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禹傳子、家天下”?禹之前不也是黃帝他們一家子嗎?

文昱文遠


禪讓制的本來面貌可能和大多數人所想的都不一樣,也沒有大多數人所想的那麼美好。

五帝禪讓或許便是春秋爭霸的原始雛形,且看筆者細細道來。

“禹傳子,家天下”意味著遠古中國的社會政治體制由禪讓制變為了世襲制。

禪讓制聽起來是多麼的美好,充滿了人性的光輝,讓中國上古時期的政治顯得多麼成熟。

但仔細一想禪讓制根本就經不起推敲,因為心甘情願的禪讓和人性的自私是相違背的。

人類社會不斷在演變,但人類的自私的本性卻一成不變,誰會無私地將地位和政治權利拱手送人呢。

所以世襲制應當並沒有像後世人想象的那麼美好,只是因為中國人有尚古的傳統,就把上古社會想象的十分美好。

在後世的傳說和記載中,五帝本就是一家子,所以禪讓制就顯得沒那麼單純了。

五帝是否一家子並沒有切實的證據可以證明,筆者在此也不想深究這個問題。

筆者的目的是重新分析一下禪讓制的真實性極其本來原貌。


上古社會的歷史往往是不太可靠的,因為既沒有當時文字的記載,也沒有考古的證據。

所有的上古史都是後人根據傳說寫成的,甚至還加上了自己的想象。

所謂三皇五帝其實是後人根據遠古傳說中的領袖締造的名號,而且還是在三王五霸的基礎上締造的。

中國人向來注重形式,有了三王,就得有五霸,有了五霸就得弄一個七雄。

三皇五帝的歷史雖說在三王五霸之前,但其名號的初生卻是在三王五霸之後。

古人以尊崇的名號來展現其臆想的上古社會的美好,君王賢能,社會穩定。

可以肯定的是上古社會並沒有古人所想象的那麼美好和安定,君王的賢能倒還有一定可能。

如果五帝本是一家人,其禪讓的實行還有一定合理性。

但倘若五帝並非一家人,那麼禪讓制的存在就應當令人質疑了。

稍有政治常識的人都知道,權力的轉移不可能這樣風平浪靜與美好,而且還是在毫無血緣關係的人之間。

無論五帝是否是一家人,禪讓制都有另一副真實面貌。


荀子言:“夫曰堯舜禪讓,是虛言也”。韓非子曰:“舜逼堯,禹逼舜”。

古人已經對禪讓制產生了質疑,但缺乏直接或間接的證據來證明其真偽,就只能作推斷和猜測。

禪讓制傳說的不可靠性從五帝的壽命和出身就可以看出。

《史記·五帝本紀》中記載,堯46歲即位,在位98年,活了140多歲。

《本紀》又記載,舜家裡窮了好幾代,被堯看見了他高尚的品質而立為了接班人。

這種記載根本就不可靠,因為上古時期的衛生條件和生活水平根本就無法和現代相比,血緣和出身又決定一個人的社會地位。

無論是古代人還是現代人,活一百多歲都是難事,更何況上古時期的五帝,活一百多歲是近乎不可能的事情。

後世西周時的宗法制,血緣是其唯一的紐帶。

貴族和平民之間的鴻溝是不可逾越的,而在更久遠的上古父系氏族時期,社會地位就更加依靠血緣了。

在封建制度崩塌,貴族社會消亡以後,平民才逐漸登上歷史的舞臺。

在那個上古時代,普通貧民根本就不可能憑藉高尚的道德品質成為統治者。

司馬遷在寫《史記》的時候對於上古社會也要根據傳說,還要依靠自己的主觀想象,致使記載不可靠也是情有可原。


現在來試著還原一下禪讓制的歷史真面貌。

根據王和的著作《中國早期國家史話》的推想,五帝所代表的不僅僅是一個個賢能的個人,還是一個個先後興起的強大的部落。

堯舜禹等人其實是部落的人格化象徵,是部落興起的領袖。

隨著不同部落的興起,政治霸權開始轉移,就如同春秋時期霸主輪流坐的局面一樣。

在上古時代,不大可能出現大範圍統一的國家,政治形勢應當是部落聯盟。

最強的部落成為政治中心,號令所有部落。

當一個部落衰落以後,新崛起的部落就替代了其地位,成為新的聯盟共主。

一個部落強盛一百多年也不是什麼難事,這就讓五帝的壽命悠長合理了。

五帝所代表的是其部落,部落強盛的時間映射到作為象徵的五帝身上就成為了五帝的壽命。

部落興盛一百多年絕對比上古時期的人活一百多歲更加靠譜。

其次出身低微的問題也說得通了。

低微的出身並非是本人,而是其所代表的那個部落本來非常弱小,後來崛起了。

由此,在五帝的壽命和出身問題上都找到了合理的說法。

真正的歷史事實是怎樣無從得知,但可以想象所謂的禪讓,其實是部落霸權的和平交接。

政治霸權的交接或許並不一定是和平的,但在傳說中得到了美化,於是上古時期的政治形態就顯得十分美好。


在人類文明的歷史中,將一個群體的形象映射到一個人身上是很常見的事情。

上古時期的人們在部落和部落之間、群體和群體之間,找到了一種和平的權力交接的方式。

這也是中國早期的政治智慧,也就是所謂的禪讓制。

中國的政治是比較早熟的,因為早在兩千多年前中國就基本消滅了封建制度,而歐洲的封建一直持續到了文藝復興。

中國在西周時期就完全建立了成熟的封建制度,而在此之前一定有相關的政治鋪墊。

上古時期的五帝政治霸權的交替有可能就是中國封建制度的雛形。

五帝時期的部族霸權輪換或許就是東周時的霸主交替的原始形態。

“禹傳子、家天下”的出現就是中國政治又一次的成熟。

到西周時,封建制度就確立了,天子世襲,而封建各國就是上古時各部族的新形態。

當天子霸權崩塌的時候,諸侯就開始爭霸交替,這就是上古時期部族霸權的輪換的新形態。

封建制度的確立和崩塌始終都有著上古時期部落聯盟的影子,最終全部被歷史淘汰。

在秦漢統一天下以後,封建制度基本消亡,中國進入了中央集權的專制社會。


天上人間文史鑑


“禹傳子,家天下”。

這是古人說的。《漢書.蓋寬饒傳》曰:“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

“三王”,就是夏商周“三代”,這當然從大禹傳位夏啟開始。

古人認為,“三代”以前不是這樣。還是《漢書.蓋寬饒傳》:“五帝官天下,……官以傳賢。”

所以,先是墨家,後是儒家,都大講堯舜禹的“禪讓”。

三人“禪讓”的依據,一是《尚書》中的第一篇《堯典》;二是《尚書》中的第二篇《皋陶謨》。

《古文尚書》和東晉梅賾的偽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曾把《堯典》中最後一部分分離出來,稱為《舜典》。後來,從隋唐就有人質疑,至清代,《舜典》一般又恢復到《堯典》裡去了。

那麼,第一個問題就來了,“傳子”和“傳賢”有區別麼?

有。

從西周開始,“家天下”的“傳子”,是有嚴格而明確規定的。

這就是“傳嫡長子而不傳賢明”——權力和財產的繼承,只能傳給同姓嫡長子孫,不管其是否“賢明”,非嫡子孫只有在沒有嫡系子孫可傳的情況下才能考慮。

關於這一點,剛剛寫過一篇問答,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搜出來看看。

《漢書》說是“三代”,嚴格說是從西周才明確形成這樣的“宗法”制度,就是為了保證封建貴族統治階層之權力和財產的順利、穩定交接和傳承。

這是私有制產生後,必然形成的一種政治制度。

“禹傳子”,據《史記》說,多少還有點戲劇性。

《史記.夏本紀》說,大禹,原來是準備“選賢任能”,把自己的“職位”,傳給前面說到的《皋陶謨》中那個“皋陶”的。“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而後舉益,任之政。”

皋陶早亡,於是大禹又想傳位給伯益。

不料,“人算不如天算”,“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恰,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啟,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啟遂即天子之位,是為夏后帝啟。”

按照司馬遷的說法,帝禹並沒有傳位給自己兒子的私心,爭奈伯益的威信不夠,諸侯們都擁護啟,啟也就“順水推舟”作了天子。

這期間,表示“不服”的,只有有扈氏,於是,“啟伐之,大戰於甘”。發兵之前,夏啟做戰前動員,這就是《尚書》第四篇《甘誓》。

第二個問題,“三代”之前的堯舜禹,是不是“禪讓”。

前面說了,最早是墨家,隨後是儒家,都極力稱頌堯舜禹的“禪讓”。

戰國末年,已經有人質疑“禪讓”這件事,比如韓國的韓非。

與韓非同時,在魏國發現的“汲冢竹簡”中整理出來的《竹書紀年》,也說堯舜禹之間沒有“禪讓”只有篡權。

《竹書紀年》,是晉國和魏國史官記載的歷史。晉國後來被韓趙魏三家所分。所以,韓非持與《竹書紀年》相同觀點,很可理解。

現代學者認為,堯,很可能是處於氏族部落聯盟興盛至瀕臨解體前的部落聯盟軍事首長,而不是帝王。禹,則在西周,就被周族奉為自己的祖先神,很可能也是氏族部落時期的一個重要領袖,當然。也不是帝王。

舜,情況稍顯複雜,從王國維開始,若干甲骨文研究“大佬”,皆同意“舜”是“俊”的音變,而帝俊又是由殷商先祖“夒”演變而來。就是說,舜,是東夷族中“鳥夷”分支的祖先。

這樣,一些學者即提出,所謂堯舜禹“禪讓”,實際上是堯和禹所在的華夏族,與“俊”或“舜”所在的東夷族,在融合過程中形成的“輪流執政”。

這種推測,在氏族部落聯盟的“方國”時代,向逐漸走向“大一統”的“王國”時代過程中,是有存在的可能的。

“禪讓”,是正常的輪流執政;“篡權”,則可能是對破壞“遊戲規則”的懲罰。兩種皆可以說通。

第三個問題,禹之前的“五帝”是不是一家。

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說是,還排列的他們之間的相互關係,儘管其“親戚關係”有些亂。

他依據的,是《大戴禮記》中的《五帝德》和《帝系》。

顧頡剛先生就此做了大量的考證,提出了一個觀點,說這樣的“五帝”系統,是“層累”的結果,就是一代一代人逐漸才形成的。

所謂顧頡剛“疑古”,主要指的就是他這個觀點。一些人說顧先生“疑古”是否定中國上古史,這說法有點兒“驢唇不對馬嘴”了。

現在學者們已經“捋”得很清楚。現在能見到的西周文獻證明,周族最早的先祖神是大禹,後來才疊加上堯和黃帝。

舜,不是周族而是商族的祖先,屬於東夷系列。東夷最古老的先祖是少皞。

“顓頊”和“帝嚳”都是後來,大約在戰國時期才在人們的議論中出現的先王。

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禹,這樣排列的“五帝”,直到西漢,才出現在《大戴禮記》中。

司馬遷也不是照抄照搬,他做了不少實地考察和尋訪。他說,關於五帝的說法太多,有學問的人也說不清楚,他依據《五帝德》和《帝系》,結合在各地聽到的傳說,大致把《五帝本紀》寫成了這個樣子。他這話,是在《五帝本紀》最後一段說的。

“五帝”成為一家人,既有一個過程,在當時又是一種必須。

西周,實現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大一統”。

這個時候,西周的統治者們,已經開始注重對以往歷史的蒐集和整理,於是才有可能形成《詩》《書》這樣的文獻。

雖然後來西周逐漸衰落,諸侯爭霸日盛,但族裔融合及形成新的大一統的內在要求愈加積累和增強。

這樣,在秦漢帝國形成之後,中國進入了第二次“大一統”。

這個時候,需要對歷史和先祖有一個完整統一的說法。以董仲舒為代表的的儒學,承擔起了這個任務。

也就是說,儒學,一方面“累積”地“書寫”了歷史;另一方面,也為中國後續的民族融合與統一,提供了一種思想基礎。

曾在頭條寫過一篇《五帝之變遷》的文章,有興趣的朋友也可以搜出來看看。


一老沈一


按五帝的說法,黃帝傳顓頊是傳子,但顓頊傳帝嚳是傳侄兒,堯舜之間過去有禪讓說,清華簡說是政變爭奪,可以說禹之前確實沒有形成傳子的家天下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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