到高產優質的稻種。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調查後，袁隆平發現，常規選種增產優勢不大。
怎麼辦？袁隆平想到了雜種優勢。雜種優勢是生物界普遍存在的現象。如公馬和母驢生的騾子，具有優於雙親的強大體力。
然而搞雜交水稻，在理論上存在“攔路虎”。
按照遺傳學經典理論及當時國際上的普遍觀點，水稻是一種花器很小的自花授粉作物，異花授粉十分不易，搞雜交水稻很難行得通。
國際上許多研究人員望而卻步，覺得沒有可能，紛紛止步，中斷研究。
“外國人沒有搞成，難道中國人就不能搞成嗎？”
袁隆平心中升起為國爭光、為民解憂的浩然正氣。他要勇闖禁區。
剛開始沒有知音，袁隆平孤身前行。在校外的試驗田裡，袁隆平做起了雜交水稻研究。
每天課餘之後，他就到試驗田裡去轉，尋找不育株材料。一轉就是好幾個小時，然後拖著疲倦的身體回到自己的小屋。
驚喜在1960年7月的一個下午來到了。
袁隆平在試驗田裡發現了一株植株高大、穗大粒多的優異稻株，猶如鶴立雞群。
好似發現了寶貝，袁隆平每天都來觀察這個“大高個”，並做好記錄。
收割時，袁隆平小心翼翼把這個稻株上結的170多粒壯谷收集起來，想作為良種培育。
龍生九子，各有不同。第二年，這些種子的後代出來了，卻參差不齊，高的高、矮的矮，早的早、遲的遲，沒有一株比原來的單株好。
一般來說，出現這樣的局面，應當悲觀。
袁隆平卻很樂觀。他想到了孟德爾、摩爾根的遺傳學分離定律。
可以判定，這必是一株雜交稻，因為純種水稻的後代是不會如此分離的，只有雜交品種才會出現這樣大分化的態勢。
研究雜交水稻培養優良品種，一條“通天大道”來到了面前。
但必須說明，這條道路是曲折的、坎坷的。
理論上，美國著名遺傳學家辛洛特和鄧恩撰寫的《細胞遺傳學》明確指出，水稻等自花授粉作物沒有雜交優勢。
現實中，水稻花太小，而且每一朵水稻花都是既有雄蕊也有雌蕊。要讓水稻在開花期內雜交成功，最好的辦法是讓其自身雄蕊處在不育狀態，雌蕊才能接受其他植株的雄蕊花粉。
突破這一難關，袁隆平想到的辦法是培育“雄性不育系、雄性不育保持系和雄性不育恢復系”三系雜交水稻。
培育三系的關鍵是培育出雄性不育系，第一步棋是找到水稻中的“雄性性功能缺乏者”，也就是雄性不育株。
就這樣，袁隆平邁開了向傳統遺傳學理論“宣戰”的第一步。
“當時我國大學和科研院所有許多水稻方面的鴻儒，為什麼熟視無睹，不敢去動那個禁區，而一位普通的中專教師敢於提出這一問題，這正是袁老師的高明可貴之處。”
袁隆平的學生李必湖這樣評價老師當年的行動。
1964年的夏季，袁隆平頭頂烈日，腳踩泥水，手裡拿著放大鏡，挨個檢查稻穗，發現略有差異的雄蕊，就準備帶回實驗室進行研究。
當勘察到第6400株稻穗時，袁隆平終於發現了第一株天然不育株。
雄性不育株的發現，極大增強了袁隆平的信心。
1965年，袁隆平寫出《水稻的雄性不育性》一文，在《科學通報》上發表出來。
一石激起千層浪。個別“學術權威”斷言袁隆平對遺傳學無知，一些人認為袁隆平異想天開耍兒戲。
然而，國家科委九局致函湖南省科委和安江農校，支持袁隆平。
要大面積栽種雜交水稻，必須培育出一個水稻的“女兒國”，再為她們配上健壯的“夫君”，這樣才能養育出強壯優秀的後代。
為了做試驗，袁隆平找來、買來60多個瓷盆土罐，給選育出來的稻種開起了“小灶”。
可是“小灶”讓動盪的年代裡熱情過火的人給砸爛了。袁隆平忍不住暗自落淚。
有好心人勸袁隆平：“現在是越沒文化越吃香，挖地不用量角器，種田不用ABC，你何苦去搞雜交水稻呢？”
袁隆平沒有動搖，他把殘存的秧苗當作自己的生命一樣去保護。
所幸國家科委黨組書記聶榮臻支持，國家科委九局局長趙石英支持，袁隆平得以繼續開展研究。
1967年的早春，天寒地凍。為了不育種子不被凍壞，袁隆平對學生說：“這些種子凝聚著我們幾年的心血，保住它，就是保住了我們的命根子。”
說完，袁隆平帶頭示範，把種子包起來，再蒙上塑料薄膜，纏在腰上。
師生們瘦小的身體瞬間粗壯起來，大家互相看著，苦澀地笑著。
袁隆平幽默地說：“體驗一下體溫育秧苗頗有情趣，別看我們現在腰纏的是幾粒水稻種子，也許是‘腰纏萬貫'，今後會給我們帶來幸福和財富的！”
1968年4月，袁隆平研究小組篩選出了具有保持能力的“青小金一號”，繼而培育出了70多個不同的雜交品系。
種子多了，腰間纏不下了，袁隆平想到了光照充足、冬無嚴寒的海南和雲南。
1968年10月，袁隆平帶上2個助手，到海南陵水開展研究實驗。從此，每年10月寒流席捲洞庭湖畔時，袁隆平都輾轉在外，追趕著太陽走，連續有7個春節沒有回家。
1969年冬，袁隆平帶著助手到雲南元江繼續開展培育工作。1970年1月6日凌晨，發生了滇南大地震。
袁隆平他們在睡夢中驚醒，眼看著房子要垮了，便趕緊逃出去。但種子已經浸了，準備要播，他們又冒險衝進去，把種子救出來。
餘震不斷，他們為了把試驗繼續下去，就住操場、睡草蓆，堅持了3個月。
然而在雲南元江找到的野生稻，拿到湖南進行試驗，卻由於生育期太長，不能抽穗。
袁隆平決定去海南尋找野生稻，哪怕走到天涯海角，也要把它找到。
1970年10月，茶飯不思、夜不能寐的袁隆平帶著助手再下海南，還給助手們講了一個浪漫的愛情故事。
“很久以前，當地有位勤勞勇敢的彝族男青年，手拿弓箭追趕一隻梅花鹿，追了7天7夜，一直追趕到這裡。梅花鹿被迫跳上這塊石頭，可眼前是茫茫大海，已無路可走。男青年正要張弓射去，梅花鹿突然變成了一位美麗的姑娘，那位彝族青年愣住了。後來，他們相親相愛，結成了一對幸福美滿的夫妻。”
助手們說喜歡聽這個故事。
“我有意講這個故事，不是浪漫，而是比喻我們也像梅花鹿一樣，跑到天涯海角，無路可走，背水一戰。我們現在既是師生，也是事業上的戰友。我希望在這裡找到機會，找到讓雜交水稻研究成功的緣分！”
袁隆平的故事和幽默鼓舞著年輕的助手。
一天，袁隆平去北京請教有關專家。學生李必湖打了一個長途電話，袁隆平火速趕回海南三亞。
原來，李必湖發現了三株雄花異常的野生稻穗。
反覆辨認後，袁隆平激動地喊出聲來：“真是絕了！真是絕了！這是一株千真萬確的雄花敗育的天然野生稻啊！”
興奮之餘，袁隆平把它命名為“野敗”。
兵貴神速。第二天，李必湖等人便用正在抽穗的秈稻“廣矮3784”與“野敗”雜交。連續4天，共雜交出8個組合65朵小花。
勝利總是要接受考驗。當年最後一場颱風在海南登陸了，試驗田秧苗被淹得只剩下葉尖。
袁隆平當時正感冒發燒，還是不顧一切，拖著帶病的身體參與搶救。搶救完畢，袁隆平幾乎昏過去。
但不管怎樣，只要搶救到的是“寶貝”，就值了。
第二年，袁隆平他們發現，這傢伙真是好東西：雄性不育，且能夠保持下去。
因為“野敗”的 發現，每到冬季來臨，科技工作者便從內地來到海南三亞，開展雜交水稻研究。
久而久之，人們稱到海南育種為“南繁”。
當然，這與袁隆平的大家風範是分不開的，他把“野敗”材料無償貢獻出來，供全國農業科技工作者協作攻關。
全國18個科研單位的100多名科技工作者攜帶上千個稻穀品種，與“野敗”進行了上萬個組合的回交轉育，獲得了多個雜交水稻品種。
可是事情很難一帆風順。恢復系仍沒有找到，找不到恢復系，就不可能育成用於大田種植的高產雜交水稻。
有人斷言：這種不育系，是本質不育，永遠也找不到恢復系。
還有人編出了順口溜：三系三系，三代人也搞不成器。
在這些消極因素的影響下，不少地方下馬了雜交水稻研究項目，熱氣騰騰的局面又冷清下來。
“我們不能受外界干擾，要一鼓作氣，攻克三系配套的最後一關。”
袁隆平鼓勵協作組的人說。
1973年，43歲的袁隆平終於實現了他的部分夢想，在世界上首次育成三系雜交水稻，將水稻產量從每畝300公斤提高到500公斤以上。
真的是十年磨一劍。從1964年發現第一株不育株，到1973年三系配套成功，整整10年。
10年間，每到水稻揚花的時節，袁隆平就帶上一壺水和兩個饅頭當中飯，像“偵查員”一樣，守在田間觀察。
長期下來，袁隆平患上了習慣性結腸炎，體重下降了20多斤。
既然雜交水稻種已經出來了，那就要大面積推廣，大展宏圖。
1975年末，袁隆平向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華國鋒彙報雜交水稻在湖南的發展情況，提出向全國推廣的建議。
華國鋒指示要迅速推廣。本文開頭提到的150萬元支持資金，就是華國鋒拍板定的。
“種雜交水稻都沒費勁，畝產就達到1000斤，我們願意栽種這種水稻。”一位生產隊長說。
1975年南方省（區）種植雜交水稻的面積是370多公頃，1976年一下子就躍升到13.87萬公頃，1977年更是擴大到210萬公頃。
此時的袁隆平沒有居功自傲，而是快馬加鞭，繼續奮進。他經常下到農村，深入田間地頭搞調查，幫助解決雜交水稻生產中的實際問題。
三系雜交稻一般要比普通品種增產20%左右。可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三系雜交稻產量出現了徘徊局面，在提高單產產量方面很難再上臺階。
“三系法的品種間雜交水稻的增產能力已將近發揮到了極限，很難再有進展；且三系法雜交水稻育種工藝比較複雜，選育新組合的週期長，效率低，種子成本高，價格貴。淘汰這種雜交育種方法已勢在必行。”
1986年10月，世界首屆雜交水稻國際學術討論會在長沙召開。袁隆平勇敢地作了自我否定。
否定是為了再次前行。這樣，才有了後來的兩系法、超級稻。
回到最初出發的地方，袁隆平以不斷自我加壓、永不退休的精神，只是為了讓中國人有飯吃，讓世界上的人有飯吃。
他做到了。他卻離開了，他的生命終止在91歲。但他永遠活在人民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