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吳宏觀 · 聚焦」“十四五”前瞻:哪些指標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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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下旬即將召開的五中全會備受關注,會上“十四五”規劃啟動在即,“雙循環”戰略如何佈局?將提出哪些指標?需要關注哪些領域?

雙循環”戰略如何佈局?淡化增速、結構調整、消費為基、科技為先、環保為翼。在“十三五”規劃沒達標的4個指標中,GDP目標將淡化,而服務業增加值佔比、研發投入強度、可支配收入增長的目標將強化。

經濟、民生、科技、環境四大領域指標下看點:

1.經濟:GDP淡化目標、放寬區間;服務業增加值比重升至60%;以戶籍改革推進新型城鎮化,未來五年城鎮新增近9000萬戶籍人口。

2.民生:“舊改”目標將替代“棚改”,拉動投資4.5萬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在目標上將不低於GDP增長。

3.科技:重在提升核心技術的自給率,研發支出佔比向發達國家靠攏,醫療和製藥追趕美國。

4.環境:目標將向發達國家看齊,強化資源節約和低能耗,從汙染防治轉向削減碳排放,碳密集型產業面臨重整。

“雙循環”戰略下會有哪些新指標?經濟安全+科技+高質量:能源對外依存度、“三新”經濟增加值佔比、城鎮調查失業率、芯片自給率、新能源新車銷量佔比。

值得關注的投資領域:清潔能源、自主可控、新消費、新基建、舊改。

風險提示: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面臨阻力,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加大

正文

10月26日至29日將召開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此次會議上將研究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

“十四五”規劃將成為“雙循環”戰略的一次系統性佈局。當前在經濟全球化遭遇逆風,以及新冠疫情令全球經濟陷入衰退的背景下,中央已經提出了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在“雙循環”戰略的指導下,“十四五”規劃的看點有哪些?本文作為“十四五”規劃系列研究的開篇,探討了“十四五”規劃可能提出的主要指標。

1. “十五”規劃以來的指標體系發展

作為2021-2025年國民經濟發展統籌性的綱領,“十四五”規劃將如何制定其經濟社會發展的指標?在此,通過考察歷次五年規劃中的指標體現的變化,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線索:

一是隨著中國經濟體量的持續壯大,五年規劃中的指標數量也不斷擴大。其從“十五”到“十三五”翻了一倍多,但每五年新增的指標數保持遞減,按此規律,“十四五”規劃的指標數可能達到37個。

二是從“十一五”規劃開始,指標體系總體上被分佈在經濟發展、科技創新、資源環境、民生服務這四大領域。

尤其是後兩大領域,其指標的佔比一致在70%以上,預計“十四五”規劃亦將如此。

三是約束性指標相對預期性指標不斷擴充。與依靠市場主體的自主行為實現的預期性指標不同,約束性指標是政府運用行政力量來確保實現的。“十五”以來,約束性指標從一個較低水平快速擴充固然有其合理性,但佔比過高並不利於要素的市場化配置。因此,隨著“十四五”期間要素配置改革的深化,約束性指標占比將趨於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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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十三五”指標實現情況看“十四五”發展

在多變的外部環境下,中國仍將在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一宏偉目標,因此“十三五”規劃的一些主要指標也有望在今年如期完成。然而,在經濟發展、創新發展、民生服務、資源環境這四個方面,一些未完成的指標既成為當前經濟發展的挑戰,也將影響到“十四五”規劃的指標制定。

經濟發展:“十三五”規劃設定的4個指標中均屬於預期性指標,即主要依靠市場主體的自主行為實現,這其中除了城鎮化率的提升有望超預期完成,其餘3個目標在收官年實現均具有較高難度(圖3)。由於今年新冠疫情下,我國有望成為全球唯一正增長的經濟體,因此GDP和全員勞動生產率的不達標不必苛求。然而,服務業增加值比重的難達標,並且其提升幅度較“十二五”時期的6.6個百分點顯著放緩,則凸顯其當前發展面臨的問題,尤其是如何有效提高居民的消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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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驅動:“十三五”規劃也設定了4個預期性指標,其中每萬人口發明專利擁有量和互聯網普及率在2019年就已經達標,科技進步貢獻率考慮到過去四年年均1個百分點的增長,在2020年也有望順利達標。唯一難以實現的是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投入強度(圖4),即研發支出佔GDP比重。2019年該比重由2015年的2.07%升至2.19%,平均每年僅提升0.03個百分點,距離其2.5%的目標仍有不小差距。

從全球來看,中國的研發支出佔GDP比重顯著低於美國、德國、以及東亞周邊的主要經濟體,也不及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圖5)。因此,該指標在“十三五”期間的不達標,並不意味著全社會研發投入的增長會因GDP增速的下降而放緩;相反,我們預計“十四五”期間,國家在研發支出上將設定更高的目標,以全面提升創新驅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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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服務:“十三五”規劃預定了7個指標,其中有4個預期性指標,當前除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外的其他指標均已達標(圖6)。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的不達標固然有今年新冠疫情的影響,但自2016年以來,已有3年出現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低於GDP增速(圖7),從而使得在整個“十三五”時期,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的增長落後於GDP的增長(圖8)。鑑於此,我們預計中央在制定“十四五”規劃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在目標上將高於GDP增長,以順應“雙循環”戰略下促進消費的內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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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服務方面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指標是棚改,其在2016-2019年已經完成2157萬套,超過了“十三五”規劃所預定的目標,因此在2020年正被老舊小區改造(“舊改”)所替代,這也意味著“十四五”規劃有望對“舊改”設定新的目標。

資源環境:“十三五”規劃在資源環境方面空前重視,一共設定了10個指標,並且每個指標均屬於約束性指標,即強化了政府必須履行的職責以確保完成的指標,因此10個指標均將在今年實現既定目標(圖9)。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國家在“十四五”時期會降低對資源環境改善的要求,比如從全球來看,中國的非化石能源佔一次性能源消費的比重依然偏低(圖10)、森林覆蓋率更是與主要國家和全球平均都存在較大差距(圖11)。由此可見,在“十四五”時期,中央將在資源環境發展上提出更高的目標,這從近期第75屆聯合國大會中提到“中國二氧化碳排放力爭於2030年前達到峰值”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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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十四五”規劃會有哪些主要指標?

“十四五”規劃在指標體系上無疑將比“十三五”更加系統和全面,但我們預計“十三五”規劃的指標體系仍將在“十四五”規劃中保留相當一部分。其中對於一些“十三五”期間未達標的指標,“十四五”規劃在目標設定上將更具開放性;而另一些指標則會提出更高的要求。

一、經濟發展方面,“十四五”規劃預計仍將包含“十三五”規劃的3個指標:

(1)GDP年均增速為5%-5.5%。雖然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但完全放棄經濟增速的增長目標並不現實,尤其是對於宏觀政策的制定。鑑於後疫情時代外部不確定性的加大,預計“十四五”規劃不會對2025年的GDP設定具體目標,而僅是將整個“十四五”期間的年均增速設定在5%-5.5%的區間。如此一來,“十四五”期間宏觀政策的制定將不再拘泥於每一年的GDP增長,而是在五年的規劃中通盤考慮,這也是“完善宏觀調控跨週期設計和調節”的體現。

(2)城鎮化率較“十三五”目標提升5%。這就意味著到2025年,中國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5%、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0%。鑑於兩者在當前與其目標的差距分別為4.4和6.6個百分點,這就意味著“十四五”時期的戶籍改革將加速推進,與當前相比,2025年城鎮戶籍人口將新增8700萬,高於城鎮常住人口新增的7200萬,因此更多的農民工有望在城鎮落戶。

(3)服務業增加值比重上升至60%。如上所述,這一指標在“十三五”時期的上升低於預期,但考慮到“雙循環”戰略下對於“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內在要求”,預計“十四五”規劃不會降低對服務業加速發展的要求,並且60%的目標在當前依然低於全球平均水平(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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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新驅動方面,“十四五”規劃預計至少包含“十三五”規劃的3個指標:

(1)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投入強度升至2.8%。如上所述,“十三五”時期該指標雖然低於預期,但在以創新推動高質量發展的要求下,預計“十四五”規劃對於該指標的目標將升至2.8%,向主要發達國家靠攏。

(2)科技進步貢獻率升至65%。雖然在“十三五”時期該指標圓滿達標,但為縮小與於發達國家70%以上的水平的差距,“十四五”規劃預計將該指標目標再提升5個百分點。

(3)每萬人口發明專利擁有量升至20件。“十三五”時期該指標不僅超預期達標,我國的國際專利申請量也在2019年超過美國躍居全球第一,但在人均發明專利申請量上依然落後美國、日本、韓國等科技創強國。隨著中國在“十四五”時期創新步伐的加快,我國的專利申請在諸如製藥和醫療技術等領域仍有較大增長空間(圖13,圖14),因此人均發明專利擁有量有望進一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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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生服務方面,“十四五”規劃預計至少包含“十三五”規劃的4個指標:

(1)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不低於5.5%。如上所述,“十四五”時期保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於GDP增速,才能夠真正通過擴大消費釋放內需潛力。

(2)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0.6個百分點。教育是國家創新能力的基礎,這就意味著到2025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有望達到11.5年。

(3)城鎮新增就業人口5000萬以上。“十三五”以來尤其是今年,就業在經濟工作中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圖15),該指標自“九五”規劃以來,均是每10年上調一次;且我國勞動力總量的下降在未來5年呈下降趨勢,預計“十四五”規劃仍將大概率將新增就業目標確定在5000萬人左右,與“十三五”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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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均預期壽命提高一歲。“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均提出了人均預期壽命每五年提高一歲,隨著當前民生改善的持續推進,這一目標在“十四五”有望延續。

四、資源環境方面,“十三五”規劃相關指標均有望在“十四五規劃”中保留:

(1)耕地保有量不少於2020年水平。“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均要求耕地保有量在每五年末至少不減少,預計“十四五”規劃不會改變。

(2)新增建設用地規模較“十三五”繼續縮減。雖然具體目標值要到明年兩會後再公佈,但在方向上,新增建設用地規模的縮減符合耕地保護和資源節約的基本國策。

(3)萬元GDP用水量下降25%。2019年我國萬元GDP用水量雖降至60.8立方米,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不小差距;並且省際間差異巨大,比如排名靠後的省份依然超過200立方米,因此節水在“十四五”時期還有很大潛力。

(4)單位GDP能源消耗降低14%。該指標在目標上較“十三五”規劃有所下調,主要是考慮到“十三五”時期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當前我國單位GDP能耗已降至接近全球平均水平(圖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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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非化石能源佔一次性消費比重提升至18%。在2016年加入《巴黎協定》時,我國已承諾2030年將非化石能源佔一次性消費比重提升至達到20%,因此“十四五”規劃在該指標的目標上將比“十三五”繼續提高3個百分點。

(6)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20%。鑑於上述我國已承諾“二氧化碳排放力爭於2030年前達到峰值”(圖17),“十四五”規劃將在這一指標上將比“十三五”提出更高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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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十四五”規劃對於森林發展、空氣質量、地表水質量、主要汙染排放總量減少這些指標的目標制定,也將在“十三五”的基礎上繼續完善。

4. 十四五”規劃可能出現的新指標

作為“十四五”規劃的新指標,其運用無疑將服從“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形成,鑑於此,我們試圖從中央有關“雙循環”戰略的相關表述中尋找相關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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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18所示,從中央首次提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以來的相關表述來看,“安全”、“科技”、“高質量”出現的頻次依次排在前三位,由此來看,“十四五”規劃中將出現的新指標可能與這幾個高頻詞所涉及的領域相關,我們認為有如下兩個指標值得關注:

一是能源的對外依存度。“十三五”時期我國能源的對外依存度迅速上升,主要體現在原油和天然氣上(圖19,圖20),前者的對外依存度在當前更是升至70%以上。對中國這樣一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言,能源對外依存度的不斷上升不僅影響到經濟安全,也不利於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發展格局的形成,相比之下,近年來美國的能源對外依存度正在快速下降。因此,“十四五”規劃將關注這一指標的上升,並將其目標定在一個相對合理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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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三新”經濟的增加值佔比。“三新”經濟是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簡稱。自2017年統計局首次正式發佈其數據以來,“三新”經濟在GDP中的佔比從2016年的15.3%升至2019年的16.3%(圖21、圖22),鑑於中央已經將“三新經濟”定位為推動我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力量,“十四五”規劃有望將該指標的目標定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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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一些高科技行業的產量指標。

比如半導體行業,今年8月國務院發佈的數據顯示中國芯片自給率要在2025年達到70%,而2019年我國芯片自給率僅為30%左右;又如新能源行業,從工信部已發佈的《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2021-2035年)》(徵求意見稿)來看,2025年新能源汽車新車銷量佔比將達到25%左右,而2019年新能源汽車在新車銷量中的佔比僅為4.8%。

調查失業率替代登記失業率重回五年規劃指標體系是大概率事件。弱化經濟增長硬性約束的背景下,與經濟增長、社會穩定和居民消費密切相關的就業指標體系預計在“十四五”規劃中得到更多的關注和重視。自2018年開始,調查失業率正式對外發布並納入政府工作報告的年度指標中,預計調查失業率替代“十三五”以前的登記失業率重回五年規劃指標體系是大概率事件,5.5%-6%左右的目標值設置可能較為合理。此外,從近一年國家統計局月度數據解讀和新聞發佈會中表態來看,調查失業率相關細項指標在疫情後被頻繁提及,尤其是全國主要就業人員群體25-59歲人口調查失業率、青年人口調查失業率、大專及以上人員調查失業率關注度明顯提高(圖23)。預計“十四五”期間更多調查失業率分項指標尤其是青年人群調查失業率等有望得到進一步完善並正式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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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正如上文所述,“十四五”規劃在民生的指標方面,有望用“舊改”取代“棚改”。此前國務院已經宣佈2020-2025年要完成老舊小區改造17萬個,鑑於2020年預計將完成3.9萬個,預計“十四五”規劃中的“舊改”目標將在13萬個左右而從相關部委的調研來看,這一指標的實現,有望在“十四五”期間拉動約4.5萬億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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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風險提示

從目前來看,“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風險主要有以下兩方面:

一是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面臨阻力,其涉及到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五個要素領域,在改革具體的推進過程中難免會面臨一定的阻力,而如何化解這些阻力決定了“十四五”規劃的主要目標能否實現。

二是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加大,主要是美國大選後,美國針對中國高科技領域的技術封鎖和經濟全球化的逆風是否持續或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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