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十年前，我要離開家鄉，去武漢讀書。我的一個小夥伴告訴我，出門記得一件事：伸手要錢。即身份證、手機、鑰匙、錢包。隨著電子支付的發展，人們已經很少使用現金了，手機變得越來越重要，不過身份證仍然是出行必須要帶的證件。
1936年寧夏省政府制定的“居民證制度”，開創了身份證的先河。我國的第一代身份證於1984年正式發行，那麼，古人有身份證嗎？他們是如何證明自己的身份？
在古代，人口是第一生產力。統治者為了便於統治，要對人口進行統計。早在商代，已經開始了人口登記制度，據《尚書▪多士》篇記載：“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只不過這個時候，只是對人口進行一個簡單的數量統計。
到戰國時期，各國為防止人口流失，採取了很多的戶籍措施，不僅記錄了居民的居住地與身份，像宋國的戶籍冊還配有相應的地圖。商鞅變法時，發明了“照身貼”：把持有人的頭像、年齡、籍貫等信息刻在一塊打磨光滑的竹板上，這是最早的“身份證”雛形。
這時候出現的“身份證”，主要是為了統治者對普通民眾，進行經濟剝削和道德教化，普通沒有什麼公民權利可言。秦國能製作出如此嚴格的“照身帖”，更多的是為了防止間諜的入侵。事實上，自秦以後，也只有官員才有相應的“身份證”。
普通人出遠門，需要證明自己身份的時候，只要用書信或者信物就可以了。而官員身份特殊，則要有相應的辦法證明自己的身份。現代漢語中，“符合”這個詞語，便與“符牌”有關。這是因為符牌不僅是軍權的象徵，還有防偽功能。將符牌一分為二，使用時雙方各執一半，合在一起驗別真偽，符牌合在一處才能有效。
秦漢以後，符牌逐漸分為了“節”、“虎符”、“竹使節”。虎符主發兵，竹使節主徵兵。西漢時期的蘇武出使匈奴，反被囚禁，受盡屈辱。蘇武手持符節放羊十九年，不肯屈服。符節代表著他是大漢的使臣，這不僅是他的身份象徵，更是他的精神寄託。
唐朝時期，“身份證”又有所不同，因避諱李虎的名諱，“魚符”代替了“虎符”。李虎是唐高祖李淵的爺爺，西魏的八柱國之一。據《新唐書》記載：“附身魚符者，以明貴賤、應照命。” 根據官員不同的品級發放金、銀、銅製的魚符， 三品以上由黃金作為材料，三品以下用銀活銅為材料，五品以上的官員還配有專門的魚袋。“魚符”形若魚狀，分左右兩片，上鑿小孔，以便系佩，背面刻著官員的姓名、任職衙門及官位品級。
到武則天時期，又將“魚符”該為“龜符”，其作用不變。大詩人李白初來長安之時，遇到了賀知章。兩人一見如故，賀知章敬佩李白詩才了得，稱他為“謫仙人”。二人都是好酒之人，便一起找地方喝酒，到了地方後，賀知章才發現自己沒有帶錢，於是十分豪氣的把自己的“龜符”拿了出來換酒錢，這便是“金龜換酒”的故事，從這裡也能看出，賀知章佩“金龜”，至少已經是三品大員了。
李商隱曾寫過《為有》一詩，裡面有一句“無端嫁得金龜婿，辜負香衾事早朝”。這裡的“金龜婿”原本是指妻子埋怨身居高官的丈夫，因為上早朝而不能陪伴自己。後來被人們衍生為女子的佳偶。
宋朝時，趙匡胤嫌“魚符”太麻煩，便將其廢除，只保留了“魚袋”，以金銀飾品及 顏色區分官級，主要以“金紫”和 “銀緋”為貴。蘇東坡曾被賜予銀色魚袋，以代表他朝廷命官的尊貴身份。
至明朝時，“魚袋”發展成了“牙牌”。比起“魚袋”，“牙牌”更加輕便、美觀。“牙牌”一般是用象牙、獸骨、木材、金屬等製成的片，上面刻有持牌人的姓名、職 務、履歷及所在的衙門等相關信息。
據明朝時陸容的《菽園雜記》記載：“凡在內府 出入者，無論貴賤皆懸牌，以避嫌疑。”此時的“身份證”，已不僅僅是有“身份證”的人，而是有“身份”的人。由此可知，明代“身份證”的用途已經不侷限於官員們，並開始向中下階層階級發展了。
相比於明朝的“牙牌”，清代的“腰牌”更加完善，不僅加上了編號、年齡、相貌特徵、發牌年代等，在形狀上和後世的身份證也已經大同小異。有的腰牌上還錄有持有者的面部特徵，註明身份證的用途。如一些“身份證”上還寫著“右足跛”、“耳下小瘤”的字樣。
清代各階層的身份還以帽子上的頂子（帽珠）來區分，帽珠用寶石、珊瑚、水晶、玉石、金屬等製成。不同品級帽珠的顏色不同，若為一品大員，則佩大紅寶石頂子，二品為珊瑚，三品為藍寶石，四品為青金石，五品為水晶等等，秀才可佩銅頂，一般百姓帽上沒有頂，只能用綢緞打成一個帽結。
由此也可以看出古代的“身份證”發展的比較完善，很難被人冒充。《西遊記》中，唐僧的生父陳光蕊高中狀元，攜嬌妻赴任，結果被水匪劉洪所害。劉洪霸佔了唐僧的母親，並帶著陳光蕊的官身付江州上任。直到十八年後，唐僧得知身世，才報了父仇。
古代官員上任，有兩樣東西必須要帶，一是敕牒，二是告身。敕牒是吏部配發的委任狀，蓋有大印。告身的內容主要包括：官員的年齡、籍貫、形貌特徵等信息。按《西遊記》所著，劉洪一個凶神惡煞的水賊，怎麼能冒充得了唇紅齒白的陳光蕊？更何況陳光蕊還是狀元郎，劉洪的文化水平怎麼能比得了？
在一些野史裡，確實有記載過劫匪冒充官員的情況，有趣的是這位劫匪赴任之後，還為當地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他怕露餡，還下了條命令：凡是老家來的親戚，一律不見。後來，真縣令的兒子前來尋親，奇怪父親怎麼不理他，有次路過縣衙，發現縣令並不是自己的老爹，於是舉報到了州府，這才真相大白。
陳光蕊妻子可是位千金小姐，她的父親殷開山是當朝宰相，位列“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之一”。吏部對官員三年一評審，而且省親也是常有的事，有如此顯赫的家勢，劉洪如何能冒名頂替十八年？吳承恩這樣寫或許是對明朝官場的一種諷刺，或許另有深意。
我曾經看過有位網友對《西遊記》這段情節的分析，這位網友以時間為主線，加上其他的各種推測，包括劉洪頂替陳光蕊這麼多年的不合理性，最終推斷出：劉洪早已與陳小姐私定終身，唐僧是劉洪與陳小姐的孩子，陳光蕊不過是個接鍋俠。
我看這篇文章的時候，還是大學生使用人人網的年代，當時對作者的腦洞敬佩不已，這次聊起“身份證”，突然想起了這件事，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再去論證。
另外，古代的一些特殊從業者也有“身份證”，，比如皇太子的身份證叫“玉契”；太子監國的身份證明叫“龍符”；親王或大臣留守京城，身份證明是“麟符”；將軍指揮部隊的身份證明叫“虎符”；嬪妃的身份證明叫“綠頭牌”；藩國使者也有身份證明，分為雄雌，雄的一半在朝廷雌的一半由藩國使者帶回國內；僧人是“戒牒”和“度牒”，憑此牒可以化緣和籌善款。
當然古代的“身份證”並非現在真正意義上的“身份證”，君王們將人口視為“活動的財產”，有“民不遷，農不移”之說，普通百姓想要四處旅遊是十分困難的。如今的身份證代表著普通公民的身份，沒有官職，沒有階級，不再是特權者的專屬，可以使我們合法的享受公共福利。這張小小的卡片不僅對我們自身很重要，還承擔著中國歷史幾千年的社會變遷。
